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主办“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影片推介典礼”，《少年邓恩铭》成为28部获得重点推介的电影中惟一的儿童片。
1917年8月，一个瘦弱的水族少年背着行囊，走出了贵州的崇山峻岭，经两广，过香港，到达济南。4年后，这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代表山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就是邓恩铭。
水族少年
荔波位于黔桂交界处，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01年1月5日，邓恩铭就出生于荔波县水浦村一个普通的水族家庭，是六兄妹中的老大。
据考证，邓恩铭祖籍广东梅县，本属汉族，清朝时迁入荔波县，至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时，邓家已在荔波水族人聚居地居住130余年，成了水族的一员。邓恩铭出生时，邓家已是祖孙三代八口人的大家庭，却只有三间茅草房，两亩农田。好在懂点医术的祖父邓锦庭与父亲邓国琮时常采些草药拿到集市上去卖，邓家才勉强糊口。
1906年，邓家与亲戚在荔波县城合开了一间小铺子，经营中药材及杂货，邓恩铭便随父母住到了县城。第二年，他进了当地的私塾，几年后进入县立初等小学学习。
在初小学习期间，邓恩铭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老师——高煌。高煌是清末贵州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之一，也是荔波县第一位公派留日学生。受孙中山等人的影响，高煌支持辛亥革命，回国后积极提倡新式教育，创办新学校，向学生传授科学与民主思想。正是在他的影响下，邓恩铭眼界大开，并逐渐显露出出众的组织才能和读书救国的远大抱负。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荔波后，邓恩铭与同学们走上街头，痛斥卖国行径，宣传爱国思想。演讲中，邓恩铭将脚上穿的日本袜子脱下当众烧掉。不仅如此，当他回家发现二舅戴着一顶东洋草帽时，便一把抢过来扔在地上，三脚两脚就踩个稀巴烂，嘴里还嚷嚷道：“大家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你怎么还能把日货顶在头上?”
1917年，邓恩铭高小即将毕业。小县城已拴不住邓恩铭的心，他渴望走出大山，见识外面的世界。但以他家的经济状况，已不可能再到更高一级的学校继续读书。这时，恩师高煌鼓励他给远在山东的叔父黄泽沛写信求助。
黄泽沛其实也是邓家人，本名邓国瑾，其父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邓锦臣过继给了姑母，就改姑父家的黄姓了。黄泽沛在邓姓“国”字辈中排行老二，邓恩铭因此称其为“二叔”。
黄泽沛接到邓恩铭的来信后，即回信表示支持他继续求学。于是，1917年8月，16岁的邓恩铭背着行囊，告别家乡前往山东。
离开家乡前，邓恩铭给同学和亲友写了一首辞行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这一走，邓恩铭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一大”代表
当邓恩铭历尽艰辛，辗转月余，经两广苏浙等地来到济南时，他的二叔黄泽沛已调至山东省仪阳县任帮审。
这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地方小官，二叔一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到了冬季，邓恩铭不得不悄悄给远在贵州的父母写信，希望寄点钱购买棉衣。他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家叔入款寥寥，月不足用，铭入学甚为困难，故铭拟每年由家寄款接济。”
尽管如此，邓恩铭的学业并没有荒废。在二叔以及岳父何少伯等人的资助下，1918年，邓恩铭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8岁的邓恩铭表现非常活跃。他被同学们推举为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而在这年春天，邓恩铭就开始阅读《北京大学日刊》等进步刊物，关心国内时局。“五四”后，鄧恩铭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并成为知己。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陈独秀即向齐鲁书社社长王乐平去信，建议组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取得了联系。不过，王尽美和邓恩铭并没有立即筹建共产主义小组，而是创立了一个范围很广的进步组织——励新学会。直到1921年春天，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才正式成立。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帮助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倡议并通知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因参与会议筹备而提前出发，在途经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深入交谈。之后，王尽美、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也较早到达上海。
