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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洲的扩张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规模的产品市场，对中国制瓷业形成了需求冲击，进而成就了中国制瓷业近300年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欧洲国家还施行了武装贸易和重商主义，这给欧洲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技术和政策支持，促使欧洲制瓷业迅速发展。也正是藉此欧洲制瓷业在与中国制瓷业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最终华瓷市场的丧失导致中国制瓷业利润微薄，瓷商相继破产，曾经为中国带来无数利润和荣耀的制瓷业就此衰落。
关键词：全球市场；重商主义；制瓷业
16世纪初当欧洲人用美洲白银大量购买中国瓷器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高端瓷器生产国，拥有着世界瓷器市场的全部份额。但18世纪末之后，中国制瓷业逐渐丧失了瓷器生产上的技术垄断优势，中国瓷器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也越来越少；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瓷器不仅丧失其欧洲和美洲的市场，而且本土也成为欧洲和日本瓷器的倾销市场。曾经拥有市场和技术垄断优势的中国制瓷业为何会如此迅速地衰落，其背后的原因让人深思。
鉴于此，已有众多学者探讨了当时中国制瓷业衰落的原因，但视角多限于中国的内部，如果将中国制瓷业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其兴衰过程及背后的原因将更加清晰，也更具启发性。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一个真正全球规模的经济在原有世界贸易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作为当时的重要制造业和大宗贸易品之一，中国制瓷业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近300年的“黄金时代”，之后在18世纪后期又逐渐衰落。与此同时，18世纪初欧洲硬质瓷仿造试验成功，欧洲的制瓷工业迅速发展。全球经济的形成、中国制瓷业的兴衰与西方制瓷业的迅速崛起在时间上的同时性，我们不禁要问，全球经济的形成与中国制瓷业的兴衰有什么关系，全球经济的形成与欧洲制瓷业的兴起又有什么关联，以及中欧制瓷业的此消彼长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本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全球市场与中国制瓷业的发展：1500－1800
中国瓷器的外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丝绸之路。但由于陆路运输主要靠马车、骆驼，运量小、易破碎，难以形成很大的规模。直到唐朝，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逐渐成熟，瓷器的外销才发展起来。到宋元时期，已形成了“世界”规模的瓷器贸易。1500年后，新航线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商人开始更多地加入到已有的世界瓷器贸易中，并把新大陆纳入进来。由此全球意义的瓷器市场形成了。
1、美洲白银与华瓷的全球市场
虽然1492年新航线的发现将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当时欧洲并没有足够的商品用于交换自己所需的商品。1545年，在秘鲁的波托西发现银矿，大量的美洲白银开始流入欧洲。据布罗代尔和斯普纳估计，1500年欧洲约有3.7万吨白银存量。而16－18世纪美洲共生产白银12.9万吨，其中9.8万吨流入欧洲。美洲白银的流入，一方面解决了欧洲参与世界贸易的产品困境，欧洲开始用美洲白银交换亚洲的大量产品，从而使其流向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据弗兰克估计17－18世纪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中有3.9万吨，约占总数的50％流入亚洲，用来交换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另一方面，美洲白银流入带来的财富激增，也使销往欧洲的大量产品的性质开始由奢侈品逐渐变成大众消费品。
中世纪期间，中国瓷器在欧洲受到珍视。由此产生了许多与瓷器相关的迷信说法，其中最著名的是1562年马德休斯(Mathesius)在《山间邮车》中提到的瓷器可以清除所盛食物或饮料的毒素。1500年后，中西方贸易扩大，但中国瓷器仍然作为奢侈品主要为皇室和上层社会享用，欧洲人把购买和搜集中国瓷器说成像去“寻找黄金”。但到17世纪，据1614年出版的一本描述阿姆斯特丹情景的书证实，瓷器已成为“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1640年，彼得·芒迪(PeterMundy)写道：“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普遍使用了中国瓷器。一方面欧洲的皇帝、女王、王室成员和贵族继续不遗余力地订制、收藏瓷器，另一方面西方对于瓷器需求的最大宗逐渐由收藏瓷转向了日用瓷(如餐具和茶具)。之后“整个18世纪，欧洲成了华瓷外销的主要市场”。
