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兄弟在中共建军前后

风云突变，毛家三兄弟在武昌都府堤有一次短暂的相聚。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热切展望，坚定了兄弟们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举起屠刀，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4月15日，国民党右派又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

5月初，毛泽民奉中共中央之命，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印刷厂老板，实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之總负责。

1926年7月，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后，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武汉三镇，全歼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而盘踞在华东地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却苟延残喘，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情势一天天恶化。根据毛泽民的建议，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意，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武汉三镇，设法建立一个党的公开发行机构——长江书店。几个月来，毛泽民往返于上海、武汉之间，为长江书店开业奔波。

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率部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智取宜章城，掀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起义军扩大到8000多人。起义部队占据湘南，控制了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湘粤大道，对各派军阀构成极大威胁。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军阀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立刻勾结起来，以7个师的兵力“协剿”起义军。起义军在湘南很难立足。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陈毅果断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毛泽东得知湘南起义军正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消息后，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一路由他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江西宁冈的砻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二团从井冈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毛泽东还派毛泽覃带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

3月29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耒阳骜山庙整装待发。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的接应下，朱德、王尔琢率领的起义军主力，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今炎陵县）的沔渡。正在郴州的陈毅，接到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即率领湘南特委机关、各县县委机关和起义军部分主力，经鲤鱼江木根桥，到达资兴县城，同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会合。4月6日，毛泽东率第一团由桂东向汝城进发，以牵制敌军，掩护湘南起义军转移，于4月中旬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首先与萧克领导的湘南起义军宜章独立营会合。这时，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酃县的沔渡，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

4月下旬，毛泽东率队返回砻市，立刻到龙江书院去见朱德。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堡垒。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常常思念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毛泽东相信，只要泽民在，开慧母子就会有依靠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点燃了秋收起义的火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农武装。随后，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走上井冈山，去当“绿林好汉”，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革命者。

早在7月初，汪精卫叛变之前，根据毛泽东的托付，毛泽民已经安排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撤离武汉，回到长沙板仓乡下。然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音信全无。

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着一封毛泽东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的信。从字体上看，这封信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代抄的，落款时间是1929年11月28日。信中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信）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信），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毛泽东为什么给李立三写信？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这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召开，会议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遭到批判。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在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在此期间，持续了三个多月的严重疟疾差点夺去毛泽东的生命。想起开慧和三个孩子，毛泽东的心情更加沉重。

10月22日，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的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回到闽西，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的工作任务做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毛泽东重新回前委主持工作。陈毅回闽西时，还带来了有关毛泽民在上海的消息，让毛泽东看到了寻找亲人的希望。毛泽东相信，只要泽民在，开慧母子就会有依靠。于是，他在写给李立三的书信中，附带了以上一段话。

当年毛泽民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组织上发给的生活费很有限。为了掩护身份，仅住房、穿戴两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钱就更少了。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在印刷厂工作时，常常是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毛泽民如此节衣缩食，却经常寄钱给杨开慧，接济她和孩子们。杨开慧在给好友李一纯的信中曾经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

1930年10月的一天，因叛徒告密，杨开慧不幸被捕。11月14日，她在长沙市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毛泽民得知大嫂牺牲的消息，悲痛不已。考虑到孩子的外婆向振熙老人年事已高，他们的舅妈李崇德常年在外，国民党特务随时都会对孩子们下毒手，毛泽民建议党中央，能否将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他通过在长沙的地下交通员，经长途辗转，秘密将杨老夫人和三个孩子接到上海。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家兄弟之间很难互传家书。毛泽民只能利用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的有利条件，在自己领导排印、发行的报刊上，认真寻找有关毛泽东的消息。

1930年春，中央委员恽代英去闽西苏区视察，看到朱毛红军经过长期游击战争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他用饱蘸激情的笔，撰写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和《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篇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看到毛泽东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所取得的可喜成绩，毛泽民备受鼓舞。身在红色苏区的毛泽东也从飘着墨香的党中央刊物上，看到了毛泽民工作中的成绩。一份份革命的书刊，不仅传播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也联结着毛泽东、毛泽民兄弟的亲情，传递着兄弟间的思念和鼓励。

从毛泽民当年写给八舅母及诸兄嫂的一封家信中，便能看出他当时的心境。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家嫂于去冬牺故，然我兄弟等贱体尚如恒，三哥（毛泽东在家族的排行）的三子现已入义学读书，他自己近段找有好差使，想我等当总有荣升之一日吧！”毛泽民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信中用的都是暗语。他暗示宗亲：嫂嫂杨开慧不幸牺牲；岸英三兄弟已脱离险境，入义学读书；特别是三哥“他自己近段找有好差使，想我等当总有荣升之一日吧”一句，表达了毛泽民对毛泽东创建工农武装政权的称颂，以及他本人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将党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及工作人员全部安全转移，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毛泽民领导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和地下印刷厂也进行了紧急秘密转移。不久，毛泽民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

9月中旬，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的范围扩展到28个县，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達250多万，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小弟毛泽覃是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时任中共永（丰）吉（安）太（和）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

从1927年夏秋，毛泽东三兄弟在武昌分手后，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他们终于相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建设和保卫红色共和国的艰苦斗争。（注：文中有关周文楠的回忆，均出自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存档案，毛泽覃JG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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