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阶段面临的危机和转拓契机。本文概述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脉络和核心内容，并由此分析了它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风险社会；反性现代化；治理；和谐社会
一、前言
立身于当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开始遭遇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体验着周围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科技等诸多力量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至于很多问题已经不能借助从前的理论获得诠释和解决。
而如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对现实加以阐述和引导，则是莘莘学人的宿愿。“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世界社会”等概念和理论由此纷纷登场。相比对当代社会特征的诸多其它叙述，笔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隐喻。
本文着意借用风险社会理论来刻画当代社会的面貌特征，由此对后工业社会的政治实践作一番理论前瞻，寄望能为考察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提供一个理论的视角和平台。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脉络
现代现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实质性问题。它本质上是源于西欧文化基因的社会演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理念的扩张，而使得现代现象与欧洲古代社会形态和理念形态出现裂痕。在激剧的、不稳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暴露。各种对这一社会秩序构想的批判也纷至沓来，使其面临被否弃的危机。
古典社会理论家对此基于自身的社会思想立场和政治态度，作出了的最初反应。然而，由于现代性问题的开放性和艰难性，在建构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问题上，他们疑虑重重，加诸西方社会发展到当今，面对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负效应”，古典社会理论更无力阐释而面临危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思想界出现了所谓“后现代论述”的思潮。“后现代论者”声称，现代性的文化—社会秩序构想应被“后”现代性的文化—秩序构想置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现代论述是对现代性问题未获解决并不断出现新症候的激进反应。然而，“后现代”论述的扩张却一再返回“现代性”问题，触发了重新理解现代现象的需求。
“风险社会”理论正是这一脉络中的新近产物。
三、自反性现代化（性）理论
贝克指出，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断裂，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的现代社会是古典工业社会（阶级社会），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式——风险社会，它取代了古典工业社会。如果说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是财富的生产，那么风险社会就是风险的分配。
贝克将现代性分为第一次（简单）现代性与第二次现代性（自反性现代性）。在简单现代化阶段，启蒙理性预设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它们构成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石性理念。贝克认为，这些前提预设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它们一方面相互依存，共同推动现代化的成功，另一方面是一部分预设同时生产出一些“隐性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产生消解另一部分预设的新的副作用，最终导致对简单现代化自身的消解。
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的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个现代性的道路。
现代社会己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上：在这里，已建立起的社会变化分析参数应以激进的方式加以修正。因为反思性已经制度化，当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已置于其成员的坚决而强烈的批评性审视之下。对吉登斯来说，历史不存在目的。对于贝克来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放置于这样一种位置上：即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依据政治家、专家或潜在的力量来为我们做决定。未来具有前所未有的任意性：它是“我们的困境和我们的工程”。
四、风险社会之政治实践
（一）自我文化和自我（自下而上）政治
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的整合契机在于自我文化、自我政治的实践。自我文化是一个以“我活着”的自我生命为轴心的世界，一个客观上要求个人自我决定、自我发展、自我承担的现代文化现象。当代社会正陷入一个全球化的风险情境，也就是自作自受的不安全性、全球环境生态的破坏、全球化的失业、贫穷危机等。自我文化现象作为人们积极存在与行动的象征，挑战世界风险结构的范畴。其实践行动意义根本体现在全球风险社会的层次，并展现为当代人类转拓、颠覆风险社会结构的存在计划，以个人的此在立场发展积极的自我形塑、反省的行动内涵来刺激或建构风险社会结构化历程的变迁。
面对当代风险结构，“自下而上的政治”意示社会的形塑从草根的个人开始，它体现为“亚政治”的形式，要求个人自我组织，并发展与他人互为沟通认可的社会网络或行动。也即，从个人主义化的个我基础，建构一个个体反省、集体共同参与的“协商社会”。这是个人面对社会结构压制而采取的抢占价值认同桥头堡的文化游击策略。因此，“自下而上的政治”意涵着个体从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实践性地相互连结，并由参与、讨论或具体的抵制购买行动建构另一个“协商的结构化历程”来对抗已失去安全性、控制性的“工业社会结构化历程”。
（二）风险社会的复合治理
贝克指出，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广泛影响性（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和危害的全球性（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因此，风险社会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个别的民族征服来承担。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赢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过去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因为全球化在增大对国家提供的保障和管理风险方面的需求的同时，也降低了国家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于人类大量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力量得不到跨国性机制的有效约束，当出现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风险时，缺少有效的世界性的机构来弥补这个“权力真空”。因此，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国际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当代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和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成为这个时代隐蔽的本质。
五、风险社会理论与中国政治实践
（一）在本土化行事逻辑与西方“现代化”理念之间的曲折探索
启蒙精神内涵的核心逻辑就是所谓的“理性”，它进而在实践中表现为诸如强调经济的发展、对自由和民主的肯定、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对物质世界的充分掌握与科学态度的确认等等。这条路线一路高歌而蔓及全球。然而，由于中国社会既有的社会－文化结构具备着强烈的磁滞性，在这被公认具有世界性的、不可避免的变迁过程中，源自欧洲文化与历史背景的社会主义体制形式，却不得不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与历史脉络相勾连。
在新世纪里，中国在追求丰裕的物质消费同时如何与自然保持友善、和谐关系，将是一个最值得关注、也最难解决的课题。另外，可以预期的是，在物质生活丰裕之后，西方启蒙理性所内涵的意义外在化趋势紧接着带来的，将是所谓符号象征消费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时代里，依附在流行时尚的社会机制下，强调差异性、带着浓厚“自恋症”色彩的符号象征消费，毋庸置疑地将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特别是“先发展地区”）的潮流。中国将被卷入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逻辑中，既分享着丰硕的科技文明成果，但也因接受了“自我”这样一个概念，将同时承担下诸如自我“失落”、“异化”的共同命运。
（二）建设“和谐社会”
面对这样“一般命运”的阴影，中国社会将何去何从？这是个值得深思的严肃问题。中国人不但有责任承担这项使命，而且有着比西方人更有利的条件：（1）在寻找未来的路上，中国人同时、交错地面对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股力量的作用。固然这为现阶段的中国人带来严重的调适问题，但是，却正因尚未被定型，而提供给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个更宽广、更有弹性的选择空间。在领导层的智慧指引下，从西方发展史中吸取经验，终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2）中国有着与西方主流思想体制不同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方面，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化模式必然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就迫切亟需为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另辟蹊径的角度而言，也就确立了一个更为有利的可能条件。
构建“和谐社会”正是面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科学的论断：“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断是对以往人类思想史上有关和谐社会理想的科学借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谐社会思想的合理吸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
回顾前文的西方社会对人类进入“风险社会”阶段的论述，可以看出，建立“和谐社会”并不只是我国单独面临的问题。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属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更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基本的启示有：
第一，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状态。建设和谐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遭遇的课题和任务。“和谐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套用来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引发的那些经济、社会问题的措施和办法。
第二，全能的政府控制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状态。在自我政治诉求的时代，应充分发挥社会、个人的自治力量，要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理、重构，不同治理主体按照承认政治的原则和公共性规范建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第三，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正视一昧注重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重视社会整体的和谐科学发展，人、社会、自然和谐生长，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天人合一”古老智慧的现代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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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凤宇（1978.9- ），男，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