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缪伯英的家庭背景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现开慧镇飘峰山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缪芸可，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29岁中秀才。受维新运动的影响，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主张兴办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妇女教育问题，曾供职于湖南教育司，1911年自费赴日本考察日本现代教育概况，1912年与学友饶柚汀合作在长沙县东乡麻林桥黄家老屋创办长沙县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开设了缝纫、刺绣、印刷、编织等职业培训课程，同时还开设国文、算术、国画、自然等课程。1913年在清泰乡创办宗华小学，后又到长沙市兴汉门与人合办长沙市衡粹女子职业学校[1]，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原在长沙县东乡清泰都胡家屋场，是湖南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由同属长沙县东乡清泰都的女职业教育家许黄萱佑（许黄萱佑曾和著名革命家秋瑾一道赴日留学）创办，杨开慧曾和母亲在该校就读，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1919年去世后，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送杨昌济先生灵柩回老家，当时就在该校给杨先生举办了悼念仪式。虽然没有文章明确记载杨开慧一家和缪伯英一家的交往，但从这些事实看来，当时杨、缪两家既是同乡，又同是教育世家，两家的交往肯定密切，有些文章中的记载“1919年缪伯英到北京女高师读书时，也因父亲之托受到杨昌济先生关照。她经常去杨家找开慧玩并结识了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结识了李大钊先生[2]”看来是很有道理的。由此可见，缪伯英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是偶然的，这和她的家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她的父亲鼓励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去求学，也是她父亲的朋友杨昌济先生介绍她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还有一些事例可以进一步说明缪伯英父亲开明程度。据缪伯英侄子缪纯组回忆，“他为女子职业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做出了很多贡献，不愧为湖湘地区女子职业教育家和奠基人。他不仅是三所学校的首任校长，而且还亲任国国文和历史教员。现在我还保留了他为三所学校从上海商务印书局所订购的有关现代教学组织与管理的书籍和教师参考教材，并由他亲笔书写的两页共计24册的图书目录，包括诸如《教育与学校行政管理》《新学制复式教学法》《平民教育实施法》等书名；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由于他在兴办新学，特别是在女子职业教育方面卓有成效，应当时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之邀，约在1923年至1925年，他曾先后担任过道县和湘潭两县的教育科长。”
二、组织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信奉无政府主义
1919年底，缪伯英得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社会的向往，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社会”的理想，加入了这个团体，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因为参加社会活动，她在女高师的学习延长了一年，直到一九二四年秋季才毕业）。她与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以及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等十几个女同学共同组成了该团的第三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租了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为小组活动的地点[3]。
由于缪伯英和姐妹们的积极努力，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存在的时间较第一、第二、第四三个组都长。在第一、第二组1920年3月停办以后，她们还继续坚持了好儿个月。直到1920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还刊登有关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招揽缝纫的广告。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坚持到最后的成员有缪伯英、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朝鲜人）四人。
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第六卷九号以“女子工读互助团”为题，刊登了她们四姐妹的照片。缪伯英她们精心创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影响较大，得到一些青年人的支持。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仅仅两个多月后，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又一年，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有趣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期间，还专门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去看望过缪伯英，毛泽东同志在1920年2月一封致陶毅（陶斯咏）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狠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波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4]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明说是去看望缪伯英，但从毛泽东的描述来看，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主要成员是湖南人，且大部分是稻田师范的学生，而缪伯英恰是从稻田师范毕业后去北京求学。从缪伯英的情况来看，她当时还应该是她们的先锋。
三、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初步接触马列主义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十几人在北京最先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国焘等。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纪念会等。据罗章龙回忆（1979年）， 缪伯英在“研究会”中通他们一起研读讨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新青年》和其他革命刊物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虽然她没有能够到苏联去，但她冒着危险，热情地为去苏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奉李大钊的委派，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的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一个坚毅、沉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据当时常和她在一起学习工作的革命老前辈说，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1月，缪伯英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据张国焘在晚年回忆。“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注：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的。那次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主要工作是学生会方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数成为共产党员，也是北京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6]。
