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原理试验
1963年8月13日，我从北京清华园乘公共汽车到通县，用小竹扁担挑着行李，第一个来到保安胡同一号军营报到，从学生变成了一名军人。
1966年3月的一天，忻贤杰室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今年你们二组参加塔爆试验，你负责产品站的控制工作，十月份进疆执行任务；现在人员紧张，有些人就要上场执行空爆任务，有些人正在山东参加‘四清’运动，你一人先负责产品站分控设备的装机调试，以后再增加人。”
忻主任又说：“地下核试验任务原来你负责的那部分工作，还继续由你去做。”
在此以前，我曾参与了一些有关产品引爆控制站的前期准备工作。“产品”是对核弹（原子弹、氢弹）的代称，产品引爆控制站就是核试验场上引爆核弹的分控站。现在，忻主任这么说，无疑告诉我要同时准备并将两次负责产品引爆控制站的工作了。
核试验场上无小事，核弹引爆控制站的工作更不容许有丝毫差错。我感到责任重大。
那年4月，我常常随结构设计组（组长徐志燧）的朱华、张殿珍，到地处北京东郊定福庄的所附属工厂车间联系机箱加工。4月下旬取回机箱后开始准备器材，5月份完成装机调试。
1966年6月，“四清”任务结束，战友归队，各控制组人员得到补充。
室领导分配陈君泽与我结伴共同承担第二次塔爆产品引爆控制站工作。
当时正是“文革”大串联时期，客运列车挤满了红卫兵小将，已容不下我们核试验大军。国庆节后不久，我们就搭乘货运列车，从通县火车站出发走北线经包头、银川，花了一星期多时间终于到达了吐鲁番车站。这次进疆既是执行任务也是研究所大搬家，我们下火车后，就直奔红山新家，三百多公里的公路乘的是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
我和陈君泽到达后，就对分控站设备进行了开箱检查、加电检查，与主控站一对一联试，均一切正常。接着全场控制系统联试，也都很顺利。
趁着工作间隙，我和陈君泽悄悄去第一次塔爆爆心遗址走了一趟。1964年第一次塔爆试验，我随胡至明组长在离爆心700米的703工号三室的核链式反应动力学测量站参与控制工作。是年9月，我曾来过此地。当时百米铁塔高高耸立，塔下近处是贺成功、习化玉战友工作的产品控制站小屋，小屋门上挂着陈贵森指导员书写的一个大大的“响”字。如今这里已面目全非：铁塔4根柱子直立部分只有二十多米高，以上部分均被原子烈火烧炼弯曲躺卧地上，铁塔顶端几十米部分已不复存在。原来在塔下的引爆控制站小屋及里面的分控设备，更是不见了踪影。我站在二十来米外，默默看着铁塔的残骸，真想走过去抚摸一下，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考虑到爆心是永久沾染区，现在离原子弹爆炸时间刚两年一个月，这里还是禁地，我们不得不匆匆离去了。
接下来的工作是与核弹研制单位二机部九院同志进行技术交底和控制设备联调、联试。九院的帐篷群在高塔不远处，他们选用空军地勤人员的冬装当工作服，既保暖又活动方便。
与我们直接打交道的是由惠钟锡室主任负责的核弹引爆控制系统组。惠主任是无锡人，苏联留学归来的专家，待人和气。我询问了有关雷管高压和引爆时延等问题，惠主任一一做了解答；我默记心中，当天回驻地后，就立即向龙文澄主任报告。我们与九院同志双方合作很融洽，很顺利。
12月中旬，铁塔和装配大工房开始忙碌热闹起来。
16日，氢弹模拟装置吊装到塔顶爆室；18日，核试验场区进行了全场联试；20日，进行了全场综合预演。
正式试验用的氢弹装置，于21日空运到核试验场区，25日完成了氢弹装置的总装配。
26日下午，氢弹装置吊装到铁塔塔顶爆室。
27日13时，核试验场区进行了全场最后一次联试，情况良好。全场联试结束，各分控站设备仍然保持在待工作状态。21时，九院的装配工人与技术人员开始在铁塔顶部安放氢弹装置的工作间内接插雷管。
我和陈君泽撤到总装配工房，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装配工房。此时，高大的工房内显得空空荡荡，似乎还有点冷冷清清。
午夜时分，有人喊吃夜宵。一看，在工房墙外露天，九院的保健医生正在野炊——下面条：灶是用砖随便搭的，烧的是木料，锅子则是一只白色搪瓷桶。面条须一拨一拨下，限量供应每人一碗；广式香肠片和油炸花生米倒是敞开不限量，可以让人吃个痛快。塔顶氢弹爆室正在插装雷管，我们在塔下不远处吃着这独特的美味夜宵。这份荣幸，这种情趣，只有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才能享受到。
不知什么时候，装配工房进来了不少人，又热闹了起来，原来，塔上插雷管作业已经完成。我看看工房内只有陈君泽和我是穿军装的。过了一会儿，只见朱光亚副院长向我们走过来，并招呼九院同志搭两张行军床让我们歇息。但我们和大家一样，极度兴奋，毫无倦意。今夜无人入眠。
28日清晨，我们随九院车队，一起撤离爆心区，向参观场地进发了……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奋战和准备，在聂帅亲自主持下，1966年12月28日12时，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我为我们四室自动控制系统、为产品控制站、为我们自己万无一失地完成了光荣使命而感到欢欣鼓舞！
