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攻击沈阳（尤其北大营），翌日占领沈阳及长春，第四日占领吉林。张学良不抵抗，国民政府向日本进行交涉，同时要求国际联盟制止。全国学生基于爱国热忱，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锻炼自己，备为国用。示威游行请求同胞抵制日货，要求政府集中全国兵力，驱逐日本。
国民政府的态度是珍惜学生爱国情操，极力辅导。教育部于９月２３日决定下列七项指导要点：一、对日本此次暴行及侵略政策加以研究和传布。二、学生于课余可组织宣传队出外演讲。三、学生参加各种集会应由教职员负责领导。四、加紧军事训练和体育课程。五、学生应努力学业，不得罢课。六、学生应刻苦自励，力戒浪漫逸乐。七、学生应遵守中央意旨和政府法规。
全国学生救亡运动以上海为最早，学生与各校领导人的言行，大多温和且具理性。平津一带的抗日救国运动此时也较温和。先是９月２６日，天津南开中学生成立“刻苦团”，要求在生活上力求俭约，刻苦自励，锻炼身体，每两周露营一次，努力功课，不买日货，注意时局。翌日平津学术团体在北平师范大学集会，作成十一点决议，其中重要者要求各校据教育部七项指导要点辅导学生，坚忍沉着，团结一致，勿自起纠纷，亦勿采过激行动，刺激日本。
一
清华学生会于９月２０日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后简称救国会），但以空谈狂叫无补于事，乃于２８日未经学校同意，以全体大会三分之二决议：全校军营化，暂停课三周接受军事训练。军营化之生活程序，规定全校男女同学一律每日六时起床，六时半早操一小时，八时至十时男生接受军事训练。午后一时至三时男生军事演讲，三至五时军事操（女生救护讲习），晚上七时半至九时半公开演讲，十时休息。在饮食方面，力求刻苦节省，不得零食。军事教官除清华军事训练部三人外，另聘北平陆军大学三人为教练。三星期后再补习停课期间的功课。学生还出版《铁血周刊》，专载日本对满蒙问题，供全国学生及同胞阅读。出版《救国日刊》，供工人、洋车夫及一般劳动大众传阅，指导其救国方法。出版《军号三日刊》，供校内同学阅读。同时发动捐献、慰劳、制棉衣和防毒面具等活动。看起来热血沸腾，行动则相当理性和平。可是自１１月２０日清华历史系讲师吴其昌率其妻及在燕京大学念书的弟弟绝食请愿，并写一篇情文并茂的《上呈国府请愿之昭告总理文》后，清华园里的情绪开始激化。
五天后，清华和燕京学生二百人赴京请愿，发表宣言，呈请国民政府接受下列四事：一、即派大军援黑龙江省。二、宣布对日断交。三、如国联对日暴行无积极制裁，中国应即退出国联。四、请中央下令通缉卖国贼（张学良）。《天津大公报》于１２月５日发表《社论》，告诫学生专心学识修养、体格锻炼和品行砥砺，使自己成为斗士，以备国家危急之需。梅贻琦两天前才接掌清华，社论内容可能出于其授意。此后，清华的救国运动稍微缓和下来。学生所作的都是一些宣传性和建设性的活动，如清华学生自治会陈请国际联盟调查团意见书等，并没有直接冲向政府。而且有些人感到战局日紧，北平已成危城，准备离校避难。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初步的行动是单纯的。政府对学生采取温和理性沟通的态度，顺势辅导，一面对日本进行交涉（非谈判），一面要求国联干涉。但日本不顾国联压力，扩大攻占东北领土，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反日运动。对照之下，显得国民政府软弱无能，故从１０月中到１２月中旬之间，北平、上海和广州等地学生开始串联请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他们不仅罢课，且捣毁外交部、中央日报社、围闹中央党部，攻击各省党部，还提出“打倒国民党”和“打倒卖国贼”（张学良）的口号。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尤其激进。各大学校长因劝阻无效，纷纷请辞，直到１２月１８日国民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明令取缔学生越轨行动后，始暂告平息。
二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本海陆空三军进攻上海，遭到十九路军及第五军英勇抵抗，牺牲惨重，学生失去请愿的理由，但因反日情绪未减，３月，清华学生在左翼领导下，与燕京等校举办“抗日殉国烈士大会”。６月，在校同学欢送第四级毕业同学时，献上“铁和血”及“易水送别，慷慨悲歌”之词，希望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勇士。不过，这一年没有发生请愿运动和严重冲突。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本向南推进，占山海关，并声明热河为满洲国领域。北平各大学学生普遍感到不安，而有逃难的思想。清华学生自治会请求学校停止寒假考试，以便离校返里。１月９日，梅贻琦校长贴出布告，“值此国难危急之秋，大学生更应为民众表率，不应示弱于人，寒假考试仍当照常举行。”学生不服，决议全体请假，教授也发表“告全体同学书”，劝阻离校，并照常举行学期考试。但全校学生九百余人，参加考试者仅三百余人，请假离校者竟多达六百余人。