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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刊经纬
“民间”的寄存：1980年代校园诗歌
1977年秋天，一份国务院转发教育部高等学校招生的文件在青年人中广泛传阅。文件规定的宽泛招生条件随后导演了一次大规模的高考：“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①1978年春季和秋季，先后有两批新生走进了大学校园，一段蹉跎的青春岁月终于得到了它迟到的安抚。
这份招生文件特别提到了“老三届”之中的两届毕业生，对被“文革”亏待的一代充满愧疚感地发出了大学的邀请。“老三届”，指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是中国特定年代教育灾难的见证。他们的学业受“文革”影响较深。在当时，“文革”教育制度彻底改变了中学和高校的教育生态：中学生滞留学校，课业停顿，忙于政治斗争;在大学里，政治考察取代高考成为高校招生的惟一方式，推行“工农兵大学生”，“文革”期间于1973年举行的惟一一次高考制造了张铁生这样的“白卷英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描述过“老三届”，学生们被迫领受了一个走向知性丧失、青春消泯的“漫长假期”：“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想，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这种积压使得学校、街道，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雍塞了少年人。学业已经中断，学生运动也消停下来，这些少年人猝然惊醒，发觉自己身处一个漫长的假期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②北岛则在散文《北京四中》中描述了自己1965至1968年间动荡的中学生活，是这段时间学校生活的写照。
上世纪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将散乱的知青诗歌沙龙重新集结于城市与大学校园。诗歌的火种在校园集中，又经所谓“朦胧诗”点燃，那些炙热的诗情也上演了盛极一时的诗歌景观。从1977到1985级的大学生诗人，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新诗发展的中坚力量，如77级的徐敬亚、王小妮（吉林大学），78级的唐晓渡（南京大学）、叶延滨（北京广播学院）、王家新（武汉大学）、韩东（山东大学）、柏桦（广州外语学院）、周伦佑（西昌农专），79级的海子、骆一禾、西渡（北京大学）、许德民（复旦大学）、宋琳（华东师大）、翟永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杨克（广西大学），80级的于坚（云南大学）、王寅、陈东东、陆忆敏（上海师大），81级的西川（北京大学）、张枣（湖南师大）、傅亮（复旦大学）、黄灿然（暨南大学）、梁平（重庆师专）、尚仲敏（重庆大学），82级的潘洗尘（哈尔滨师大）、祝凤鸣（安徽师大），83级的臧棣（北京大学）、雷平阳（昭通师专），84级的张执浩（华中师大），85级的戈麦（北京大学）、陈先发（复旦大学）、李少君、洪烛（武汉大学）、小海（南京大学）、岩鹰（南京林大）等。80年代中后期，不仅仅在大学，中学校园也是诗歌社团林立，学生诗人众多。姜红伟、小海、葛红兵、周瑟瑟、叶匡政、邱华栋、田晓菲、符马活等都是在80年代中学生诗潮中颇有影响的中学生诗人。中学和大学存在一种微妙的互哺关系：中学受到大学的诗美的感召，也源源不断向大学校园输送优秀的校园诗人。
80年代的校园诗歌不同于“西单墙”民刊诗歌，其主要区别在于，校园诗歌在更有效的国家文学制度调控下，经过了政治因素的卸载。因为在从知青诗歌到校园诗歌，抒情者的主体构成没有发生大范围的改变，但身份和心态却跟随80年代政治格局的变动经历了极大的变故。1981年2月政府在宣布诗歌社团、刊物非法的时候，给校园社团刊物留了一个出口：“机关、学校和各企业、事业单位，要有组织地办好壁报、板报、校刊、学报以及小型学术刊物和文艺刊物，以丰富和活跃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对确有见解的好作品，要给予适当表扬，并负责向报刊推荐。党委必须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并组织强有力的编辑班子。壁报、板报、校刊、学报和其他报刊，特别是各种全国性的报刊，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一律不准刊登煽动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不准转载非法刊物的文章。要认真对待青年人的来稿，并积极引导、培养、鼓励他们撰写思想健康、有学术或艺术价值的作品。”③
