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称赞她“看见了世态的一角,高门贵族的精魂”;沈从文曾评价她:“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一条新路”;夏志清先生将她视为“五四”时期所有女作家中最具有创造才能的一位,认为“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她却是不亚与任何作家的,整个说起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①被现代文学大师、著名评论家予以如此之高评价的现代女作家会是谁?她就是凌叔华,但囿于很多原因她在中国文坛和研究界却一度倍受冷落,缘何?笔者认为:首先,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特殊时期一度盛行左翼文学,与其相异的文学样式只能潜于地下,加之其夫陈西滢的政治立场与左翼主流文学相左,这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她五十年代以后长期旅居海外,似乎在空间距离上也早已远离中国文坛。但近几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的迅速发展,使在特定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凌叔华不得不“浮出历史地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其文笔清新隽永,对女性心理刻画细腻别致,对现代中国国民性力透纸背的揭示甚至堪与鲁迅媲美,孟悦、戴锦华说她“可以汇入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批判的优秀传统。②”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起云涌,那时既往古又现代、既疯狂又矛盾、既热情又冷酷……身处其中的中国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学引向了对封建礼教的猛烈抨击上来,长期生活在男权统治之下的女性受封建礼教的迫害尤为严重,故而对女性的关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开始自觉地思考自己的地位、权利,开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人”的身份出现,庐隐、冯沅君、凌叔华成为中国第一代女性主义作家,她们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文化和男权专制,或大呼“铲除礼教之束缚,树神圣情爱之旗帜。”③或直言“自由意志不可以栖牲,不得自由我宁死。④”她们笔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新式女性,其中只有凌叔华将笔触更多地伸向了高门巨族中的小姐、太太们身上,讲述着小姐、太太们琐碎的人生世相,将中西文化交锋中女性的痛苦经验细腻绵密地描绘出来,如泣如诉。《绣枕》中的大小姐,《吃茶》里的芳影,《有福气的人》中的章太太及《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都是其笔下身处高门巨族中的小姐、太太们的典型代表,她们都继承着中国古代贤淑女子的所有传统美德——温柔、美丽、聪明、灵巧,“荣升”为太太的也都是丈夫们“才德并长的内助。⑤”
其代表作《绣枕》描述的是一位深居闺门的大小姐冒着酷暑炎热,赶绣一对精美的靠垫,希冀老爷将它送出能作为和白总长的少爷的攀亲之物,为绣这对靠垫,“只那风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样线”,“绣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线她都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⑤由于劳累过度,完工后小姐“还害了十多天眼病”,这样呕心沥血做出的绣枕送过去的当晚,一个“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两年后, 辗转出现在大小姐面前时,她才知道了这一切,“巨大”的劳动成果瞬间被毁灭,巨大的反差中大小姐无以言表的痛“清晰可见”,闺门女子悲之深切可想而知:她们没有追求恋爱的自主权,更谈不上自我意识,她们一生的希望只寄托在“绣枕”上,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一书中做过精彩的分析:“那对精致的绣枕是一个对大小姐这样的闺秀最有力和最恰切的隐喻。她们在待嫁以前就被封建礼教规范得无可挑剔———从端庄的容貌到绝对的贞洁婉顺,从贤淑的言谈举止到丰厚的嫁妆”。从女性主义批评上讲,“绣枕”就是中国男权社会强加于女子头上的“枷锁”意象,封建女子将这“枷锁”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她们甘愿被社会物化,被自我物化,她们甘愿在无尽的等待和无边的幽怨中虚度光阴,她们情愿为着社会、自我强加的意象等待着未来男人的挑选,选之,婆家人把她从自己的闺房带走,带进另一个同样“暗无天日”的闺房;不选之,沦为老处女让众人议论而举步维艰,或走向出生不好女子的“高攀”之路——做富贵人家的姨太太,落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像曹七巧(《金锁记》)、银梯(《怨女》)一样度此一生。
与“闺阁小姐”相比,作者对身处高门巨族中的太太们的人生事相刻画得同样逼真。《有福气的人》中年近七旬的章老太太,嫁的是“丰足人家”,她恪守妇道,遵循着旧家庭的生活标准。丈夫娶妾,她毫无怨言,自以为“大家人没有两三个侍妾是不成体统的,那争风吃醋是小家子气的人才做出来。”“不但对于儿媳孙子没偏没向,对于两个老姨太也一体同仁不偏不倚的” ,终于成为丈夫“才德并长的内助”。在人们眼中,章老太太“要算第一名”的“好命,有福气的人”。显而易见,章老太太的福气只在于:夫妇双全、多子多孙、不忧柴米、儿孙辈孝顺,而仅有的“福气”也在一次无意间听到儿子、儿媳之间的对话后,顿时“走路比来时不同,刘妈扶着觉得有些费劲”起来。锦衣玉食的外表下埋藏着一颗失落、苦涩的心,巨大的落差中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洋溢不知所措痛楚神情的老太太,男权社会为她们设定了“福气”标准(三从四德),她们一生严格地遵守着标准里的条条框框,用自我牺牲换取着“才德并长”的荣誉称号,在自我满足中走着她们各自“福气”掩盖之下的黯淡人生。
凌叔华凭借着其特有的生活经验和女人特具的细腻心理“复活”了一批处于新旧交替时代远离“尘世”的闺中女子,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封建礼教长期以来对女子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的戕害,可以说,她已经将这种批判的力度提到一种“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高度。
另外,凌叔华笔下的新女性也是她作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绮霞就是其女性群体中的一员,也最具典型性,她出身于“高门巨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嫁了个关心并且宽容自己的丈夫,所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女性所不具备的生存优势,可是“为人妻”的绮霞在婚后为了顾及婆婆等家庭成员的评价(在他们的道德观念中,一个天天痴迷于小提琴的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好妻子,更不配做一个好媳妇)而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小提琴,即便是丈夫容许,尽管许多人肯定她这方面的才华。她最终还是离家出走而选择了自己热爱的小提琴,三年之后,绮霞的丈夫再婚,绮霞的琴声更为迷人,但那些迷恋她的琴声的学生们从琴声里分明听到了“凄惘”和伤感……她最终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快乐和自我实现的自豪感,我认为更多的恐怕还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忧愁与烦闷。凌叔华用敏锐的洞察力超前而形象地阐释了鲁迅的“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可悲之处,她并没有冒然地去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鼓吹女子为求“解放”而走出家庭,而是冷静地对“走出去”的生活进行了冷峻的思考,这种彷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并没有消失,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依然像双刃剑一样切割着当代女性的身心,绮霞式的两难选择也时时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作为一个上世纪20年代的作家来说提出让现今女性都困惑的难题,我们不得不说凌叔华的眼光是超前而独到的。
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传统的婚姻道德标准规范了女性的思维模式,女性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自觉皈依与自我贬抑致使男性对女性的压抑得以千百年地实现,从而铸就了中国女性千古不变的悲剧。凌叔华作为20年代的中国女性感同深受,逼真地还原出了封建礼教压榨下女性的惨淡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凌叔华是伟大的,现代文学史应该有其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②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③庐隐.海滨故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M].庐隐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④冯沉君.隔绝[M].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⑤凌叔华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黄梅,海南师范大学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