北平各校学生亦然。对此，北平市民三百六十五人愤而联名呈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和财政部，谓“榆关失陷后，北平之大学生，不作领导民众奋起抗日之准备，反而纷纷避难离平，实与国家增植学子之本旨大相背戾，故请停发停课期间之教育经费，移充抗日军需”。（《北平市民具呈中央停发停课期间教费案》，《天津大公报》民国２２年１月１８日４版）对北平市民的批评，清华人觉得脸面无光，而思有所表现。春季开学后不久，也就是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９日，“清华大学抗日会”收到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来函征求路工百名，修筑自遵化至玉田及遵化至沙河二线公路，以利运输补给。此函引起热烈反应，两日内就有１０２人报名，其中有清华大学九十人，组成八个分队。这种具体的爱国行动，得到校方支持。４月１日晨六时，全体队员集会于大礼堂前，梅校长亲加训勉，然后由辽、吉、黑后援会专车接送进城。梅校长和陈福田教授还亲送至灯市口贝满中学前。随队者还有三名校医，和清华所备慰劳品咸菜二千八百斤。清华抗日会所组成之“救护队”随后亦出发至秦皇岛。
这一年中央与地方教育经费并未大增，一切教育改革计划，并未如愿实现。不过，由于教育部已逐渐建立权威，“全国学校的安宁，殆为十余年来所未见”。可是汪精卫、蒋介石二人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为，采取妥协态度，却埋下了不安的种子。《王世杰日记》指出当年对日妥协的恶果有七：一、民气与士气消沉（因取缔新闻与言论，禁止排斥日货）。二、无耻政客和汉奸可公开活动。三、忠实有气节者，渐不安于位。四、日本少壮派军人气焰高涨。五、国联对华同情心消失。六、国民党道义构成消失。七、冀察平津名存实亡。
三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城内外的学生开始大游行请愿，并鼓励各校罢课。这就是迅即蔓延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的背景有三：一、日本乘中国之危，于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０日藉口亲日份子白逾恒等人被杀害，逼迫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辞职，并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口头承认党政军退出华北，并禁止排日活动。此即被批评为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胡适在本年底曾撰文要求“外交公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哪里能够“公开”？殊不知它有难言之隐。现在据郭廷以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何梅协定的内容为：一、本日已下令撤退河北省内党部。二、第五十一军明日起移驻河南。三、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决于一个月内他调。四、政府已重申禁止排外排日。（三册，４７８页）据《王世杰日记》，王谓何应钦和汪蒋二人均“力主屈服”，恶果之一、“民气与士气消沉”（１册，１３－１７页）。及中央以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后，日本不断对宋施压，策动“华北自治”，脱离中央，以便为日本所控制。日本的蛮横行为，激起国人的反日情绪。而南京政府以国力不敌日本，乃采取妥协政策，遂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二、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失去民心。三、中共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向西远突，情势危迫，其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即王明）为缓和国民党军的追剿，发表“八一宣言”，主要宣誓以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轴心，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毛泽东等到此年底召开瓦窑堡会议时才见到这个宣言，接受统一战线策略。而清华学生姚依林等人早就从北平法国人的书店中看到此一宣言。宣言中强调国防政府有十大责任，诸如收复失地、安定民生、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增加薪饷、改善工农军等生活、实行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各民族一律平等，等等。值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王明却住在外国开出这一桌丰盛漂亮的“满汉全席”，且不用他支付“账单”，但却博得民主派人士、学生和若干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左派发动并能完全控制一二九运动的基本原因。
