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简介：高满航，二炮某基地新闻干事。曾获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首届全军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等。
“三号院”悲欢
军训是在江苏省江浦县的“三号院”进行。一直觉得“三号院”的训练要比现在的新兵训练苦，当时不光有队列、体能等操课，而且还搞据说只有特种部队才进行的前倒、后倒、前扑、侧摔等特殊训练。教练是一个白白净净的“眼镜男”，开始说是广州军事体育学院毕业的，我们坚决不信，体育学院哪能有这么白净的人儿！可第一堂课就改变了我们单纯朴素的认知，这位“眼镜男”语言足够剽悍，动作足够生猛，让我深刻体会了“人不可貌相”之说的科学内涵，因为内心抵触，所以表面我们喊他“李教练”，私下里恶狠狠地叫“眼镜男”。我们近一百号学员经常在杂草丛生的操场上一会儿摆成个“人”字，一会儿摆成个“一”字，然后李教练大喊一声“前倒准备”，我们紧随其后声震长空地喊一声“哈”，李教练说这“哈”是增气势，我们却觉得是给自己壮胆，前倒看似简单，却是个生猛的技术活，要直挺挺膝盖不打弯栽下去，刚开始练的时候，许多人下意识还是膝盖先着地，看起来不是前倒，而是前跪，一回两回李教练还耐心给大家说要领讲技巧，见不长进，李教练动了真格的，他拿着大喇叭在前面骂人，酸辣劲道、酣畅淋漓的脏话喷涌而出，导致未掌握动作的学员很惭愧，但惭愧并不能解决把前跪变成前倒的问题，于是生猛的李教练让进行“前倒流水作业”，这下惨了，凡是不会前倒的，必是一脚踹倒。人说严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不假，一个月后我们以军训汇报的名义到学院本部吼吼哈哈打了一套“李家拳”，生猛场面把那些师兄师姐看得目瞪口呆，主席台上的将官校官们也是激动地起立鼓掌，那一刻我骄傲自豪得热血贲张，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唱军歌也是在“三号院”的必修课目，初来乍到，神采飞扬的教导员就教导我们说，唱歌出精气神，唱歌出战斗力。江湖地位被上升到如此高度，就没有人敢小觑唱歌一事，五音不全的我更是认真，小本本上抄了歌词还不算，就连一窍不通的曲子也抄上，会不会唱先不说，最起码要记住。那段时间“三号院”里到处飘荡着鬼哭狼嚎走了调的歌声，队列行进唱，学习之前唱，晚上点名唱，就连吃饭之前也要比一比，哪个中队歌声不行就不能开饭，一个战友私底下抱怨说，深有流落歌女之感，不唱歌就不给饭吃，闻之悲戚。在一次与别队拉歌之前，教导员说，嗓子就是要锻炼，唱哑了再唱回来，就算练出来了。那次我们唱得撕心裂肺，把另一个队的指挥员都吓跑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战友因为唱歌时用力过猛而身体不适紧急住院，后来查明是“气胸”，据说相当危险，为了自身安全着想，后来我在不同场合唱歌的时候就偷偷减少几分气力。军训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哭成了泪人，以为再见就是永别，实际上未出一个月，我们又相见了，这是后话。
跳楼未遂记
我们这届是学院“2+2”培养模式的肇始，就是把原本的本科四年分解为两年在上海分院，两年在南京本院，号称“基础合训，专业分流”。军训结束后我们就“弃武从文”，开始专业知识的学习。到上海后又分了一次班，班里九个人，八个男生一个女生，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青春而热烈的，拿着小马扎坐在摆满四张架子床的狭小宿舍里谈论中美撞机，谈“9·11”事件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也谈国家复兴过程中年轻人的责任担当。开学不久，一个同学就因病住院，那时候大家可谓有难同当，七个男生每人一周轮流到遥远的455医院陪护，那时外出控制严格，我觉得在医院陪护也是换一种生活环境，并不觉辛苦，晚上在竹椅上睡觉，白天借着买东西的机会徒步在上海的老街道上走走看看，竟是分外的舒坦惬意。那个生病的战友认识一个同病房的老上海，每次主动把老上海吃过的碗筷拿过来说是年轻人洗得快，其实不是他洗，而是我洗，老上海很喜欢他，老上海那个年龄稍长我们一点的女儿同样喜欢他，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提意见，他给我讲道理说，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听他一席话，我为自己的觉悟不高深感惭愧。我持之以恒地洗碗，他们欢快热烈地聊天。后来他们互相帮助出了真诚感情，病愈出院许久，此战友还经常到“叔叔”家走动，和“姐姐”通过电话，QQ往来交流也是不断，我们以为能见证一段江湖奇恋，可令人失望的是，缓慢流淌的时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惊喜。
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否则要吃苦头。从455医院回来我总说 “待在医院挺好的”，话落未久，我也光荣负伤。事情并不复杂，某系的队列训练打乱了篮球场上球架的布局，队长大喊一声“都摆好”，我一马当先在前面拉，众同学在后面推，行动迟缓，脚就被卷在了球架下面。拉出脚来，虽不很疼，鞋面却磨出拇指大一个洞，我说没事，热情的张振国同学却非拉我去门诊部，门诊部说非同小可，又去455医院，鉴定为大脚趾骨折，打上石膏，听完医嘱，我就一瘸一拐回学院养伤。直到两个月后，我在暗无天日环境下挣扎的右脚才重见光明。借那段无聊日子我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场有中国队参加的小组赛和没有中国队参加的淘汰赛，也压着性子写了一本叫《王岭纪事》的小说，虽然那个手抄版早已不知去向，但我仍然清晰记得那个被我屡屡设置挫折和失败，又屡屡坚强站起来的主人公王小普。后来一个领导检查内务时看到我斗志昂扬的状态，很是赞赏，在全系几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指名道姓夸奖我是“身残志坚”的好青年。
