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0年前，即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决定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史称“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开辟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共产国际是怎样把在成立时就宣布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推向与国民党合作之途的？中共三大是怎样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国共“党内合作”对共产党的利弊如何？在纪念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的今天，探讨这些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中共三大；国共合作；共产国际
一、中共三大召开前，共产国际推动中共改变对国民党的态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曾在自己的第一个决议中表明这样的态度：“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中共一大的指导者，由于他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所以一大作出不与任何党派联合的决议，马林是否同意，笔者不得而知。但中共一大后，马林去中国南方的桂林和广州分别会见了孙中山和国民党重要人物之后，于1922年春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等提出了一个颠覆中共一大上述决议的建议，这就是：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且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于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局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进行了认真讨论，结果是反对与国民党合作。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处处长维经斯基，阐明了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六点理由，并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
此时，共产国际为了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强调各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合作关系。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会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在谈到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只要民族革命政党不反对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就应支持它。针对中国的情况，他提出：国民党确实是革命民主政党，它做了伟大的革命工作，希望共产党将来同它并肩战斗。会议期间，列宁还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以及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和朝鲜代表金奎植，谈话中他表示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合作。
远东会议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到中国。他根据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向陈独秀等人讲述了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建议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
远东会议的要求和达林的建议，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重视。通过学习讨论，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和党所面临的任务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192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现在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需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而“中国现存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所以，中共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意味着中共开始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希望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
恰在此时，广州发生了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在平叛失败后只得寓居上海。在马林的要求下，李大钊、陈独秀拜访了孙中山，表达了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远东会议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其中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鲜明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特别是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这个决议案显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民主的联合战线”，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方式，即“党外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与马林设想的“党内合作”方式是不相符的。
中共二大召开期间，马林正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共产党应该同国民党合作，而且只能是“党内合作”，因为孙中山只同意这种合作方式，而且共产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只有参加到国民党中去，才有迅速发展的可能。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讨论，最终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将驻地由上海迁到广州，配合马林开展国共合作的有关工作。
马林带着“尚方宝剑”回到上海后，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在马林的压力下，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会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即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陈独秀等人加入国民党的举动，并没有起到促使国共正式建立合作关系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孙中山当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消灭陈炯明的军事行动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党内对加入国民党尚有抵触情绪。这种状况让马林很着急。这年12月，马林再次回到莫斯科，继续争取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这种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决议》的第七条规定：“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决议既说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又强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过，按照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水平，是很难做到两全其美的。
二、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往广州，为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提供了先决条件
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都是在上海召开的。在召开三大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时，中共中央仍驻上海，直到三大召开前夕才奉共产国际之命迁往广州。
最早提出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的，是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1922年5月，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提出，中共中央应将驻地迁往广州，他的理由是：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利金认为，合法条件和广州工人运动的规模，为共产党提出了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而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中共中央局迁到广州，就有助于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同年7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建议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因为在那里共产党可以公开进行活动。
对于利金和马林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高度重视。就在马林提出这个建议的当月，共产国际即向中共中央作出专门指示，这个指示被打印在马林的衬衫上，要求马林带到上海。共产国际指示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7月18日决定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促使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党内合作问题，会议虽然最终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但会后除几个领导人宣誓加入国民党外，并没有大的动作。中共中央也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将驻地迁到广州，而是在这年10月迁到了北京，因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很好。1923年2月，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二七惨案之后，中共中央还是没有迁往广州，而是又回到上海。同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新的政权。在马林的催促下，中共中央遂决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将驻地迁往广州。
1923年5月间，陈独秀等人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机关和《向导》杂志社随后也搬到广州。从此，在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一同在广州开展工作。由国民党控制的广州为中共提供了公开活动的条件，从而也为中共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在马林全力争取下，中共三大完成了历史使命
尽管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已经由共产国际1923年1月12日决议正式确定下来，但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合作方式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反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他在1923年3月8日给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表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派系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我们党能否无条件地支持孙逸仙的联盟呢？我断言，不能。” 3月27日，维经斯基又从海参崴给萨法罗夫发去电报，要求警告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在维经斯基的提示和影响下，1923年4月4日，萨法罗夫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汇报工作时，提出一个严重问题：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他的意见是：今后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
而马林则认为，维经斯基想让中共迅速壮大的意见只不过是梦想而已。他一面向共产国际领导人继续阐述自己的建议，一面尽力消除对国共党内合作的反对之声，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于是，在三大召开之前，马林就开始找各地代表们谈话，向他们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搞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马林更是下了一番功夫，因为他们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愿意独立做自己的事情，不愿意同国民党打交道。经过马林耐心的谈话，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
但马林在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时碰了钉子。张国焘当时是中共中央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在西湖会议上马林就领教过他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强硬态度，所以在三大前马林专门安排时间与张国焘沟通，但由于对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指示理解不同，他们还是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国际决议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论断作出的，按照决议精神，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则认为，国际决议虽然要求进行国共合作，但强调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工作。马林提出，国民革命既然是中心任务，就包括一切，共产党的工作也可以拿到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去做。张国焘坚持，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共产党的唯一任务，中共还有进行阶级斗争的任务。
就这样，中共三大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认识并不完全统一的情况下，于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开幕。
“党内合作”方式遭到反对，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是非常清楚的。但他自从西湖会议表示同意这一方式后，就成为这一策略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诚如他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尽管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很明朗，尽管马林在会前做了大量工作，但会议在讨论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时，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争论最为激烈的，还是马林与张国焘。马林指责张国焘仍保留中共二大时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则指责马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
尽管张国焘等人的观点也获得相当一部分代表的赞成，但陈独秀的态度影响了大多数代表，会议最终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写道：“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决议同时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中国共产党接受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压力。但从决议内容可以看出，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反复讨论、争论而形成的决议，吸收了不同观点中的正确成分，反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意愿和认识水平，既坚持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又强调了中共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之后，在马林的指导下，中共领导人积极与孙中山联系，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很显然，对于共产党来说，“党内合作”方式并不是一种最好的合作方式。但是，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唯一能够选择的方式，因为孙中山只同意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尽管“党内合作”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国共两党还是从合作中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也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揭开了新的一页。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望。在共产国际推动和督促下，中共三大确定的“党内合作”策略，使国共两党最终走到了一起。这使得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共产党走出了秘密状态，两党都得到发展和壮大，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国共两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三大最终确定的“党内合作”策略，应该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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