四
北平市公安局怀疑清华学生社团“现代座谈会”有左翼份子参加，乃于１９３５年２月入校捕去学生高承志、艾光增、吕明义（均未毕业）等十一人，经数度审讯之后，释放八人，扣留高、艾、吕三人。根据审讯中所得之线索，３月１１日凌晨五时，公安局再度驱车直入清华第二、四、五、六各院及女生宿舍，捕去男女学生十人。梅校长与秘书长沈履面请北平市国民党党委董林保释。１４日傍晚，始释放新捕十人及前次未放的高承志。艾光增和吕明义仍被拘留。
学生怀疑秘书长沈履和庶务主任毕正宣打电话给公安局不要释放被捕同学。于３月１５日夜召开全体大会，通过“请秘书长沈履及庶务主任毕正宣自动辞职，即日离校，否则即行驱逐案”，并成立“驱沈、毕委员会”。沈履亦出身清华，有丰富的学养和行政经验。导因在于１３日上午，张申府教授上逻辑课，点名王瑶未到，知其被捕。张说昨日在城里听一位市党部的朋友说，市党部本来要放人，“嗣闻学校里有人打电话去要求暂缓，所以没有放”。另外，左翼份子平时就不满沈、毕二人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因沈氏曾任教于学潮最激烈的中央大学，故左翼学生怀疑其为国民党特务。他们不待梅校长查明真象，就在校园中遍贴驱逐沈、毕宣言和标语，批评沈氏陷害同仁、操纵学生会、滥用公款、透支薪金和自加薪水，还指控他在１４日晚学生会开会时，令人将电灯熄灭。校园紧张状况于是遽升。梅校长贴出布告，指责学生行为越轨，不循正当程序，又无事实凭证，诬控师长，徒添校园纷扰，有损清华形象。布告说；查近日校园内发现揭贴多种，对于校中一二高级职员之措施有所指摘。昨日复据学生会整理委员会代表面呈各节，除关于事实各点应令确举证据，以凭查核，并面诫不得有轻率举动外，兹更为诸生申言之。按诸生对于学校公共福利，有所见闻，倘按正当途径，报告学校，学校自愿虚怀听受，藉资参考。至于事无实据，任意行动，则不独有损学校之名誉，玷辱同学之理智，且亦为学校纪纲所不许。此意前一再公告，应为诸生所共晓。
此次学生委员会未按正当途径，陈报学校，听候裁酌，即行四布揭贴，实属违反纪律，且予外人以极度不良之印象，殊深惋惜。诸生倘果爱护学校，当知所以补过之道。至于此次事件，学校目前正在严密调查之中，不久当有解决。诸生务各善体此意，安心学业，不得再有越轨行动，以滋纠纷，而干未便也，切切此布。
校长梅贻琦
（《天津大公报》，民国２４年３月１９日）翌日教授会四十七位教授开会，朱自清记录，决议三事：一、同情沈遭误会，派代表挽留；二、请校长对学生越轨行为，严重训诫，“如不悛改，即严加惩罚”；三、推举朱自清、吴景超、吴正之、浦薛凤等七人慰问沈氏。梅校长同时通告学生说，学生自治会代表所陈上述各节，经查明“全无事实根据”，出于误会，并一一加以解释。多数学生接受校长和教授会的劝导，安心上课，不欲再问驱沈之事。少数学生会代表仍不死心，拟再开全体大会，决定未来行动。沈履经教授代表挽留，不久复职，事件结束。校园里恢复了半年的平静。
五
日本为了在华北建立“倒蒋、亲日、防共”政权，逼迫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为宋拒绝。乃利用旧官僚殷汝耕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４日，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学生均不能安心读书。同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数十人集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举动”，并“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签名的除上述四位校长外，还有傅斯年、任鸿隽、胡适、顾毓臔、张奚若、蒋廷黻和查良钊等二十余人。时任中共清华党支部委员的蒋南翔乃发动清华“学生会”起来响应，１２月３日召开全体学大会，七百余人参加，杨联皗主席，作成三项决议：一、以本校全体同学名义通电全国，绝对否认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反对任何脱离中央或类似之华北自治组织。二、联合平市各大中学，向地方当局作一大规模之请愿运动。三、请愿案由清华“救国会”全权办理。会后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并采取行动。清华教授会亦于５日召开全体大会，商讨应付时艰办法。对这样的形势，南京政府当然有连串的交涉、安排和行动，如通缉殷汝耕、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虽然容纳一些亲日派人物，基本上仍由忠于中央的宋氏所掌控。由于政府无法对学生说明“以妥协争取备战时间”的底线，而学生则误认为中国有力量和日本一搏，政府软弱无能。而左翼则意在颠覆政府，故一场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正在清华“救国会”的联络策划之下酝酿展开。
