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干镇，距兰州数十里，该镇的山寨街至今还保留着兰州人于解放前修建的一些民间建筑，当地人称“兰州老街”。
鲜花与青草间的故事
阿干镇产煤，一辆辆的运煤车从街道上疾驰而过。街道很窄，路面上尽是煤末，街道两旁的房屋也都不是很高，一副黑乎乎的样子。
这就是老街了，街道的两旁都是清一色的古旧的平房，没有一幢楼，东边的房屋后边是一道山梁，山脊是淡红色的，上面有很多裂痕，据说是因为地下取煤导致地基塌陷造成的；西边房屋的背后是一条就连当地老人也叫不上名字的小河，河水只有碗口一般粗，河道里尽是裸露的沙石，但流水的声音却出奇的响亮。越过小河便是一座大山，山上的植被很好，青草与鲜花相间，在正午的蓝天白云下，给人一种清新淡雅之感。
我来到了位于花亭街35号的张正龙老人家。张正龙老人今年60多岁，是阿干镇煤矿的退休职工，他1959年参加工作，从小就生活在这条老街上。望着对面那只有碗口粗的河水以及河道里裸露的沙石，老人向我们讲起了他的家事。解放前，张正龙老人的家还住在小河西边的山坡上，家里只有两间依山而建的狭小的泥土屋子，老人的奶奶、父母还有老人都挤在那两间屋子里。大山的淳厚给了这家人朴素、善良的性格与情怀，同时，也帮他们度过了那些艰苦的岁月。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人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用山里的各类野生植物充饥。现在，他家的房前屋后仍种满了从山里移来的一些能够食用的野生植物。老人指着房后一种黄色小花的荆棘儿对记者说：“你看它好看吧，我小的时候，奶奶就是将它的花儿和在面里，给我们烙馍吃，可香啦！”
作为一个经历过新旧天地变幻的人，令老人难忘的当然要算1949年了。1949年，老人只有8岁。8月，镇上的人听说要来军队，便一起躲进了大山，孩子们不愿与大人同行，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单独行动”了。老人说，那天天很蓝，他和几个小伙伴正在山坡上爬着，忽然，他的脑袋被一个人轻轻地敲了几下。他翻过身来，见眼前立着一个“小兵”，手里拿着一面旗子。“小鬼，有没有看见这里有军队上来?”“小兵”笑了笑问他。他茫然地摇了摇头。“别怕，我们不是马家军！”“小兵”又笑着对他说：“小孩，你真的没有看见过军队上来?”他又摇了摇头，之后那“小兵”便走了。
老人说，那次他遇到的是解放军的侦察兵，接下来，小镇就热闹了。大伙儿都以不同的形式欢迎解放军部队的到来。老人的奶奶一连为解放军炒了两天两夜的大豆。老人说，那时，他小，嘴馋，晚上闻着大豆的香味，听着奶奶炒豆子的声响，怎么也睡不着。想问奶奶要几颗大豆吃，但奶奶总不给，于是，就偷偷爬起来，趁奶奶不注意时，抓上一把大豆，待在被窝里吃。时光在老人的记忆里，一如那炒大豆的香味一样深情和悠长。
走近老房子
老房子面西背东，虽处于一个很高的台地之上，但仍显得很矮小。门是虚掩着的，一副古旧的样子。没有人能完全说清老房子里装下的故事，张正龙老人带我们走进老房子之时，我们看到的仅是斑驳的四壁和墙角处如指头般宽窄的裂缝。
老人说，因为老房子依山而建，地下取煤导致地基下沉，如今老房子已岌岌可危不敢住人了。老人还带我去房子的北边看了一块石头，石头很大，至少也有半吨重，距房子只有四五米远。老人说，石头是1994年4月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人，幸好石头滚偏了。引人注目的是老房子门窗上的刻花纹。门上的花纹一共有四幅，都不尽相同。一幅是饱满的玉米穗；一副是书本、笔和墨水；一幅是笛子；一幅是三泡台茶和扇子。这四幅木刻里的蕴意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吉祥的符号。而在门上方的顶窗上，则雕刻着兰花的图案。兰在我国古籍中有深远、淡雅之意，与门上的四幅木刻结合在一起，不难看出当年房屋主人的希冀与情怀。然而，这些吉祥的符号或者图案并没有给房屋最初的主人带来好运。张正龙老人告诉我，房子最初的主人姓杨，房子大概是在上世纪20年代建成的。但杨姓人家的房子建成不久，便被当地一个姓张(据说曾在阿干镇做国民党自卫队队长)的恶霸霸占了。恶霸同时霸占去的还有杨姓人家的媳妇。杨姓人家的凄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被恶霸霸占去的媳妇，因受不了恶霸的凌辱，不久便自杀离开了人世。杨姓人家流落他乡，听说后来参加了红军，解放后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但再也没有回过让他伤痕累累的阿干镇。