四、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
接着，缪伯英参加了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当时各地相继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少有的女同志。据晚年的张国焘回忆“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在积极开展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人（注：无政府主义者因政见不一，此时已经友好退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就扩大为十五人” [7]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她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920年12月15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8]（发表在当时出版的《家庭研究》杂志第三期上），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她留下来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家庭组织是人类进化中一（定）时期的制度”，“是人类所创的一种制度”；“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对于那时期所需要的一种产物；所以那产物之于人类，不过是适于那时期的环境。环境随人类进化而时时变迁的，所以制度也没有千古不变的道理。况且人类既具有创造制度的能力，当然也有改革变除的可能，断没有至高灵气的人类，反做出那自苦自陷一成不变的束缚来”；“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价值！”；“应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道路上走！”
她在文章中指出家庭制度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由人类创造出来，也可以由人类加以改革变除的。这种变革旧社会，破除当时中国封建家族制度都有进步意义，对当时妇女打破家庭牢笼，参加社会革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缪伯英由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也是当时最早的女党员。（另一名女党员刘清扬当时在法国，1921年初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二月她与张申府一道作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9]。）
1921年秋，缪伯英和何孟雄结婚，婚后两人住在北京景山的中老胡同五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取道北京，就住在他们家里。两人一面读书一面工作，被同志们成为一对“英”“雄”夫妻[10]。
五、组织和参加北京地区爱国运动和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后，为有效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劳动党组合书记，总部设在上海，主任张特立（张国焘），干事李启汉、李震瀛，并在北京、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立分部，邓中夏、罗章龙、包惠憎、毛泽东、谭平山、王烬美等曾任分部主任。1922年7月18日，总部被英"租界"当局封闭后迁往北京，办事处设在北京大学二院学生宿舍内（今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9号），主任是邓中夏。缪伯英曾担任中国劳动党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她和丈夫何孟雄等人根据党的指示经常到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深入工人群众和家属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她还担任劳动党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编辑。这一年的八月，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决议，党决定在北京组织公开的“民权运动大同盟”，由蔡和森、高尚德、范鸿吉、刘仁静、缪伯英等十余人发起成立[11]。在8月20日的筹备会议上，缪伯英和蔡和森、高尚德、范鸿吉、郭春涛、刘仁静、邓黄、罗澄、刘范科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各项事务[12]，接着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上发出启事，“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姐妹们都一律欢迎”[13]。24日下午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邓中夏为主席，出席会员四百多人。会上通过宣言大纲和章程。宣言中特别强调了该会目前要进行的工作。其中第二项是，“要求国会在宪法上确定人民的各种权利，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等的绝对自由，采取普通选举，制定劳动保护法及决定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一切平等权利”。
与此同时，北京、湖北、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一些进步的妇女群众团体，如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等，都有脱离民族解放斗争，脱离广大劳动妇女群众，单纯争上层女子参政权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入女党员进行工作，以逐渐扭转这种倾向。当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秘书的缪伯英加入“北京女权运动同盟”进行工作。1922年8月，她还曾一度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14]。
1922年底，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咏彝为教育总长。彭是一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他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一传出，舆论哗然，学生群起反对。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因不愿和他共事，“挂冠而去”，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缪伯英，同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朱务善等组成“北京学生代表团”于1923年2月初南下去武汉，报告北京学生驱彭运动的实际情况，2月2日缪伯英在北京南下代表团与武汉新闻记者的联欢会上，历数彭咏彝的罪过，演讲学生奋起驱彭的原因[15]。
1923年7月，震动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爆发。罢工开始不久，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从武汉回北京，与中共北京大学支部的罗章龙、高尚德、何孟雄等，遵照北方区委的指示，在北京骑河楼等处秘密编辑出版《京汉工人流血记》等记述劳工运动的宣传品，并到长辛店等处组织救护受伤工人和援助失业工人的工作[16]。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会上，缪伯英代表女界，与高尚德、何孟雄等相继演说，对内政表示不满，呼吁国民“起而澄清”。