邓恩铭是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但以他的出身和经历来说，他则是“一大”13名代表中惟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和惟一的中学生代表。
“一大”召开之后，中共山东区支部成立，邓恩铭任支部委员。
1922年1月，邓恩铭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参观考察，受到列宁的接见。回国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
当时，山东党组织把工人运动的重点放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工矿区。在邓恩铭的努力下，淄博矿区很快建立了工会组织，以后又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洪山矿区党支部。
三次被捕
1922年7月，邓恩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后，即受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创建了中共青岛支部，任支部书记，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在青岛期间，邓恩铭组织领导了著名的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并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1925年4月，他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了9项复工条件。他也因此受到当局和日本人的盯梢，一个月后就被逮捕。
这是邓恩铭第一次被捕，当时他正在主持工人领袖会议。为了营救邓恩铭，中共山东省委及青岛的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号召纱厂工人继续罢工。在各界声援下，邓恩铭被释放，但地方当局宣布将他驱逐出了青岛。
不久，邓恩铭又秘密潜回青岛，继续领导工人运动。青岛地方当局大为恐慌，到处张贴通缉令捉拿邓恩铭等人。邓恩铭在群众掩护下坚持工作，机智巧妙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盯梢和追捕。
1925年下半年，邓恩铭返回济南，接替不幸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地方执委会书记。这期间，他继续住在叔父黄泽沛家中。同年11月7日清晨，他再次被捕，入狱后经受了多次酷刑的折磨，身体状况非常差，但他依然坚持斗争，决不屈服。
此时的邓恩铭已患上严重的肺结核，经党组织全力营救，同时由两名在当地政府任职的贵州同乡担保，他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邓恩铭这次出狱后，已是青城县县长的叔父黄泽沛坚决反对他再从事政治活动，甚至中断了对他的经济援助，希望他“改邪归正”。但邓恩铭坚信：“吾人欲图成一事，必经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
达吾人之目的。”
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得知消息后，也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到济南劝说儿子“迷途知返”，同样被他拒绝。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邓恩铭悄然离开了叔父家，来到淄博矿区，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指导矿区的基层党组织工作。不久，他从淄博来到寿光县，在农村宣传革命，为农民夜校上课。他的行动很快引起寿光当局的注意，出于安全考虑，寿光党组织秘密护送他到了青岛。
1927年4月，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党的“五大”。会后，他应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地区工农运动情况。同年8月，邓恩铭回到山东，接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坚持斗争。1929年1月9日(一说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10余人。
壮志未酬
邓恩铭被捕后，被关押在济南伪警察厅拘留所里。当时他用的是化名“黄伯云”，所以尽管经过多次审讯，狱方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在狱中，邓恩铭领导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先后组织了两次越狱，使部分同志成功脱险。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管济南。邓恩铭分析认为，国民党将会加重迫害狱中的共产党人，于是决定在国民党接管监狱前组织越狱。他动员了狱中一批直鲁联军的军官，准备趁乱越狱。4月19日晚，直鲁联军军官李殿臣等几人突然行动，借上厕所之机打倒看守，抢了十几条枪，冲出监狱。这次越狱是因为有人企图告密而仓促行动的，其他几个狱舍的犯人毫无准备，结果只逃出了15人，而且中途又被追兵抓了回来，只有中共党员杨一辰因身体虚弱落在后面，最终混在市民当中，第二天逃出济南，得以脱险。
同年5月，国民党山东政府由泰安迁至济南，山东各地抓捕的共产党人也被转押至济南。不久，邓恩铭又开始筹划第二次越狱。