张正龙老人从河西搬到河东后，政府便将杨姓人家的房子分给了他们。那时，姓张的恶霸早已被处决，他们在这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十年。张正龙老人的奶奶在这房子里走了，父亲也在这房子里走了，母亲在这房了里住了几十年，前些年去了兰州市区的弟弟家。这老房子就这样伴随着老人一家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这几十年，他们在老房子的附近盖了好几间房，但一直没把老房子拆了。他们一次次地修补着老房子，像是修补着过去的历史与岁月。
车马店和铁匠铺
车马店和铁匠铺混杂在街道的老房子间，若不细心分辨，很难发现它们。它们位于张正龙老人家的斜对面，两者之间相距不过30米。
车马店比不上张正龙家的老房子那般精致，门窗虽说都是木头做成的，但上面没有木雕，窗户为木条隔出的长条状。顾名思义，车马店即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在古代，它也许该叫驿站。它的后方，是一个并不十分宽敞的院子，现在都住着人家，院子里堆满了各种物什，乱糟糟的。进入院内，要经过一个木头搭建的走廊，走廊很是狭窄，两人迎面须侧身才能通过。走廊的旁边是棚样的房子，想必是当年放置车马的地方，但现在里面装满了黑乎乎的木头，显然是煤矿用过的。
房屋的主人说，当年在这里投宿的主要是“煤贩子”，他们白天赶着骡子来到阿干镇，在车马店休息一两个时辰，然后装上煤，赶天亮前到现在兰州的新桥一带去卖。那时的新桥一带叫洪门子，是个小型的集市。提到当年矿工们的自学成才，房屋的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他说，解放前，矿工们都是用背斗背煤的，一天也就背个三四十趟，最先十来趟是背给“洞主”(煤窑主)的，接下来背出的煤是给“班长”(带领矿工们的头儿)的，最后几趟才是背给自己的。他说，那时的煤矿根本不像现在这样主要靠机器开采，大多是私人开设的小煤窑，还没一人高，矿工们要弯着腰才能把煤从煤窑里背出来，给“洞主”背完了给“班长”背，轮到给自己背时，身上就没多少劲儿了。“洞主”、“班长”、矿工们的煤是分开堆的，“洞主”的煤堆总是很大，像山一样，“班长”的次之，矿工的煤堆就不用说了。因为“洞主”和煤贩子混得熟，煤贩子来了总是先买他们的煤，接下来是“班长”的，最后才轮到矿工。有时，矿工给自己背下的煤卖不出去，想哭都没眼泪。解放后，“洞主”的小煤窑全都给封了，车马店改成了矿工们的充电房。记者在车马店临街正门的上方，看到了“充电房”三个用红油漆写成的模糊字迹。岁月也许就是在这字迹里一点点地脱落去了，昔日矿工们的艰辛生活，或许也就是在这字迹里一点点地距我们今人远去的吧。今天，车马店给我们留下的仅仅是再也无法寻找的记忆。与车马店建筑风格完全不同的是铁匠铺，其门窗都是拱形的，现在也都住着人家。据当地一位上了年龄的矿工讲，这铁匠铺是当年阿干镇一个叫陈琳的绅士开的。原来，上面还有一层的，但后来被拆了。绅士开铁匠铺，当然不会自己去打铁了。老矿工说，当年铁匠铺的生意很是红火，铁匠们打的主要是煤矿上用的一些铁器。如今，我们只能在想象那铁匠铺声声打铁声的同时，想象阿干镇当年弯着腰在煤窑里向外背煤的矿工和分成三堆的煤，以及那些赶着骡子，驮着旧长口袋来阿干镇的煤贩子们。岁月就这样把它讲不完的故事留在了阿干镇的老街上，老屋还是那个老屋，但人已不再如从前了。在车马店的门前，我们给一个小女孩照了张像，她灿烂的笑容一如阳光扩散在老街上，耐人寻味。而那位在铁匠铺前让我们留影的阿干镇的长胡子老人，却使那老街多出了几分沧桑。我们再也无法看见的过去的岁月也许就在他的胡子里——胡子里长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