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1]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组织体系中最基本的单元，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直接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在农村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传达者、执行者;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民群众了解党、认识党的窗口。因此，它是党在农村领导和执政的组织基础，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因时、因地采取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我国农民人口占多数。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在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2]虽然农村人口比重相比之前呈现减少趋势，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数量仍旧庞大。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关乎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是对中国农村最为经典的描述，他认为，“从基层上来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总体概括，其核心特征是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和农民之间血缘关系的紧密。这就形成了以“差序格局”“无讼”“礼治秩序”和“长老统治”等为特征的超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4]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超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型。其中最为凸显的特征就是人们不再“安土重迁”。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的建设极大地刺激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资本、技术从小城镇向大城镇的转移，带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国家土地改革、农村消费水平提升，一种“离土”趋势在中国悄然兴起。有学者指出，“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大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乡土文明的根基——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经济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告别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一个缩影”。[5]具体来说，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村“空心化”。随着经济中心向城市的转移，大批年轻劳动力由乡村涌向城市，导致乡村土地被抛荒、公共服务频发以及家庭空巢化等诸多现象。其次，乡村人口“复杂化”。在“乡土中国”时代，乡村人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世世代代居住在固定的地理空间内。村内农民们几乎同姓，甚至几个相邻乡村都是一个姓氏，人口比较单一、关系比较简单。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特别是个别发展较快的乡村“工业化”现象的出现，农村人口来源逐渐多元化，关系逐渐复杂化，从而加剧了农村治理的难度。
农村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村伦理道德规范维护着传统农耕文明，维持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农村伦理道德规范是农村社会最基础、最深厚的文化根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员流动的加强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农村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冲击，外来新思想带来了农村的思想启蒙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则是农民个人权利意识崛起，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可否认，这代表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与此同时，也使农民之间的矛盾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村民之间的纠纷增多。村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对个人利益更加重视，这就必然导致村民之间的纠纷增多。其中最为尖锐的是经济纠纷，如房屋拆迁纠纷、集体资产管理纠纷以及乡村分红纠纷等。其次，利益纷争“强硬化”。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乡村内部多数都有血缘关系，本质上属于“熟人社会”，所以当产生纠纷时，往往碍于情面将纠纷降低到最小化。但是，村民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权利意识的增强，在一些利益纠纷的处理上，不再仅仅满足于“给个说法”，而且还采取一些强硬手段来“闹事”，“村庄就仅仅是一个居住空间，农村社会被城市社区化了，熟人社会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人们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社会”。[6]
当前农村基層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传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
农村基层党组织老龄化严重，性别结构失衡。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导致很多年轻农民外出务工。大量年轻人口外出务工，虽然提升了乡村生活水平，但却导致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在农村，特别是老人偏多，进而导致乡村人口老龄化。此外，在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观念的侵袭下，现代人被物质利益驱动，入党不积极，甚至自动放弃入党机会，导致党在农村的后备力量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基层党员老龄化。除了老龄化严重这一问题之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性别结构也不合理。男女平等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这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国家，男女平等问题依然严峻，其突出表现在女性参政力较低，女性党员人数较少。特别是农村，女性党员少之又少，农村基层党组织男女比例失衡。
农村基层党组织文化水平偏低，党性修养不够。如今，农村基层党员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受当时政治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多数文化水平偏低、思想保守，对新思想、新观念接受较慢，对新知识、新理论掌握不够，与当前信息化社会工作要求差距巨大。此外，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多数农村适龄儿童涌向城市，一步步远离农村。在大城市丰富资源的吸引下，很少有人再回到农村，农村人才流失严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村文化资源越来越贫乏。文化水平低直接影响了党员的党性修养。一些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宗旨意识出现问题，缺乏理想信念，受网络媒体不良信息的影响和诱导，甚至走上错误的道路。
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弱化，公信力降低。权为民所赋，农民群众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力的重要来源。农民群众支不支持、相不相信决定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大小。近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已得到了初步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民群众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是，部分基层党员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直接弱化了党员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受损。而且，相当一部分農村基层党员对当前农村发展的新形势认识不清，观念较为落后，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导致在农民群众中缺乏威信，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另外，部分农村基层党员对自我要求太低，党性观念不强，行为失范，伤害了党群关系，导致其先锋模范作用弱化。
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意识淡化，党群关系紧张。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存在服务意识淡化的问题。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个人主义崛起，部分党员无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出现个人利益至上的倾向。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部分党员仍然延续着过去“领导即是管治”“管治即是统领一切”的传统观念，导致服务意识淡薄，只重政绩、不问关怀，只重服从上级指示、不重农民实际情况。这进而导致部分基层党员在工作内容上，满足于刻板完成上级传达的任务，缺乏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没有倾听群众的意见，缺乏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工作方式上，没有摆正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官本位意识浓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在工作作风上，以权谋私，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农村基层党员服务意识淡薄，导致党群关系紧张。
农村基层党组织走出困境的具体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努力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与农民群众联系的最直接的渠道，其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农民的认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的基础，有了农民的认同，基层党组织才能发挥其号召力和凝聚力，国家政治生活才能和谐运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基层党建工作与振兴乡村经济、提高乡村文化水平等方面进行有机结合，逐步完成基层党建的深层次调整，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认同，从而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使国家政治生活从上到下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
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培训，提升党员基本素质。首先，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强化农村基层党员的意识形态教育。2018年8月21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统一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说，要重视思想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建设。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农村基层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通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树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通过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把握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方针，团结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其次，通过平衡农村教育资源、丰富教育和培训方式，提升农村基层党员的素质。不可否认，全党一直十分重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加大对农村基层党员的培训，但仍然存在“落实难”的情况，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创新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和培训方式。最后，通过制定对农村党员的考核和监督机制，督促党员认真学习，发挥农村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升农村经济水平。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7]。乡村振兴不仅意味着要发展当地经济，而且还是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战略。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够吸引本地年轻人“回乡”，吸引外来年轻人“入乡”，从而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改变基层党组织的老龄化趋势。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能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供更多可利用的物质资源，从而有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提升农民认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把“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方针政策的尺度。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密切联系党和群众的直接纽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要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基层党组织要适应当前农村的新变化，工作方式要由传统的命令型、控制型转变为服务型、协商型，真正以服务农民群众为导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利益。按照“组织+基地+农户”“支部+协会+农户”等模式，搭建农村基层党员和农民群众之间联系的平台，密切农村党群关系，提升党群凝聚力，使党真正得到农民群众的认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逻辑及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CKS042）
注释
[1][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2011年4月28日，http：///tjsj/tjgb/rkpcgb/qgrkpcgb/201104/t20110428_30327.html。
[3][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5]周大鸿：《告别乡土社会——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6]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责 编∕刁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