虽然有严厉的政治规约，政策并没有在学术和艺术上作更多的限定，给了诗歌一个绝佳的孕育的温床。校报和校刊是合法的，学术刊物和文艺刊物也可以在校园“有组织”地培育。在80年代的中学、大学校园，组建了大量的诗歌文学社团，孳生过数以千计的诗歌报刊，如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复旦大学的“诗耕地”、华东师大的“夏雨”、吉林大学的“赤子心”、山东大学的“云帆”、武汉大学的“浪淘石”、福建师大的“南方”、哈尔滨师大的“北斗”、云南大学的“银杏”、“南京大学形式主义诗歌小组”等。
这些历史现在大多只停留在当事诗人关于学生时代的回忆中，80年代作为校园诗歌的黄金年代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当时的校园诗歌报刊资料大多已经亡佚了。如今，只有一些正式出版的大学生诗歌选本对这段诗歌盛景有所记录，如许德民主编的《海星星——大学生抒情诗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潘洗尘主编的《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3）、《大学生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叶延滨等主编的《秋叶红了——校园诗人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当代大学生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等等。
黑龙江诗人姜红伟是1980年代的校园诗歌运动的亲历者，对当时的校园文学报刊有较多收藏。他多年来对中学校园诗歌和大学校园诗歌的资料整理与田野调查，填补了这项诗歌史记录的空白。姜红伟对诗歌民刊、尤其是校园诗歌社团和报刊的信息了解很多，一直在收集和整理，已经出版的《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收录有大量史料和当事者回忆录，较为详尽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中学校园诗歌运动的轨迹。另在网络广为转载的关于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介绍文字，如《八十年代大学生校园诗坛历史备忘录》《八十年代中国民间诗歌报刊创办历史备忘录》《1978年-1980年全国各地高校创办大学生文学刊物备忘录》等诗歌“备忘录”系列文章，也有较好的史料参照价值。根据姜红伟的整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较有影响的校园诗歌报刊有：武汉大学等十三校合办的《这一代》（1979，为创刊年代，下同）、辽宁师范学院刘兴雨等主编的《新叶》（1979）、吉林大学徐敬亚等主编的《赤子心》（1979）、复旦大学许德民主编的社刊《诗耕地》（198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宋琳等主编的社刊《夏雨岛》（1982）、云南大学于坚主编的《银杏》（1983）、哈尔滨师范大学潘洗尘主编的《大学生诗坛》（1984）、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和《浪淘石》、山东大学的《云帆》、吉林延边大学的《天池诗刊》、上海同济大学的《晨舟》、上海师范大学的《作品1号》、北大中文系的《启明星》、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学生李亚伟、胡玉创办的《刹那》诗刊;万夏、李亚伟、胡玉等创办的《金盾》诗刊;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张嘉谚的《崛起的一代》等等。④
校园诗潮与“西单墙”诗歌出现的历史时间差，仅有不到一年的时间。1981年关于“合法性”的规约，使两者建立了承传与替代的微妙关系。这使很多人误以为校园诗歌的主流开启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种误判：校园诗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有存在的踪影，《红楼》《广场》《太阳纵队》《中学文革报》都可视作校园文学、文化报刊;只是“高考”的恢复和非法报刊的取缔，在1978年促成了诗人的校园集结，并在1981年后确立了校园文学报刊作为一种面目模糊的“民间刊物”惟一合法身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后第一批走进大学校园的诗人，已经走向社会，以另一种方式和姿态开始了更加沉着的诗歌探询，当代诗歌才有了《他们》《非非》《倾向》之类的经验。
