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至21世纪中叶约二百年的发展作出的重要定位，既是对过去一百年多年来中华民族革命与建设追求的科学梳理，也是对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中国内部秩序、东亚和世界秩序发生变迁的过程。中华民族将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向现代党和国家关系转变，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和周边国家、世界各国的关系也会从昔日帝国秩序向今日和平共处方向转变，推动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秩序重塑。
关键词：民族复兴；中国梦；社会秩序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8）02-0175-09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治国理政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3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39。自习近平同志把中国梦界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内涵之后，国内学术界对相关问题高度关注，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冷溶著述《什么是中国梦，怎样理解中国梦》，孙来斌专著《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梦”多维透视》，辛鸣专著《“中国梦”：内涵·路径·保障》等。他们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等视野，对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内涵、基本特征、内外部环境、实现路径、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与个人梦、美国梦、世界梦的关系，与“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的关系，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与研究。杨宜勇、谭永生在论文《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中列举了衡量民族复兴的三级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和国际影响等6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指标[2]，等等。这些成果都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但都未涉及到民族复兴对社会秩序变迁与重塑的研究，也未把社会秩序变迁与重塑作为主要内容或衡量指标之一。鉴于此，笔者试图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国内外社会秩序重塑的影响，进一步论述民族复兴的内容与过程也会通过社会秩序不断的变迁和重塑表现出来。中华民族正在塑造着全新的社会秩序，逐渐显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华民族也将会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的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努力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3]9。新时代民族复兴推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必定对国内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显然，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决定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将会伴随着多种秩序的重塑。
二、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文明秩序的重塑
从社会生产力角度看，中华民族必须实现工业文明才能体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民族复兴。
农耕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人类文明，中国的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漫长的农耕生产孕育了5 000年的中華文明。农耕社会过分依赖大自然的生存环境，需要良好的地理环境才能发展起农耕文明。靠天吃饭，继而辛勤劳作才能获得丰硕的生产成果。几千年来，中国农耕文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生产力低，生产规模小，分工简单，生产分散，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是自给自足。农耕社会的这种状态也造就了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学为核心，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体系，也构建了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制度。生存的地理环境，加上低下的生产力，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都辛苦耕耘在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农耕文明在经历唐宋时期的鼎盛之后，到了明末清初，闭关锁国的国策让中国人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落后于世界的一段农耕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是继农耕文明之后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社会文明状态，基本特征有：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非农业人口持续增加且比例大，信息生产速度快、传递快，社会人员流动快且明显职业化，教育普及，社会日趋法制化与民主化等。这些特征使得传统的农耕文明特点日渐消失，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及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和农耕时代差异很大。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工业文明，随后西欧部分国家、欧洲之外的美国、日本等也相继进入了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与地区都受到了工业文明影响而开始步入工业文明时代。
中国发展在明末到清末时期步入落后阶段，直至20世纪中叶才开始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笔者认为，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并实现中华民族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民族复兴，应当主要体现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飞跃。
（一）社会发展的内容在“质”方面的提升与飞跃
中国从农耕文明后期的衰退到工业文明的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曾经有过或不曾有过的繁荣强盛，重新走在世界前列。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生活状态较好，甚至是不断接近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状态，但农耕文明社会相较工业文明社会，在发展的内涵上依然无法相提并论。现阶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要内容，体现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高水平和高层次内容。
富强的中国即国家和人民富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乃至国际影响力较强，人民生活幸福。民主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民族复兴的实现过程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过程，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文明的中国主要指精神文明，就是思想文化领域达到较高的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很高，推动中华文明进一步发展，内容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和谐的中国就是人民群众都生活在一个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特征的和谐社会中，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处于协调稳定的状态。美丽的中国即指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保护生态，人民生活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层面上的目标和要求。