17、18世纪，仅有记载的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中国瓷器就达6000万件。但当时的外销瓷器规模远不止此：从市场看，除了欧洲，日本也是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之一。如1635年荷兰的四艘商船从台湾贩运135005件中国瓷器到日本，1637年中国商人共贩运750000件瓷器到日本。1611－1646年，约有1100艘中国“唐船”赴日，瓷器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东南亚和南亚一直是中国瓷器出口的重要市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把美洲市场纳入了世界瓷器贸易中。从贸易商看，除了荷兰商人外，还有中国海商，英、法、瑞、丹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散商以及已逐渐衰落的葡、西两国商人。以英国为例，据英国伦敦大学乔德里教授(K.N.Chaudhuri)的研究，1712年前中国瓷器占返航英商船所载中国货物总额的20％。据估计，从1720年起，之后25年内英国进口的中国瓷器达3000万件。再如1750－1755年间规模不大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进口华瓷1100万件，1760年丹麦第三贸易公司的华瓷订单有3284054件。因此1600－1800年间，仅由以上数字，销往欧洲的华瓷数量就超过1.5亿件。
2、技术进步和中国制瓷业的发展
全球市场的形成对中国的制瓷业形成了冲击。法人昂氏在信中写道，“从前对欧洲的出口事业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一开窑，商人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想购得瓷器”。并且欧洲货币Piastre，在景德镇通用，而无需重新铸制。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余尝按行列郡，民惟饶州稍富，彼亦以出其地出陶，民得厚利”；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谓：“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殷富，甲于一省。”逐渐形成了“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盛况。17世纪60年代景德镇一地输出商品值(包括瓷器茶叶)折银3605000－4505000两，是英国每年出口商品值的53％－67％。随着利润的大幅度上升，中国制瓷业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制瓷业布局的变化。从地理上看，制瓷业的中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这对瓷器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北方窑址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附近集中；而南方窑址则由内地向沿海呈扇形分布，越向沿海扇弧越大、窑址越密集，港口地区窑群集中，方便瓷器输出。从瓷器产品的质量层级布局看，中国制瓷业形成了以景德镇为高端瓷器产地，沿海浙、闽、粤各窑为中低档外销瓷器产地，广布全国的地方各窑为本地提供中低档瓷的生产布局。这样国内的瓷器需求随着各地方窑口的兴起被逐渐分散，而海外贸易尤其是欧洲市场对瓷器的需求层级主要是高档精细瓷器，因而巨大的海外需求只指向少数生产高端瓷器的窑口，其对中国制瓷业的拉动是不言而喻的。
制瓷技术的进步和产品创新。1500年后，中国制瓷业的主要技术进步可归结为几类：造窑、烧窑技术，原料获取技术，制坯技术，制瓷工艺技术。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制瓷业的很多技术进步体现
在提高产量方面，比如窑身的扩大、使用陶轮的旋坯技术。而清朝流行的釉上彩技术也表现出一种市场需求的导向性，因为它为众多的欧洲装饰风格的瓷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官搭民烧”的出现说明，在海外需求的影响下，民窑的制瓷技术已和官窑相当。另外，纹章、广彩等众多的外销瓷品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制瓷技术进步与全球市场的正相关性。
制瓷业生产的分工与专业化。1500年后巨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客观上还要求瓷器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的分工配合。以景德镇为例，除去原料的开采业，瓷器的制造就可分成坯作、窑户、红店。三个行业相互独立，形成了瓷器生产的第一层分工。在三个行业的内部，按工序的不同又存在不同的工种，如制坯业中根据所造的品种不同分成了18个专业；再如红店，据向焯《景德镇陶业纪事》记述：“红店中有专彩琢器者，有专彩圆器者，有专彩佛像观音者，有专彩珊瑚及浇黄浇绿者，彩不一家焉。”除了瓷器的生产环节，制瓷业还包括陶瓷的辅助行业以及与瓷器运销有关的瓷器包装和运输等行业，它们逐渐独立于瓷器的生产，而且其内部的专业化也在提高。景德镇的制瓷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体系，这个体系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瓷器的质量，扩大了瓷器的产量。此外，18世纪中期中国的制瓷业还出现了跨地域分工。广彩瓷的生产是其典型代表。“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以广彩为代表的区域间产业分工，使产品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风格上更趋与目标市场一致。