1929年7月21日是个星期天，监狱只留下了几个看守。经过周密准备，邓恩铭让大家用暗地里带人的钢锯条锯开镣铐，用事先准备的石灰粉撒向看守，三个分队一起行动)中出了监狱。邓恩铭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第一个被抓回。18个人中有8人越狱成功，几天后只有一人因告密被抓回。这次越狱，让国民党地方当局大为震惊，该监狱的看守长因此以“渎职”罪被枪决。
1930年10月，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指示张苇村审讯共产党人。张苇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与邓恩铭十分熟悉，知道“黄伯云”就是邓恩铭。随着身份暴露，邓恩铭预感凶多吉少，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凌晨，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军警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牺牲时，邓恩铭年仅30岁。
邓恩铭牺牲后，国民党地方当局竟不许黄泽沛的家人到刑场收尸，后经多方努力才获批准。黄家请人将邓恩铭遗体上的血迹洗净，又花50块大洋买了口棺材，将其安葬在济南城外的贵州义地。
不过，邓恩铭的身世一度众说纷纭，成为一个谜。
1931年4月8日，《申报》一则题为《山东枪决大批红匪》的消息这样记载：“邓恩铭，男，三十一岁，安徽歙县人。”
建国后，在各种资料和辞书中，关于邓恩铭的籍贯、民族、出生日期等多有出入。后来，在中共“一大”旧址南湖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室中，有人发现了一件烈士的遗物——一方用丝线绣着蝴蝶等图案的床幔。正是这件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物，解开了邓恩铭的身世之谜。
烈士故里
荔波縣政协文史委主任何羡坤介绍说，水族民间有个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天上有九个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有一天，一位勤劳的水族妇女背着她的孩子去找水，烈日把母子俩晒得昏了过去，多亏一只大蝴蝶用它的双翅挡住了阳光，救了母子俩的性命，但蝴蝶却被烤焦了。从此，蝴蝶成了水族人的图腾，在水族人的各种饰品上随处可见。
南湖革命纪念馆保存的邓恩铭用过的蝴蝶图案床慢，证明了他的水族身份。
据邓恩铭六弟的儿子邓碧林介绍：“伯父在荔波刚出生时，取名邓恩明，而我的父亲取名邓恩光……后来伯父走上革命道路后，为了避免牵连贵州的家里人，也为了革命保密需要，对外称自己是云南人，连民族也写了‘汉族’。伯父曾取了许多别名，如：恩铭、又铭、佑民、一民、丁友民、建勋、黄伯云等。”
荔波县玉屏镇向阳路32号，是邓恩铭烈士在县城的故居。这是一栋四排三间的普通居民瓦房，坐东朝西，当街而立。1979年11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将邓恩铭烈士故居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修建了邓恩铭故居陈列室，将其开辟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景区，向游人开放。
故居保存着邓恩铭少年时代用过的木床、桌子、石磨、药碾、八挂钟及笔、墨、砚台等遗物。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为纪念王尽美写了一首诗，其中也提到了邓恩铭：“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这首诗的影印件也陈列在邓恩铭故居中。
邓恩铭16岁离开家乡，30岁英勇就义，留给后人的文字资料并不多。故居里珍藏的邓恩铭写给家人的13封书信，便成为极其珍贵的文史资料。面对家人对自己投身革命活动的强烈反对和光宗耀祖的期待，邓恩铭于1924年5月8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一个热血青年献身革命的宏伟志向跃然纸上。
邓恩铭曾经就读的荔泉书院，如今已成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恩铭小学，这所小学的教学楼也取名“承志楼”。这里的每
一名孩子入学时都会宣誓：“我正式成为一名恩铭小学学生，我将以此为终身的荣耀!”
邓碧林告诉记者，这些年，荔波县还先后修建了以邓恩铭名字命名的广场和街道。今年，邓恩铭的形象还两次登上了银幕。
记者了解到，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邓恩铭诞辰110周年，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影集团等加盟参与的献礼影片《少年邓恩铭》，于7月1日开始在全国公映。影片以邓恩铭在贵州家乡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再现了一代革命先驱从青少年时期开始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思想和行为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家有儿女》中的“刘星”张一山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青年时期的邓恩铭，而这也是他继《建党伟业》之后第二次在银幕上塑造邓恩铭的形象。
在《少年邓恩铭》中，人们也许会看到，邓恩铭故居门前，一棵有200多年历史的榕树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这棵树见证了一个英雄的成长，也见证了这个英雄为之奋斗的事业给他的家乡所带来的沧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