（二）社会发展的内容在“量”方面的保持与增加
即使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但也同样需要有“量”的参考依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单纯地实现现代化这个目的，同时也要恢复中国历史上曾经的盛世景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恢复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盛世景象。
此处的量主要采用国际通用的GDP和人均GDP两个指标，用这两个指标作为民族复兴的参考依据之一。古代中国繁荣强盛时期在GDP和人均GDP两个指标上都位于世界前列，尤其是GDP占世界的比重比较大，至清朝时期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在农耕文明时代古代中国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得益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积累与沉淀。中华民族在古代的强盛表现也是当今全国人民的追求。
在GDP的表现方面。参照麦迪森的《世界千年经济史》，在0-1820年期间，古代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世界GDP比重在22.3%～32.9%之间[4]261，遥遥领先世界，清朝达到最高峰，占据世界第一。根据这个数据，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至少在GDP总量上要达到占世界GDP总量的22.3%，这对于勤劳奋进、历来强盛的中华民族来说，显然不会满足这个数字。因为曾经达到过32.9%，所以达到30%左右甚至超越32.9%才能被接受和认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能达到最高峰值的32.9%，那么现在的中国就一定要再次实现或超越这个比重，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人均GDP的表现方面，根据《世界千年经济史》表B-21可知，在0-1000年期间，古代中国的人均GDP为450国际元，略高于西欧合计的平均数，在1500年时，西欧合计的平均数为774国际元，中国人均GDP为600国际元[4]262。在1500年后，西欧合计的人均GDP越来越高于中国的人均GDP，到1820年时已高出中国2倍还多，而中国的人均GDP不见增加反而下降。中国进入百年沧桑后，与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13年时西欧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中国人均GDP的10倍。而根据《世界千年经济史》表B-12得知，在0-1820年期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在22%～33.6%之间，人口数量在1600年后就一直占据世界第一[4]240。所以，中国未来的人均GDP如果能接近到西歐国家的人均GDP也应该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参照指标之一，毕竟现阶段中国人口接近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会稀释庞大的经济总量。
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传统文化的许多理念与形态变化与消失的过程，也是新型文化理念与形态形成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秩序重塑，引领与保障社会发展的“质”与“量”，以更高的“质”与“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从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到现代党和国家关系：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塑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是指封建国家、大家族、小家庭在管理组织机构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的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一体的社会制度。国家、家庭的权力构建和组织关系就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内，父权最大，地位为尊，在一国内，君主权力至上。宗法体系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五帝三代时期业已形成，之后不断完善，影响后世历代封建王朝。五帝时期是早期的宗法体系，夏商周三代的宗法体系，尤其是周朝的分封制度，从上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奠定了中国“家国一体”或“家国同构”的政治局面。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在伦理道德方面及汉代儒学在纲常理念方面，均进一步强化了家国同构的思想。但这种制度到了近代时期受到冲击，宗法体系支离破碎直到解体，中国社会危机重重，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28年的革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型的现代党和国家关系，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与执政地位。党章的总纲第一段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宪法和党的党章都把党的活动限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其活动范围遍及社会各领域，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与执政地位。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机构的结构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从稳定社会这个角度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在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崩溃后中国社会再次呈现出的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从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向现代党和国家关系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社会稳定器的更替和社会制度的更替两个方面。
（一）社会稳定器的更替
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和现代党和国家关系都有着维护中国社会超稳定的巨大功能，从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向现代党和国家关系的转变也是中国社会稳定器的更替。
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区分权利多少、地位高低的宗法准则，血缘关系的实质是血统关系，它是以人类婚姻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同一父系的人们聚集居住，享有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宗庙，祭祀着同一祖宗。小则可指家庭、家族，大则可指民族、国家。虽然中国历代奴隶制国家和历代封建王朝是按地缘关系建立的，区别于原始的氏族部落社会，但始终以氏族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为准则。家国同构的制度使得家族和国家在政治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都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为准则，确立了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在家族中，宗法关系维系着所有人，家长因其血统关系而居于宗主地位，家长是家族内的一把手，管理家族，统率族人，其宗主地位也会通过血脉遗传，代代相继，一般情况下嫡长子为血统上的宗主。在国家形态中，皇权由君主掌握，君主是更大的国家形态的宗主，是国家的一把手，君主的血统至关重要，是国之根本，血统不正甚至会导致国之动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因宗法关系而形成的家国同构制度渗透于国家、社会整体、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家族结构延伸至国家结构，家族与国家的权力关系都是严格的父系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实质上是家族制度政治化，国家制度家族化，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渗透于社会、国家整体，有效地促进了交通信息不发达但国土面积广阔、多民族的历代中国社会总体上的超稳定。