１２月９日晨七时，清华学生六百余人（约为全校人数一半），清华由蒋南翔等领队；燕京学生四百余人，由黄华等领队，共乘汽车三十余辆，向城内出发。当局闻讯关闭西直门和其他各门。两校学生未能入城，就在城外集合不散。在城内，军警把守各大学校门，不让学生外出。但仍有学生六、七百人冲出校门，集合于新华门，手持请愿小旗，高呼口号，要求谒见何应钦部长。时何已赴汤山，由侯成代表接见。学生提出六点诉求：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请何宣布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六、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侯允代为转达。学生另要求侯氏通知地方当局打开城门，让清华、燕京学生进城。侯以非职权所在不允。学生要向北平市政府请愿，被警察阻止。学生转赴西直门，思与城外同学会合，惟在护国寺被警察拦阻。东北大学学生与警察冲突受微伤，八人被捕。学生又结队东行，至王府井大街，途中各校学生陆续参加者增至千人。学生沿途散放传单，呼口号，五时到霞公府，才被公安局消防队用水龙冲散。在城外之清华、燕京学生于四时十五分，亦被各校当局劝阻回校。城门开启，全市交通恢复原状。
这次请愿运动，提出停止内战和言论结社自由，系受到“八一宣言”的影响。也和上海救国会王造时的主张相呼应。北平市长秦德纯不许警察带枪械和警棒，只许用水龙，因天寒水冷，一冲即散，可免伤人引起更大冲突。之所以选在霞公府冲散学生，系怕学生走向东郊民巷，会被日军射击，是不得已的措施。
六
请愿行动总算和平结束，但请愿目的没有达到。清华和燕京学生被阻城外，更是十分懊恼，于是有人造谣说清华有一女生死亡，酝酿继续罢课。燕京学生自动停课一日，北大不安，其他学校到者亦不齐。看起来，学生企图以“自废武功”的罢课手段，逼迫政府就范。清华、燕京、北大、师大等校长乃于十日集会，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会后，梅校长于晚上发出如下的布告：顷闻学生中有提议全体罢课者，如果属实，殊属非是。在此时局多故之际，诸同学应发努力于实力之培养，切不可荒废学业，作无代价之牺牲。望各安心，勿得有越轨行动，是为至要，此布。
清华教务长叶企和四位院长冯友兰、吴景超、陈总、顾毓臔及各系主任，亦于同晚劝告诸生，并一一澄清谣言的不确实。学生则无动于衷。１４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平大徐诵明、燕大陆志韦、师大李蒸、东北大学王卓然又发表“告同学书”，谓同学请愿目的已达，并无女生伤亡，被捕者均已释放，同学应即日恢复上课，勿别生枝节，虚掷光阴。
何应钦部长亦致书各校长，慰问学生云：中央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处理平津政务。各部门负责人，“均富有国家思想，人事之变更，并不影响国家之统一。”望同学恢复上课，埋头学问，为有用之材，始裨益国家，勿作无益的课外活动。北平市长秦德纯亦呼吁道：这次华北外交，系由中央主持。市政府并未压迫学生运动。希望同学即日上课，但“师大和北大学生仍有坚决主张罢课者”。清华和其他学校也不肯上课，气氛十分紧张。
在左翼份子的影响下，１２月１６日。北平城内外各校学生又进行第二次请愿，弘达中学打头阵，冲入阜成门。清华、燕京千人也跟着进了城，和城内各校学生会合，持灰色木棒，四处攻击。警方再用水龙喷射，学生抢水龙，双方于是冲突，学生除有微伤者外，十余人被捕。警察也有二十人轻重伤。至晚上十时始散。被捕者经询问后于翌日释放。
梅贻琦、蒋梦麟等又召开会议，２０日发表“第二次告同学书”，表示没想到“第一次告同学书”发表后，竟有１６日的游行。指出赤手空拳的群众运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望同学即日复课。为安定政局，各校教授代表亦走访冀察政务主委宋哲元，表达关怀之意。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刘玉书２１日发表“劝告学生书”，除恭维学生品学和爱国心外，还说有不良份子渗透其中，证据是在学生散发的传单中，有“欢迎红军”等语。刘警告说，平津华洋杂处，稍一不慎，牵动外交干涉，祸在眉睫。希望同学专心读书，勿为奸人所用。
但是各校学生已受左翼份子所主持的“北平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操纵，对各校校长、教授和有关当局之劝告，无动于衷。当上海和南京的同学已恢复上课时，平津学生２２日尚无复课迹象。《天津大公报》于是发表长篇社论，呼吁同学复课。２３日，宋哲元以“历次学潮均有野心家操纵，……甚至共产党潜匿其间，鼓动诱惑，危害国家”为由，电天津各校提前放假。天津除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外，其余大中小各校，均遵命提前放假。北平之清华、北大等校长则认为离放寒假仅约两周，上课日期将毕，考试日期即届，除去新年放假三天外，所剩无几，实无提前放假之必要，力劝学生复课。而北平“学联会”反对复课，并否认公安局“共产党计划发动全市大暴动”的指控，说该组织“实无此力量”。同时计划发动第三次请愿，拟派遣代表分赴各处宣传，以“唤起全国爱国人士之同情”。
