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的大战略，国史研究的新视阈
在全面深入地推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中央提出并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战略。关于这一点，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他强调：“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而在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则更加明确了这一点，并进一步将“社会和谐”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作为民族复兴的大战略，它要求全党、全国和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个成员都应切实体认和把握，并自觉担负起这项历史使命。对此，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谈到：“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历史研究尤其是国史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新要求，而这一新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些新认识，无疑为当下历史研究尤其是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阈和新指向。
理解和把握这一新视阈和新指向，国史研究应承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就是全面客观地描述和还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科学地总结当代中国50多年来推进社会和谐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为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页)所以说，如何全面地还原这些历史，如何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如何客观地诠释这些努力，无疑是国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谐视阈下国史研究的新取向
国史研究的开创与发展，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一个自然的延伸，更是中国现时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战略，使国史研究有了一个新指向。在和谐视阈下，国史研究似应有以下新取向：
1．以和谐视角重新审视国史
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即当代中国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近十余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国史研究，就要不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所指出的：“历史研究领域能够在消逝的陈迹中获得生命，是因为我们要提出新问题，要对历史表述提问和重新构思，还要看到新的关联。”(杜赞奇：《为什么历史研究是反理论的?》，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但是，归根到底，新问题并不是历史研究者凭空臆想出来的，反而恰恰是社会、时代和历史本身赋予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战略向国史研究提出了无数的新问题，我们应以和谐视角重新审视国史、研究国史。因为“新问题开创了新的追问角度，并延扩和转变了历史的轮廓。在早先的理论框架中处在研究边缘的材料拥有新的意义，并推动我们寻找新的回应材料”(《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15页)。亦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重新发现，重新思考，重新研究，拓展新领域，挖掘新材料，构建国史的某些新轮廓和新认识，从而丰富和深化国史研究。
由于国史研究的是刚刚过去和正在发生发展着的历史，所以，它不仅要“总结历史”，而且要“说明现在”。这一特殊的规定性，决定了国史既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又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英国学者巴勒科拉夫在《当代史导论》中指出：“如果当代史旨在阐明塑造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的变化，那么它只能证实它是一门严谨的学科，而不是当代景象浮光掠影的考察。”“对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论证历史女神的长跑是无缝的天衣，而是辨别所编织的各种不同的图案。”(巴勒科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从和谐视角研究国史，恰恰是要着重探讨当代中国的“各种基本结构变化”，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的内在性和规律性。显然，这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强化了国史研究的科学性。
2．和谐视角是社会视角——应强化国史中的社会史研究
和谐视角无疑是一个社会视角和整体视角，在整体中才会看到和谐。家庭是一个整体，组织是一个整体，社会更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和谐就是社会内部关系的总体融洽、协调和平街。社会视角和整体视角首先就要求國史研究中应构建大社会史的概念，即包含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整个的社会史研究。当然，这并不排斥对其中某一方面和某个局部的研究，而是强调整体视角的方法论意义，强调从整个社会的视角考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某一方面的历史，强调把握历史的相关性，发挥国史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资鉴功能。所以，整体视角与宏观视角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另外，这一视角还强调加强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即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而这在过去的国史研究中，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相比明显薄弱，亟须强化。这一视角也不排斥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微观层面的研究，但它是服从和服务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史研究的。
3．和谐视角是关系视角——国史中的“关系史”研究应成为重中之重
和谐视角说到底就是一个关系的视角，不审视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无所谓和谐，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关系范畴。而认知事物，认知世界，认知历史，说到底也是认知其中的关系。因为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和症结，问题也往往都出在关系上；人们往往又易于注重单个事物，而忽视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只有理清关系，才能把握事物；只有理清关系，方为总结历史。法国学者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一书中指出：“每个角色都是由他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来确定的。”法国物理学家让·于尔摩谈到现代物理学方法时说过这样一段话：“通过关系，我们得到事物，通过引证，我们得到概念。”因此，他说：“关系优先于事物”(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从和谐视角研究国史，就要把对当代中国社会各种主体内部和主体之间、各个领域内部和领域之间、全局和局部之间、各个局部内部及各个局部之间等等关系的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唯此国史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
4．和谐视角是中观视角——国史研究应强化中观方法
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研究中，总体上是宏观视角和定性分析唱主角；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微观视角和定量分析则愈发受追捧。近些年来，中观视角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以和谐视角研究国史，在方法论的选择和运用上，中观方法似是一个恰当的和有效的方法，应予以强化运用。因为它注重的是考察事物的中间层和中介，强调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弥补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的不足。正如有学者指出：中观研究“既不是从宏观的角度，也不是从微观的角度，而是从两者结合和衔接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实际上就是从宏观和微观的中介的角度来加以研究”(艾丰：《中介论——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它有利于国史研究中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追问；有利于对一些以往研究中所忽视、而恰恰可能是今天总结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正反两方面经验最重要的历史的研究。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一部分的国史研究，“和谐”仅仅是研究中的一个视阕或指向，既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延续、拓展和创新，都是这一历史分支学科繁荣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并且，在这一新视阈和新指向下，如果不是充分地挖掘和占有资料，先求实后求是，而是滿足于简单地套用和图解，那也不是科学应取之态度，如此，国史研究也就难以真正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换言之，只有新视阈与科学方法的结合，方能推进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也方能切实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