中华民族历经近代百年的革命实践和探索，在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对家族、社会国家超稳定的功能作用逐渐丧失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党和国家关系，使中华民族重新进入稳定发展和民族复兴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新型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因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对国家实行领导，所以在国家各级各类组织中都会设立党组织实现其领导。党章第九章第四十六条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十七条也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各级各类组织的结构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实现了对这些组织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但不领导其业务工作。尤其是对国家机构中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有效地保障了国家机关的高效运行。当然，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绝不是特殊权力、超级权力、无限权力。邓小平讲得清晰明了，“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5]12 ，“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5]19。邓小平指出，有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5]10。
（二）政治制度的更替
社会政治秩序的转变，必然带来政治制度的更替，即从专制到人民民主的转变。
尽管宗法制度既深入家族又深入国家，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过历代社会精英的努力，构建的以皇权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官僚政治体制与制度又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家长制作风和官僚作风就是其表现之一。以皇权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官僚政治体制与制度，其实质就是专制。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制度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确立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的君主制度，皇帝权威更加突出。此后，官僚体系、国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和监察制度也得到完善，改变了过去完全的贵族政治，实行社会等级流动。后经历代封建王朝的发展，专制主义到明清两代发展到顶峰。“中国的君主专制政體，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在内阁与军机处、六部、都察院、各省督抚等方面加强了组织的严密性[6]。
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在近代时期经过艰苦的奋斗，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习近平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三大历史贡献，其中之一是“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优势和特点：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民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民主集中制是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等。
从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向现代党和国家关系的转变，中国从总体上完成了社会政治秩序的转换，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必须继续改善与完善现代党和国家关系，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尤其是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
四、从昔日帝国秩序到今日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秩序的重塑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必须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建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参与全球治理，才能体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民族复兴。中国与各国共建和谐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潮流，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实际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不是让中国重返昔日帝国地位，也不是恢复昔日的帝国秩序，而是要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谐世界。
尽管中国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但世界各个国家反应不一，抱着复杂的心理看待中国提出的民族复兴。综合国外媒体有关报道和评论，主要有三种心理表现：（1）有些国家把中国看成竞争对手。这些国家担心崛起的中国会影响他们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担心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想要重新找回过去的辉煌，是恢复古代王朝的帝国秩序和昔日的帝国地位。（2）中国周边部分国家的担心。他们担心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国力蒸蒸日上，中国变得日益强大，甚至连美国都被超越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再次成为宗主国，而他们可能成为中国的附属国。特别是那些和中国有着主权纠纷的国家更有这种担心，有些国家甚至妄图把域外大国拉进本地区对冲来自中国的压力，并延迟中国的发展速度。（3）部分中立国家的担心。他们不在中国周边但又不愿意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也不愿意大国之间互相激烈的竞争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他们有着传统的“国强必霸”的逻辑思维方式，担心中国强大了肯定会称霸地区与世界。以上几种国外主要报道和评论纯属自说自画，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及其精髓，不了解中国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决定性作用，不了解中国对外的一贯主张和政策。中国文化在处理对外交往方面遵循的是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既谋求个性存在也谋求和睦相处。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2013年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外政策，绝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1]288习近平把决不称霸、决不扩张细化到不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和不划分势力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3]47。习近平把决不称霸、决不扩张提高到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的这个高度。当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对外政策知之甚少时，就会以他们的思维简单地下结论，猜忌和怀疑中国。中华民族要实现的中国梦并不是要称霸，不是要恢复昔日帝国秩序，更不是要控制别国，而是和其他国家一起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曾经一直领先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实现和达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应该主要表现为强大的感召力和强大的话语权两个方面。
（一）强大的感召力