北平“学联会”已掌握北方学运，成为可以和大学校长、教授和官员谈判的对手。其于１２月２７日所召开的“慰劳大会”，就是彰显其权力的一个标志。到会者不下五、六百人。其中有清华北大等四十余校代表２２１人，受伤学生３３人，新闻记者和各校教授来宾４９人。大会主席团由北大、燕京、中国三校代表担任（清华左翼有意回避）。会场陈列由“学联会”及各地学生会赠送的慰劳品，和女生救护队赠送给受伤同学的美丽鲜花，声势浩大。会议决定七点今后方针：一、有条件复课（提出九个条件，内容不详）；二、切实执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三、举行募捐运动；四、努力教育自己；五、扩大救国宣传；六、募款一千万建纪念碑；七、最近期内成立华北学联会。会中虽有人建议学联“避去秘密行为，成为公开团体”，“并望及早解决复课问题”，但未被大会采纳。
清华等大学校长会议于是决定：１９３６年１月４日复课，２０日起放寒假十四天，２月３日开学注册，１３日上课。但由于“学联会”的抗拒，各校复课努力终于失败。清华等校不得已决定自１月５日起提前放寒假，２月１日开学。
很显然，在左翼操纵下的北平“学联会”，已成为平津学生权力团体。准备和政府部门及学校当局斗争到底。这次慰劳大会抬高其声势，对复课提出九个条件，连续罢课达２５日。清华、燕京两校“救国会”且自组南下宣传队，扩大北平学联的组织和影响力，给政府和学校当局增添了极大的麻烦。
七
清华原订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１日春季开学当天，补行上学期因爱国运动未举行的期考，目的希望学生利用寒假专心温习功课。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学校改于２月２４日举行。学生“救国会”决定请再延期，声言如校方不延期，则拒绝补考，并自动进行非常时期教育。对“救国会”的上述决定，各系主任开会讨论，认为事态严重，宜提交“教授会”处理。２月１９日下午，“教授会”正在科学馆楼上开会讨论此事。“救国会”主席黄诚竟率领学生五百余人集合操场，先游行全校一周，再到科学馆楼下，由临时主席刘毓珩（未毕业）宣布：一、为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和生活，要求免考。二、否认学生反对学校，“愿永远与学校合作！”，并高呼“清华师生合作！”“免除学期考试！”等口号。然后派代表黄诚、刘毓珩二人上楼晋见教务长潘光旦。潘劝学生散去，学生不听。“教授会”以学生迹近要挟，仍决定如期举行期考。学生不满，上楼大闹会场。“教授会”主席张奚若劝阻无效，愤而发表宣言，全体辞职。宣言大意谓：同人等于本日下午四时开会，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在外高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之下，既感执行职务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导之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除向校长辞职外，谨此宣言。张奚若等七十四人（实际签署者六十八人）（《清华大学又起波澜》，《天津大公报》，民国２５年２月２５日。）时梅校长人在南京，“教授会”立即去电报告。“学生会”知事不对，当天晚上八时半召开全体大会，到者６１９人，主席团为陈元（未毕业）、刘毓珩、黄诚等人，决议：一、挽留教授，由“救国会”向教授解释误会。二、加强纠察队组织，维持校内秩序。三、登报声明此事真象，并表明态度。四、立即执行非常时期教育及免考办法。但誓言：“如有人从事破坏时，应由救国会组织特种纠察队，负责制止。”。至午夜十二时尚未散去。由此可见清华“学生会”与“救国会”沆瀣一气，欲以纠察队掌控清华，拒绝补考和正轨教育。
“救国会”向“教授会”统战失败，公然对抗。学校则因教授辞职，全校几乎陷于瘫痪状态，须待梅校长回来解决。想读书的同学不满，出来组织团体反对“救国会”。
教授辞职后，学校停课，仅有体育课等部分教员，及在秘书长沈履以下之行政人员照常上课办公。“救国会”（因以大礼堂为集会所，又称“大礼堂”派）由原先属于“学生会”的任务性组织，现则转变为独立的校内权力机构，且拥有纠察队和特种纠察队的半武装组织，反抗政府和学校权威，不须征求学校同意，竟自实施非常时期教育，胁迫同学抗拒复课和补考。不满“救国会”霸道行为的同学，在“同方部”国民党团的支持下，组织清华“护校团”，２月２２日通电全国各机关和学校，指控“救国会”受左翼份子操纵，行为非法，要求校方严惩，挽留教授。他们表示：一、坚决否认现任救国会的非法行为及其法律地位。二、退出左翼下的学联。三、挽留全体教授，遵守一切校规，并请学校当局严惩此次风潮主动份子。
“救国会”对“护校团”之上述声明，立即反击。向校长报告事件经过说：近有少数同学乘机组护校团，辱骂诬陷。本（救国）会领导六百同学请愿，本系执行大会决议案，惟不能善导同学，致生此种不幸，自当深自引咎，极力设法解决，请转达诸位师长，即日复职授课，为学校留元气。
“救国会”坚持自己合法，承认行为偏失，同意复课，但不肯表明政治立场。对两个社团的冲突，因梅校长不在，沈履秘书长不能处理，教授们也保持缄默。