2.民刊选介
《诗耕地》
《诗耕地》，16开本校园诗刊。复旦大学复旦诗社主编，1981年6月创刊，至1993年出15期后停刊，停刊后曾继出《语声》。复旦诗社成立于1981年5月27日，创始人、第一任社长为许德民，后历任社长有卓松盛、傅亮、杜立德、张浩、刘原、甘伟、韩国强、黎瑞刚、刘俊浩、杨宇东、王海威、宋元、胡方、韩博、吴键虎、许超、郭军、李文立、杨蓉蓉、施兴海、成明、丁雁南、李健炜、丁炜、王明鉴、肖水、吾勉之、洛盏、顾不白、徐萧、沈逸超、田驰、杨扬、付东东、陈汐、曹僧、王大乐、王子瓜、张雨丝等，曾出版有《诗耕诗：复旦诗社社长诗选（1981-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诗社曾与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安徽师范大学江南诗社、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并称全国高校四大诗社。2005年，复旦诗社借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完成了“复旦诗派”的群体命名;2009年《诗耕地》复刊。复旦诗社曾以前十期《诗耕地》的诗作为基础编辑大学生诗集《海星星》及稍后的《太阳河》，都曾畅销一时;1982年《诗耕地》的发行量也曾达八万册之多，可窥见那个时代的诗歌盛景。
即使不算复刊后的部分，《诗耕地》仍是当代校园诗刊中持续时间较久、影响较大的。据许德民回忆，《诗耕地》的命名来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北碚复旦大学的校园诗人创办的《诗垦地》：“复旦诗社成立时，时任《诗刊》主编的邹荻帆应邀担任复旦诗社名誉社长，办刊物时打电话询问他以前在复旦办的那份诗歌刊物的名字，由于口音的原因，《诗垦地》被误听成《诗耕地》，于是《诗耕地》就诞生了。从《诗垦地》到《诗耕地》，一字之差，却见证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许德民在追溯复旦与新诗的渊源时，提到了与朱自清、叶圣陶共创《诗》月刊（1922）的校友刘延陵和1941年创办《诗垦地》的校友邹荻帆、姚奔、冀汸、冯白鲁、绿原等诗人。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高校和全国各地的高校一样，校园诗歌社团活跃，诗刊众多。如交大有“寸草社”，上海师大有“蓝潮社”，华东师大有“夏雨诗社”。但复旦学子们对校园人文的历史追溯和保留的意识很强。“复旦诗魂”作为一座校园铜雕，已经是复旦大学的校园名景。它的主体是两本叠起的书，即校刊《诗耕地》，长宽两米多，高七十公分，由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历届复旦诗社校友捐赠。雕塑上的铭文记述了“复旦诗社”的历史变迁：“旦复旦，日月光，复旦诗社成立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有诗刊《诗耕地》，《语声》，诗集《海星星》、《太阳河》，源接上世纪四十年代《诗垦地》，形成复旦诗派。……”
《诗耕地》在复旦莘莘学子的呵护下继续着这场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诗歌行走，但已物是人非。上世纪80年代校园诗歌的风骨早已不在，21世纪的校园诗却也在增添一些别的韵致。《诗耕地》的创办人许德民写有一首诗，题为《徒劳的繁华》：“跨过时光白马 我的口袋很酷/装满了时间的各种手段/身后的马蹄破碎/像撒落一地的脸/朝我做着奇怪的表情//一件从楼上跳下的衣裳/躺在马路上 它的眼睛已成纽扣/被车碾过时 地下传来隐约的惨厉/它不吭一声 直到/一场大雨像思想一样茂密/它才有了身孕 得以在雨中游走//……缺氧的奢侈让我们领教高贵……流水在你的剪影里 清点你的缺口/你的城市胯下的痉挛 正在弥漫/策划一场对你的浩劫”。80年代校园诗歌，确是一场高贵而又缺氧的奢侈，它在诗潮中的“运动”特征强塞给它的美学上的盲目，如今已经清晰可见;然而，如《诗耕地》也确是一种神奇的孕育，当下，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假死的校园诗和诗人，又有了一些可喜的活转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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