感召力是指一种不依靠物质刺激或强迫，完全凭人格的魅力、信仰的力量领导和鼓舞他人的能力。一个有感召力的领导人或国家，不是凭借权力体系范围内的可供他支配的组织起来的政治资源，不是通过政治权力或政治化的程序去获得他人或他国的信任，而是他人或他国折服于他个人的非权力威望和人格魅力。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居于高位，却是以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无限热爱、无私奉献和鞠躬尽瘁赢得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也让世界人民无比敬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让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从产生好感到愿意和中国一起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和兴趣，因为他们正承受着新殖民主义者和霸权主义国家运用强权通过种种不平等方式强加给他们的不合理待遇，他们渴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状态，渴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而他们赞同与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正是向第三世界展示了新生的中国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中国对外交往历来重视与他国真诚相处、和平相处，真诚期待同世界各国并肩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尼时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谈到中非关系时说到：第一，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第二，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第三，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第四，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1]306-309。2013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又指出：“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1]332体现了习近平“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中国由此及彼，推诚置腹，换来了很多国家的真诚回报，愿意遵循中国提出来的交往规则，在国际事务中也愿意响应中国，这体现了中国具有的巨大感召力。当然，部分国家也不理解甚至歪曲中国与他国的真诚交往，部分地影响了中国现有的感召力。这不仅需要中国不断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外交立场与政策，不能对这些负面言论听之任之，谎言重复千遍也会成“真理”，同时，中国自身也要迅速强大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让事实说话。
古代中国在盛世时期对外国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大唐盛世时期就出现了四方来贺、八方来朝的景象，很多国家愿意和中国开展经贸往来，很多外国人仰慕中华文化，有的把这些文明带回国内传播，有的留在中国居住生活并不断学习中国文化，有的甚至还留任中国为官。显然，提升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二）强大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国外交政策与措施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程度，程度越高，话语权越强。话语权的强大并不意味着中国会称霸，也不是说中国会利用强大的话语权建立昔日的帝国秩序控制他国，而是运用强大的话语权谋求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谋求建立不受霸权主义影响的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得世界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始终围绕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古代中国历代强盛王朝都自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是天朝大国，要求周围国家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藩属国必须定期向中国进贡，进贡后中央王朝还常常以等量或更多的金钱或礼物作为交换，中央王朝获得的是尊严和地位认可。虽然这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帝国秩序，而且更多是通过强大的武力来实现这种秩序，但它确实能反映中国封建王朝的强大话语权。18世纪之后这种帝国秩序便逐渐衰败，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之后，新的国际秩序瓦解了清王朝的帝国秩序，清王朝相继失去了对部分周边国家的保护权或控制权，被迫承认这些国家独立或是被别国保护或控制。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话语权一落千丈。实际上，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对这个曾经威震四方的天朝大国发号施令，而清王朝还得点头哈腰。尽管晚清政府软弱无能，但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就此意志消沉，新中国的诞生让中国人开始重新寻找失去的话语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融入了世界，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尚未与之同步增长。中国增资IMF和中国人任IMF高官说明中国在IMF的话语权逐步增强，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中国将在 IMF 和世界金融体系中发出更多的声音，但仍未能达到像美国那样影响IMF重大决策的地步。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已经从战略制高点上为中国争取了主动权和话语权，他让世界人民既了解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又了解世界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但仍然引起部分国家的担忧。中国人仍需要不断努力，用自己的声音影响世界，增强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发挥引领作用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21世纪中国大战略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中国大战略的最高层次和最高境界，是对于世界的总体规划和长远设计。中国要引领世界、领袖世界，就必须规划和设计世界”[7]。中国已开始有意识地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实际行动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在补充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深度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斡旋热点问题和大力推动南南合作等五个方面深度参与全球秩序变革[8]。 2016年杭州G20峰会习近平向世界再次传遞了中国声音，这说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正在寻找机会、创造机会传递中国声音，影响世界秩序，提高中国的话语权。中国仍然必须一边致力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一边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国际话语权平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修改国际政治经济规则，改变国际话语权的体系，向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前进。
无论是感召力还是话语权，都是一个国家软、硬实力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具体体现，都是该国威名远播、辐射力强的必然结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软、硬实力的表现主要取决于自身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在国际事务中处理问题的能力，中国始终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并以自身优越的表现吸引世界人民的友好目光，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巨大的成功。
总之，在重塑社会秩序的民族复兴过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振奋精神，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适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国内、国际社会秩序，中华民族一定会再次强盛于世界，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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