２３日中午，“护校团”在北平大羹番菜馆开招待记者会。由刘同声（１９３９级航空系）、张肖虎（１９３６级土木系）二人主持，提出五点声明，其中除挽留教授、遵守校规、否定“救国会”法律地位及退出学联和前面的声明相同外，增列：“否认学联举办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实行教育部所拟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最后表示：在不反对任何党派和拥护中央两原则下，努力救国运动，并负纠正错误救国运动之责任。
八
在全校师生极度焦虑不安与期待的情况下，２３日下午梅校长从南京返抵清华，心里已有腹案。翌日上午十时召开全校学生千余人训话。教务长潘光旦和秘书长沈履陪同梅校长步入大礼堂时，受到全体学生热烈鼓掌欢迎。梅校长常和政府要人接触，知有左翼操纵之事，但为爱护学生，只再度告诫各生遵守校规，不得再有越轨情事。同时宣布三项决定：一、上学期因请愿没有举行的大考，必须补行。二、为维护学校纪律和教授尊严，“救国会”委员黄诚等十一人各记大过两次。三、清华不接受“救国会”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办法”。明确宣示，凡不愿接受清华之教育者，可以离去。经过梅氏的这番训诫，多数学生决定遵命，按期应考。风潮到此暂时解决。梅校长的训词和师生的反应，都反映了当时清华校园里的师生伦理关系，要点如下：一、清华能有今日之成绩，皆赖过去师生于学行上努力之结果，大家应力加爱护保持，以免将来蒙受不良影响。
二、学校中以“施教”与“受教”二者为主体。师长以才能学识训练大家，学生应虚心受教。学生如认为所施者非其所需，尽可离去清华。若认为根本不需学校训练，亦请离开学校。
三、纪律之维持更为重要。非常时期之纪律，更当遵守。本次事件，部分学生包围教授会，要求免考，本人认为殊为不当。学生对于教授失礼，且欲以事出误会卸责，更不应该。当时各教授最感痛苦者，为学校纲纪之破坏，认为无继续施教之可能。本人除敦劝各教授复职外，并致歉意。
四、至同学请求免考之事，碍难照准。本人负教育责任，势必补行期考。望大家遵守应试。至非常时期教育，学校已拟定具体办法，俟教授会同意，即可施行。若学生擅将所拟“非常时期教育方案”送校，请照实行，则断为不可。
五、于当前情势下，同学应同心协力，和衰共济，向合理方面努力学习，使本校教育得以顺利发展。
六、至于领导同学包围“教授会”，鼓噪要挟之“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成员：黄诚等十一人，本应立即开除学籍，姑念该生等事后已知深自引咎，特每人记大过二次，以资警戒。
关于补考事，校长办公室２４日贴邮通告：“改定于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六日举行上学期学期考试，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八日止，暂停上课，俾资温习功课。”经过梅校长这番明快的处理，各教授“咸谓此次事件乃清华自成立迄今二十余所未曾有者。校长既已惩戒肇事学生，并敦劝复职授课，若果学生自今痛改前非，努力学业，校内纲纪恢复，自可打消辞意。”至此一场严重的师生冲突暂时结束。
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和清华“护校团”都指出，“学联会”受到左翼份子操纵，如主张免除考试，干涉学校行政等，一若清华“救国会”所为。又在《学联工作报告》中，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提倡农工革命，主张全国一致反对国民政府，才能抵抗日本敌人等语。（《院校教联会告平津学生书》，《天津大公报》民国２５年２月２８日）证明北平“学联会”确实受到左翼份子操纵，而清华左翼领袖蒋南翔、姚依林和黄诚等均在北平“学联会”扮演重要角色。
左翼的确控制了清华“学生会”、“救国会”和《清华周刊》，如他们于１９３６年５月出版了《救亡运动报告书》，完全从反帝、反封、救国的观点，叙述一二九运动被军警镇压的情形，以显示其行动的正当性。由于“救国会”在校内的种种表现，为学校当局和“护校团”同学所不满，西安事变后，被何炳棣等要求解散。
九
哪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９日，正是清华学生开始补考的日子。北平宪警突然入侵清华校园，遭学生抵抗，形成僵局者两昼夜。结果学生２１人被捕。
在一二九请愿后，行政院为防范左翼幕后操纵，令各校“取缔非法组织”。北平宪警当局遵命突击检查清华、北大、东北大学、中国学院等校。清华首当其冲。２９日晨四时，北平宪兵司令部之宪兵，和北平市公安局警察二百余人，拿着四十余人的黑名单，按名一一对照学生证像片检查。检查结果，将地下党领导人蒋南翔、姚克广（依林）和方左英（１９３６级土木系）三人及一名寇姓工友带走，惟到清华西院门时，被学生包围，抢回蒋南翔等三人。学生将宪警逐出学校后捣毁宪警用车八辆。
梅校长和潘教务长于此日上午九时在大礼堂召集同学训话后，就进城去见市长秦德纯、公安局长陈希文和冀察政务委员宋哲元，以求了解宪警为何捕人，并谋解决之道。
学生会也召集临时全体大会，决议：一、请校长立即保释同学和工友（其实已抢回）。二、请学校保障以后不得再有宪警进入校门。三、加强同学组织，在问题解决前不举行补考。四、请新任“救国会”委员立即宣誓就职，进行工作。五、一致拥护校长。六、电请行政院收回取缔平津学联成命。会后召集纠察队担任警戒，并派代表去晋见校长。由此可见“学生会”、“救国会”和“学联会”胁迫校方保护，并无妥协意向。梅校长虽分电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处长蒋廷黻，设法请北平当局“缓和处置，以免激起意外”。但于会晤北平当局后，竟向学生表示，学校无力“保障安全”。