此外缪伯英还积极支持丈夫何孟雄组织开展铁路工人开展运动。1922年，李大钊利用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矛盾，经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允许，派遣张昆弟、安体城、陈为人、何孟雄、包惠僧、袁子贞等6名共产党员到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铁路以密查员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春，何孟雄以京绥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到达张家口，他和共产党员张隐韬等一起在铁路工人中组织了没有员司参加的“车务工人同人会”，并介绍先进工人李泽入党。6月份又发展了康庄车站工人李连生、周振声入党，建立了张家口的第一个党小组，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10月，又发展张树珊、张小珊、魏华池、付国忠4人入党，小组改名为“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到1923年初，已在张家口的铁路系统中建立了3个党员小组。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何孟雄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采取“隐蔽斗争、秘密联络”的方针，使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924年春，建立了中共京绥铁路支部，书记何孟雄，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了贯彻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决议，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派遣王仲一、江浩、张良翰等共产党员到张家口，他们在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同时，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17]。
这一时期，缪伯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北京地区的群众爱国运动，表现沉着，敢于斗争。李大钊对她“十分赞赏”，并称她为“宣传赤化的红党”[18]。1924年6月，由于张国焘被捕，向敌人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等，北洋军阀政府密令 “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19]。党组织安排缪伯英返回湖南板仓枫树湾老家暂避。
六、湖南妇女运动的先驱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曹锟被冯玉祥赶下台，北洋军政府的“严速查拿”不了了之，此时正值徐特立任省立第一女师校长，由徐特立出面聘请缪伯英担任一师附小主事，1925年1月31日的湖南《大公报》上为此刊登消息：“徐新校长已聘定缪君伯英（女师毕业后去岁又毕业女高师）充当主事”。于是，缪伯英和她的丈夫何孟雄于1925年2月1日由板仓到长沙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知道情况后，考虑到一师附小主事的公开身份，请缪伯英同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同志1981年1月5日回忆：“缪伯英同志是我党早期的一个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同志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诚，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1929年，她同何孟雄同志在上海沪中区委从事地下工作，何任特委书记，她任区委妇委书记，我同他们有联系，伯英不幸于当年秋季因病逝世。”
一师附小是我党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常有地下工作者来接洽。他们往往化装成贩卖笔墨的行商，这些笔商中就有滕代远等同志。附小除缪伯英外，还有几个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命，担任附小的庶务。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因该校坐落在长沙市落星田而得名）。“心田市”设有市代表，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民主管理学校，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纷纷向校长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掩饰说：“她的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20]
1925年3月19日，在湖南大规模追悼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逝世的筹备会上，缪伯英与李维汉、熊亨瀚、田波扬、郭亮、龚饮冰、肖述凡等同志一起，被选为“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的职员。在4月18日的正式大会上，缪伯英组织的女师附小演讲队与李维汉萧子璋易礼容等，分别演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史，宣讲最近召开的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主张。19日，为追悼孙中山先生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缪伯英组织的女师附小60人的花圈队，走在悬有孙中山遗像前头。
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于1925年3月22日成立后，决定参与当时湖南省最早成立的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活动（1925年4月6日湖南共青团妇委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首先推动女界联合会的改组，湖南省委派缪伯英、赵先桂等女共产党员参加女界联合会，改组后的省女界联合会的会址，就设在缪伯英任主事的落星田女师附小内。
1925年6月，上海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各界立即组成“湖南青沪惨案雪耻会”，领导罢工、罢市、罢课。缪伯英和李亚农、毛泽覃、徐特立、曾三、赵先桂等被选为执行委员。湖南女界在“五卅”爱国运动中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长沙的女学生们“袜套草履”参加了6月5日举行的“青沪惨案”湖南市民示威游行。这天游行队伍前列为女子传单队。她们沿途散发传单如雪片飞舞，“市民接阅者多盈把”。一女师学生会的传单内疾呼“我们总要立一非达到革命目的不休的志向，努力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同胞们，快来革命，革命、革命！”，稻田学生游行至省长公署时，全体举旗狂舞，群情极为愤慨，模范平民学校女生亦痛哭失声[21]。
