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在21世纪得到了根本性改变。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做了比较客观和公允的评述,“党的早期组织”部分就开宗明义地写着:“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而且在这部权威党史扉页的插图部分,陈独秀的照片下面赫然标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也形象地说明了陈独秀、李大钊在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独特作用。这段佳话反映的真实历史是: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劳动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的步伐。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其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魏金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魏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魏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十条。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召集了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后,为创建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系列工作,其中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推动各地党组织的成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成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据1920年8月回国的李达说:“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在它的推动下,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是1920年10月在李大钊推动下创建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随后又陆续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等,1920年11月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担任书记。武汉的早期组织是李汉俊从上海来同董必武等商议,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推动后建立起来的,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长沙的组织是1920年冬由毛泽东创立的,他同陈独秀、李大钊都有联系,最早的成员还有何叔衡、彭璜等。广州的党组织是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后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堂等联系后建立的,取名为“广州共产党”。济南的组织,是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联系后建立的。留日学生中最初只有两个党员,施存统、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入党的。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各地党组织成立中的作用,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国内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一些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就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组织条件。
其二,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20年11月7日,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它不仅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内容也是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宣传党的主张。在它的第一号首代发刊词的《短言》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最新的试验场”。这大大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同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份宣言没有向外发表,只是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但它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其三,召集各地党组织派出的代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当年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经这样说: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克洛夫(尼克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国民党的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共“一大”着重讨论的是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一条写明:“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正式确定下来,反映出它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党的纲领规定了四条,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要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关于实际工作计划,在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工人运动放在全部工作的首要地位。中共“一大”还选出了中央局作为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各地的党组织相继改组成中央局领导下的地方委员会或区委员会。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这之前,尽管建党工作已在积极进行,许多地方相继建立组织,不少已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名称,但它们分散在各地,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步调一致的实际工作计划,中共“一大”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标志着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地成立起来了。陈独秀发起的建党活动,由此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作者为《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