果然２９日午后，校外宪警增多，并有三十余人进入校内。学生鸣钟集合五六百人，将宪警逐出校区并关闭校门。宪警则层层包围全校，情势严重。学生再度集合，商讨应付办法，决定派代表晋见校长，惟因校长已进城，改向工学院院长顾毓臔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示，商议结果决定让步，接受检查，由学校派教授向警方交涉，只准派五十位宪警进来。全体同学则集合在体育馆，听凭检查。“时蒋南翔躲避在锅炉房，由工友掩护。姚依林则躲在冯友兰家，女生躲在朱自清家，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家”和华罗庚家者。但宪警入校后，径赴各宿舍检查，同时包围图书馆和体育馆。对已在体育馆的同学，令女生外出，分男生为三部分进行检查，自此日晚上七时到３０日晨五时结束。蒋南翔、姚依林等虽得幸免，但有２２人被带走了。其中，法学院７人，工学院４人，文学院３人，理学院２人，查无学籍者６人。
事后梅校长发表谈话，感叹本校风潮甫经平息，又生此事，实属不幸。指出学生捣毁车辆，是事态严重的原因。他说，黑名单中之４０余人，系经军警各方调查确定者，但被带走之２１人（方左英在外），多不在此名单之中。校方愧无保护之力，惟盼当局查证清楚，将无关者早日释回。至被毁车辆，校方准备赔偿息事。补考日期延至下星期六（３月７日）举行。显然，梅校长已知蒋南翔、姚依林和黄诚等人的背景，如果治安单位手中确有证据，他也不反对他们入校捕人。
３月２日梅校长又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承认宪警有入校传讯学生的公权力，对肇事学生查明后一定严惩。希望学生安心上课，不得再有越轨行动。校内课程必须照常进行，补考时间由各系调整。对无辜者，校方将设法营救。至于他未能制止学生暴行，则电教育部自请处分。梅校长的这种态度，必然不为左派学生所欢迎。３月７日在“救国会”主导下，戚长诚等２６人成立营救委员会。赠送衣物食品，游说有关人员，争取社会与舆论支持，催促政府释放同学。“救国会”虽承认犯错，今后“绝对遵守全体公意”，接受“严格的裁判指导”，但又坚称，共同对付敌人是唯一活路。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放弃运动学生的工作。
不知是否与清华营救活动有关，北平治安当局紧锣密鼓审讯学生，１３日晚释放郭守田、王万福、马忠、米泰恒、韩鸣５人，２３日释放孙世宝、陆钦尚、施养成、陈耀庭、叶涣通、刘述真、宁*:、张璐、薛容、李捷参、武迟１１人。他们都由教务长潘光旦和事务主任毕正宣以大汽车亲自接回学校。其中，施养成因神经错乱，送神经疗养院治疗。其余５人留于陆军监狱继续侦讯，至４月８日下午释放林亮、段龙和谭三育３人。艾光增（第二次被捕）、王玉发２人案情重大，原拟移送南京侦办，但艾于４月２３日获释放，最后仅剩下王玉发一人。
总之，这次宪警入校捕人，显示国民政府压制左翼操纵学运的决心，但并没有逮到真正的主谋者，原因是学校爱护学生，同学也不忍心有人受害，所以梅校长和多数教授，整日收拾学潮善后，受尽折磨，苦不堪言。
十
北平“学联会”和各大学之“学生会”，完全蔑视政府和学校权威，利用机会制造事端。有些活动实际与爱国无关。一旦被捕，又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这是政府领导人和大学校长最头痛的时期。
“学联会”和北大学生会，在未知会北大校方的情况下，１９３６年３月３１日上午，让清华学生杨学诚从校外秘密运入一副空棺，放在北大第三院，为传说病死医院之河北高中学生郭清举行追悼大会。北平各校学生八、九百人（清华人也不少）与会。警方发现后报告北大当局。蒋梦麟闻讯诧异，会同警方亲往劝阻。学生坚持举行，并将该院正门封锁，不让外人进入。警方只好在院外包围守候。及追悼会结束，学生回避警方拦阻，竟动手拆掉三院后墙，将空棺经由孔德学校抬出，到东华门大街转北池子游行，一路散发传单。警察赶到，冲散游行队伍，捕去男女学生５３人。其中，以清华１３男４女为最多，北大７男２女，燕京３男４女，余为其他学校学生。蒋梦麟不满学生行为，立即开除为首之４人。清华学生会要求校方营救，潘光旦教务长以事先不知情，须待调查清楚背景后再行保释。
因抬棺游行被捕之１７位清华学生，４月１３日释放１１人，６人仍还在押。４月２９日释放女生徐骣宝一人，其余５人和张申府夫妇尚在狱中。