1925年底，国名党“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共、分裂，不仅在上海设立了伪中央党部，公开与广州的国名党中央党部对立，并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所谓“清厘党籍”运动，湖南的国名党“西山会议”派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清厘党籍事务处”，并登报宣布，把中国国名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夏曦、郭亮、易礼容等六人永远开除党籍。此时广州国名党中央坚决要求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维护全党的统一，缪伯英被湖南省委派去广州出席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缪伯英故居陈列着一张大会合影，当中就有毛泽东、缪伯英等共产党员的身影。参加国民党“二大”返回长沙后，缪伯英组织湖南省女界联合会以及省委领导的“青年妇女学艺社”等女界团体，筹备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日举行大示威运动。1926年3月8日这一天，她担任了湖南省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三八节”大会的主席，会上她报告了历年纪念“三八节”的情形，我国女子受压迫的状况，希望“群起解放”。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1926年3月，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缪伯英与中共湖南省委、团委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罗学赞、陈章甫、夏明翰、肖述凡等先后演讲，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史及革命主张。缪伯英在题为《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讲中，针对国名党右派对广州国名党政府的攻击，热情介绍了正在筹划北伐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政绩和情况。北伐战争的前夜，中共湖南省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3月9日召开长沙市民大会，通过“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解散省议会”、“组织代表民意政府”、“北伐讨吴”、“速开国民会议”等二十四条“对湘局的主张”。大会决议组成带政府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她当选为三常委之一。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3日，赵恒惕在强大群众压力下，从长沙仓皇逃走[22]。
1926年4月7日，缪伯英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出席了省党部妇女部发起召开的“追悼北京死难烈士”筹备会，会上，缪伯英报告了开会的意义以及“三.一八”惨案的详情，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烈士（杨德群、刘和珍、魏士毅、杨菊群、王盛志）大会，于4月11日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通电国名党请求北伐等八项议程，缪伯英被推举为筹备处副主任。11日的大会由缪伯英代表女界主祭并宣读祭文。到会女界各团体2000多人，齐声哀唱追悼歌“我不争自由，孰许我自由？女子渐觉悟，吾辈出头。誓愿扶弱锄强，一死千载留芳。呜呼，我同人其毋忘。”缪伯英在会上还演说了此次追悼死难烈士的意义[23]，言辞热烈清楚，言简意赅，听者动容。在她的主持下，大会还以“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的名义发出六项通电。
4月17日，缪伯英与夏曦、徐特立等八人担任了“湖南人民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主席团主席。正当国民革命军出事北伐之际，北洋军阀吴佩孚抢先出兵湖南。长沙市民为反对吴佩孚南下，组织“反吴战争委员会”，缪伯英与夏曦等十余人被推选为委员。不久战争爆发，“反吴战争委员会”组织湖南人民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开往平江、湘阴、醴陵前线慰劳、救护北伐战士。同时还以一千余名男女学生，组成140多个宣传队、讲演队，分赴各市、县、乡镇演说，揭露吴佩孚的罪状。
七、在武汉和上海的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此时缪伯英也由长沙来到武汉，住在武昌东湖，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1927年7月中旬，武汉政府背叛革命，蒋汪合流，武汉政府陷入白色恐怖，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何孟雄、缪伯英转入上海，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担任沪东区委妇委书记，为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曾化名刘元和、廖慕群，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工作，担任物理教师。缪伯英夫妇去湖北时，她的父亲把跟随多年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他们夫妇一同前往。缪位荣一边帮助家务，一边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形势非常复杂，环境非常险恶。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因此，各国租界几乎住遍。何孟雄、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得了伤寒，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阖然辞世，年仅30岁。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还不到一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候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你要坚决斗争到底，直至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牺牲，伯英遗体就此遗失。两个小孩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囚禁一年多后，后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日寇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之中，至今下落不明。
缪伯英同志十年革命生涯，焕发着动人的光辉，是红色湘女群体之中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在中华民族再次走向辉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上，我们深深缅怀这位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缪伯英同志。
参考文献：
[1][2] 缪纯组.诗词感悟的大千世界[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3]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等.五四时期的社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5][10] 曾长秋.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J]
[6][7] 张国焘. 我的回忆[M]香港：东方出版社，1966
[8]余甲男.忆缪伯英同志[J].党支部生活，1984，（3）
[9]家在桂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74fad10100xwp4.html.
2011.10.13/2016.02.24
[11]本刊记者.[N]北京晨报，1922.8.21
[12]沈庆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J].党史资料研究，1979（15）
[13]本刊记者.[N]北京晨报，1922.8.25
[14] 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北京.妇女共鸣社，1936
[15]本刊记者. [N] 江声日刊，1923.2.8
[16]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J]. 新闻研究资料， 1980（4）123
[17]张振寰.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65/4972667.html.
[18]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9]曹雁行.张国焘1924年叛变真相[J].党史研究， 1980 （4）
[20]缪立三.家姊缪伯英二三事[N].长沙晚报，1982.11.6
[21]记者.[N].大公报，1925.6.6
[22]记者.[N].大公报，1926.3.12
[23]记者.[N].大公报， 1926.4.12
（作者系杨开慧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