大学四年我最痛恨的是英国，不是英国和我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是他们创造了一种叫英语的语言。想当年初一刚学英语，我是全班第一个顺利背完26个字母的学生，受到热烈表扬，可那之后，英语成绩就一直惨不忍睹，任凭怎样努力，就是一窍不开。人生的悲催在于你就算不喜欢它，也不能离开它，努力过，失望过，沮丧过，回过头还得跟英语过活，还好高考看的是总分，英语成绩虽然惨不忍睹，但还是以超过一本线50分的总成绩被录取。噩梦是从升入大学后的四级考试开始的，自我评价是一部血泪史毫不过分，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几次四级考试的分数，第一次41分，第二次47分，第三次47.5分，第四次考完又陷入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正好是周末，我和几个同学在宿舍打双抠，同学付鹏捧着笔记本电脑热情地要帮我上网查分数，我色厉内荏地说，要是这次再不过，我就立马从窗户跳下去。宿舍在三楼，窗户下树木葱郁，也算是豪赌了。话音未落，成绩显示出来，至今都对那个红彤彤的“59分”记忆深刻，是的，老师们在玩我，又一次功败垂成。当时我欲哭无泪，但还是强装镇定打完了那把牌。对于没有跳楼的理由，我在心里狡辩说，英语久负我，我为何就不能负一回英语。
初入军营
快毕业分配的时候，队领导说全队有几个支边指标，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申请。听完后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的内心异常振奋，学习四年，报效祖国的时候终于到了。于是拎着书包就往教室跑，别人是复习考研，我是写支边申请，当时向队领导表态说，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愿意在中国最边远的地方抛洒青春和热血。然后怀揣光荣伟大的志向迈着“鬼鬼祟祟”的脚步，悄悄把志愿书呈交给队领导，实在没有想到，队领导办公桌上已经有了一摞类似的志愿书。后来碰到陕西老乡关利鹏和巩建朝，他们也是刚刚交完志愿书出来，细打听，似乎没有谁没写志愿书，得知真情，为自己的豪情被淹没滋生出短暂的伤感。后来确定了八个人或者十个人支边，记不清楚了，反正没有我，队里专门组织了一场浩大的仪式，大家集资为支边的战友买了纪念品，学院给支边战友立了三等功。看到他们英姿飒装站在台子上，我十分的羡慕。之后没几日就各奔东西，一晃快十年，一个个流泪告别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集训结束，我留在了训练团。留在训练团先在连里锻炼，最痛苦的莫过于白天洗碗、晚上站哨。大学时候是社会化保障，吃完饭只需倒掉盘子就能抹嘴走人，到连里就不一样，我们十个学员分作一班，隔上几天就要轮一次洗碗，油腻腻的一大堆，洗完之后感觉全身都是洗洁精和饭菜的味道，有时洗不干净还被一个代理排长职务的二期士官集合起来批评，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能从看完《新闻联播》批评我们到9点钟点名，点名的时候又接着批，那是一段锤炼心灵锻炼身体的日子。和洗碗相比，晚上站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段时间训练任务紧，连里就把站哨的任务集中交给了我们干部学员和几个司训回来的战士，每天雷打不动都要站上一班或者两班，尤其进入10月份之后，山里的晚上尤其寒冷，起来站哨时内心的痛苦和身体的折磨真是难以言表，但嘴里总要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坚强地起床。有一次我站夜里两点到四点的一班岗，正在我打瞌睡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站在黑乎乎的岗亭里，四周是山神野兽凄厉绝望的叫喊，这时候我毛骨悚然地看到一小撮火苗在风吹雨打中慢慢靠近，就在我颤抖到要窒息的时候，连长说话了，没啥情况吧。这才弄懂原来是连长查哨，心想为啥不拿手电筒，这是成心想吓死人的节奏啊。那晚的惊恐一直保存到今天。在连里当兵锻炼期间，政治处曾抽调我去帮忙写材料，每天要熬到晚上十一二点，为此政治处主任和连长打了招呼让我享受不站夜哨的待遇。可我前面一班哨的那个上等兵每夜回来，都要山呼海啸地把我摇醒，我解释再三后，他才恍然大悟叫另一个人，但第二天第三天，仍是雷打不动先摇醒我，再恍然大悟叫别人，那种在寒冷冬夜的热被窝里屡屡被人惊醒的不快心情和不敬语言并不是我有意酝酿的，还是想真诚地对那个已经不知何处高就的班长说声对不起。
我是同批军校学员里第一个调进机关的，奇怪的是看到那个把训斥我们当成一项伟大事业的代理排长在办公室里拖地抹桌子忙得不亦乐乎，一问才知道他的另一个角色是处里的老通信员，因为新通信员有事请假回家，他又过来代劳。身份角色换了，他也和气了很多，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提及他当时训斥我们的穷凶极恶，他竟全然没有意识到，只是嘿嘿笑着说：“没有啊，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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