学生抬棺游行之目的，在制造政府迫害爱国运动的恶劣形象，以争取社会同情。但因其行动过于激烈，为政府和学校制造极大困扰，社会亦不同情。及刘少奇先生参加决定“抗日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后，于１９３６年春天出主天津北方局，才纠正偏激的学生运动。刘向学生指出，日本是主要敌人，国民党是次要敌人，过去学运以打倒国民党为目标是错误的。一二九游行时反对宋哲元和二十九路军，以及无端抬棺游行，都是错误的。因它徒令积极分子被捕，丧失社会同情，使党陷于孤立。刘于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要求学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改以李葆华为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依据刘少奇的指示，也批判从一二九爱国运动至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要求学生恢复上课，“一面读书，一面救国”，尊重教师，团结家长。同时指示“学联会”、各校学生会和“救国会”，必须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向国民党、文教界及党政上层统战，用和平方式团结学生，加强师生合作（《一二九运动史要》，１０９—１１８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换言之，刘少奇认为蒋南翔“华北之大已容纳不下一张书桌”的口号，是错误的。呼吁学生应回到学校去一面读书，一面救国，不可动辄罢课。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先生的策略思想、政策水平和斗争经验，要高出蒋南翔、姚依林、黄诚等辈多多矣。
十一
１９３６年６月３日，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清华同方部召集全市代表大会，有五十余校代表８０人出席。先由联合会主席报告开会意义：一、扩大组织（由三十八校增为五十八校），加强实力。二、发表反对日本增兵宣言。三、各校自明（４）日起一律复课。但“救国联合会”扩大改组后，突然决定于６月１３日举行抗议日本增兵和二十九军南调大游行。而游行后并未复课，使各校均陷于半休止状态。
６月中旬为名校举行毕业考和期末考之期。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平大五校长于是集会，商议劝导学生复课办法。北大蒋梦麟声称，未考者决不补考，缺考者留级一年。如有纠察队，就开除，停办北大也在所不惜，所以北大的考试如期举行。其他学校亦多顺利举行，仅清华、燕京、东北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发生问题。
清华原定自１８日起举行期考一周，但“学生会”为要求绥靖公署收回日前公布之“紧急时期维持治安办法”，１７日晚上竟擅自决定“无限期停课”。１８日当天，“救国会”的纠察队阻止同学进入教室，扰乱试场秩序，并对主考教师无礼，使考试无法进行。此外，还拿走学校的报时钟锤，扰乱校园活动秩序。梅校长立即贴出布告，要查明严办。由于考试已无法进行，乃决定除四年级毕业考仍应在本学期内举行外，其余学生提前于１８日起放假，９月１日开学前补，凡缺考者以退学论。梅校长１８日的布告说：据教务处报告，本日学年考试举行时，有学生在各教室门口阻止同学入内考试，并闯入考场扰乱秩序，对于主考教师亦有失礼举动，又据庶务处报告，今晨有学生多人，强将打钟锤取去，以致校内时刻无法报告。似此行动越轨，实属有干校纪。除俟查明严加惩处外，查本日情形，本学年学年考试已属无法举行，应自本日起即放暑假。所有学年考试，定于九月一日起举行，届时如有不参加考试者，即作为退学。至四年级学生毕业考试，著教务处另定日期，仍于本学期内举行。此布。
校长 梅贻琦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八日１９日梅校长又贴出通告重申：“查四年级毕业考试，已定于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举行，届时如有不到场应试者，即以不及格论，如有学生对于应试学生阻挠干涉者，即予开除学籍，应试学生如受阻挠干涉，准随时指名到教务处报告，以凭严办。”学生虽然反对提前放假，但毕业考还是如期举行了。
至于１８日阻挠考试事件，经调查后，确定为学生“救国会”所为。校方决定开除其领导人黄诚、陈元、刘毓珩、吴承明４人。记二次大过者有救国会委员华道一（未毕业）、宁士英（未毕业）等１１人，和纠察队胡光世（１９３７级化学系）、钟烈*6（１９４０级经济系）２人。
“救国会”对校方的处罚，表示十分不满。他们说“救国会”仅执行全体学生的决议，并没有过错。清华原本为学术自由之地，老师都爱护学生。校方今竟如此严惩，不仅愧对学生，也丧失自由之美名。更甚者，学生因爱国行动而遭如此之“压迫和摧残”，表示学校已无正义和法律，也“无所谓办教育”可言！对于这样的学校，记过和开除又“算了什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２册〔下〕９２３—９２７页）被开除的黄诚更不服气，狠批清华，说２５年来清华从未压迫过学生运动，“更不曾有过开除同学的纪录，而今因爱国而被开除”。今既被开除，不留恋、也不后悔，仍为救亡奋斗。他指责政府和学校妨碍救亡工作，无异“汉奸行为”。倭寇重兵压境，大敌当前，左翼学生领袖口头声言抗日，却指控政府与学校为汉奸，公然反对自己的正当合法政府，此种乘张行为，究属抗日，还是助日？爱国，还是祸国？及今反省，岂不灼灼昭彰乎？他们将刘少奇先生的纠偏指示置若罔闻，这种极左思潮，误导学运，祸及广大莘莘学子。竟有学者，持学生永远正确之论，历六十余年，犹不窥历史迷幕后之真谬，何昏昧之极耶？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