首次地下核试验
对于首次地下核试验，我同样记忆犹新。
首次地下核试验主要是检验试验方法，要解决施工、测量和封堵等一系列难题，我们核试验基地和研究所承担了试验的主要工作。首次地下核试验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
1965年初，我们四室为准备地下核试验成立了一个综合小组，其主要工作任务有三个：一是派员（王洪章、徐连根、才士昌等人）到石家庄四机部十院十九所，参与地下核试验自动控制新设备的研制；二是自行研制小型控制设备并参加化爆试验；三是由顾庆忠负责提出并落实产品引爆控制站的建筑施工要求（为此先要与二机部九院联系，了解他们设备的控制技术要求和建筑施工要求）。这个小组组长是贺成功，张凤仞参加空爆试验后来组担任副组长，小组的技术业务由李鼎基副主任领导分管。
10月的某一天，李副主任通知我到基地南山场区实地考察，参加工程兵设计院召开的现场设计会，提出产品引爆控制站建筑施工技术要求。
现场设计会后，我参加了12月末在南山的化爆试验，我们四室由李副主任带队，张凤仞担任控制组长，参试的还有贾喜正（已在新疆）、姜爱香、徐振香、吴金伟、姚洪飞等人。
南山的化爆试验是我们基地规模最大的一次化爆试验，其目的是检验平洞的模拟自封效果。但随着一声“起爆”声后，大量整段原木突然从半山腰的洞口轰然喷出直奔山下，真是惊心动魄！模拟封堵试验失败了！我看得很真切，在场观看的人一下子都呆住了，个个忧心忡忡。
1966年初，四室原来的地下核试验小组解散。全室人员重新安排编组，我被分到控制二组（402组）。
到了9月中旬，情况又有变化，有消息说：“地下核试验任务暂停了！”但没有说为什么要暂停，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
地下核试验任务的“暂停状态”，一直延续了约一年时间……
到1969年初，室领导通知说：今年下半年要进行地下和空中两次核试验；上半年要完成控制设备的装机调试，与此同时，还要抽调人员到124工兵团下连当兵，开挖核试验山洞，我们四室忻主任也到连队当兵去了。我因要负责分控设备的装机调试而留了下来。
8月，“试验用原子弹”，确切地说是“原子弹装置”，在爆室进行总装配。我找个机会溜过去，看了看：爆室门口有卫兵，但门是敞开的，爆室中央立着一个圆柱体——这就是那个试验原子弹了，只见五六个人围着圆柱体站在台阶上弯着腰双手正在进行着什么操作。他们带的口罩看起来形状怪怪的；工作服纽扣很特别，是手工编织的不会脱落的中式布纽扣。
9月上旬，原子弹总装配完成，紧接着就进行了全场大联试，试验结果正常。
全场大联试结束，核试验场进入正式试验阶段：
第一步，洞内产品引爆站保持待工作状态，封门；洞外车上产品控制站，关机，并切断电源；主控站和无线控制站，关机，并切断电源。
第二步，洞内爆室，九院技术人员在原子弹上插装雷管，封门。
第三步，124工兵团工兵进入山洞进行封堵，回填，并等待混凝土凝固。
按常规，我们在洞内的引爆控制站在大联试封门后就不能再进入了，但这一次有例外。就在回填封堵后的某一天上午，忻主任突然通知我，要我随他一起陪同王淦昌院长到洞内控制间看看。我记得，我们乘的是五座北京吉普车，王院长带了一位健壮的年轻人，说是秘书。车到洞口，承担回填任务的工兵营营长留我们吃了一顿中饭，然后陪我们一起进入山洞。我们控制间的前方，就是自封段，现已用钢筋混凝土回填封死。我打开控制间，王院长仔细看了看控制设备的状态，又问了几个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这是我在核试验场上，也是我在部队里做的“最后一件工作”，永世难忘。
首次地下核试验起爆“零日”定在9月23日，正是中秋佳节前三天，“秋分”节气；起爆“零时”定在零点15分——午夜时间进行核试验，这在世界核试验史上也是少有的。
首次地下核试验从开始准备到成功爆炸，一波三折，中间也曾叫“停”，历时长达五年。我们四室参与此项任务的人员前后变动很大，我却有幸参与了从前期准备直到现场试验的全过程，试验中还担任了被控站站长，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参加核试验，是十分光荣的任务。引爆原子弹，更是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在我短短的军旅生涯中，我参加了关键的三次核试验：1964年的第一次塔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1966年的第二次塔爆（氢弹原理试验）和1969年的首次地下核试验。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两次试验中，我有幸参与了原子弹的引爆控制工作。这对我来说，十分难得，我始终引以为荣耀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