16世纪初，华瓷的全球市场建立对中国制瓷业造成了需求冲击。从而中国制瓷业的布局更趋于外向化；制瓷技术的进步加快、新产品不断出现，生产者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为保证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制瓷业内部不断地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由此，中国在世界瓷器生产’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二、欧洲制瓷业的兴起：1700－1900
1、欧洲商人在瓷器贸易中的利润
巨大的需求和相对有限的供给必然产生高额利润。17世纪前，东亚之外的世界瓷器贸易主要掌握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手中，里斯本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瓷器贸易市场。此时进口的中国瓷器主要用于收藏和赠送，虽然数量不多，但价格很高。如16世纪的纹章瓷，主要需求者是欧洲皇室。据1541年的欧洲文献记载，一件装饰葡萄牙王室纹章的中国瓷器约相当于几个奴隶的价格!1600年广州经澳门出口往印度、欧洲货物中的大量瓷器，利润率最高为200％，比各种丝货的利润率(150％)还要高。
17世纪后荷兰逐渐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世界瓷器贸易的新霸主。荷兰人约在1600年到达印度尼西亚群岛与西、葡商人展开竞争，但是以海盗方式开始的。1602年荷兰人截获了一艘葡萄牙船“圣地亚哥”(Santiago)号，船上的瓷器被运往米德尔斯堡出售而获利甚丰；1604年又俘获了葡船“圣·凯瑟琳娜”(Santa Catharina)号，该船约装有瓷器10000件，这批瓷器与另一批截获的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买主来自欧洲各地(包括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此次拍卖共获利600万盾。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资金也过660万盾。即使是此后正常的对外贸易，据国外学者研究，直到18世纪6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贩销瓷器的毛利率平均高达121％。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2－1806年共组织了132次亚洲之行，其中119次以中国广州为目的地，运销中国的瓷器、茶叶以及丝绸，她的第一次航行就获利90万克朗，而当时的瑞典国库只有100万克朗。1745年“哥德堡”号满载50多万件瓷器、370吨茶叶以及大量的丝绸在离哥德堡港900米处沉没，但仅抢救出来的1／3的货物拍卖后，扣除所有的损失和成本，仍然得到了14％的利润。
高额的利润为商人发展制瓷业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同时，欧洲各皇室由于进口中国瓷器而出现了金银库枯竭，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偿付他宫廷内的进口瓷，甚至把金银器都融化掉了。因此，皇室也有强烈的动机发展本国的制瓷业以缓解财政危机。于是欧洲的政府和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开始研制自己的瓷器。
2、传教士与欧洲制瓷技术的突破
早在中世纪，华瓷传入欧洲，欧洲人就开始探索制瓷技术。他们沿着三条路线开始进行试验：一条是试图将已经相当成熟的彩陶技术完善来获得瓷器；第二条是运用玻璃制作技术制造瓷器；第三条是通过炼金术的实验揭开瓷器制造的秘密。显然这样的探索并没有让他们有太大的收获。
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Gaspar de Cruz)访问广州，1569年返回葡萄牙。就在这一年他出版了关于中国情况的传记文学作品，将中国瓷器原料的秘密传到了欧洲，“中国瓷器是由洁白而柔软的岩石或是坚硬的粘土制成的。他们经过连续不断的捶打和碾磨后，倒在非常清澈的蓄水池中，然后在水中搅拌。停留在最上层的奶油状的瓷土，用来制作最优良的瓷器；沉下的粗糙渣滓用来制作一般粗劣的产品。”欧洲学术界把克罗兹的著作称为是继《马可·波罗行纪》之后的又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该著作在葡萄牙出版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陆续出版。虽然克罗兹没有说明制造瓷器的原料就是高岭土，但比起之前人们困惑的认为是玻璃、牡蛎的贝壳，甚至说是长期腐烂的兽粪，粘土的概念加上欧洲人原有的制陶经验，相信欧洲人在制瓷原料的选择上不会走得太远。到18世纪初，欧洲各国已制造出自己的瓷器，但这些瓷器更像是中国瓷器的低级仿制品，中国瓷器制作的原料、工序和烧造技术依然是一个谜。
正当欧洲各国为手中自己制造的瓷器无法与中国相比而再度陷入窘境时，又一名传教士带回了令整个欧洲制瓷业为之振奋的信息。法国传教士佩雷·佛朗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Pe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于清朝康熙年间被法国耶稣会派到中国，他在景德镇居住七年，取汉名殷弘绪，在此期间他全力搜集关于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情报。他说：“我在景德镇培养教徒的同时，有机会研究了传播世界各地，博得人们高度赞赏的美丽的瓷器的制作方法。我之所以对此进行探索，并非出于好奇心，而我相信，较为详细地记述制瓷方法，这对欧洲将起到一定的作用。”1712年9月1日在发往欧洲的名为《中国陶瓷见闻录》的信中，殷弘绪详述了景德镇瓷器的原料和制作过程，包括从原料的选择提炼、配置、成型、彩饰、烧炼等在内的整套制瓷工艺。而这封信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道破了景德镇瓷器原料的秘密，为欧洲制瓷研究指明了精确的方向。“瓷用原料是由叫做白不子和高岭的两种土合成的”。
1721年，殷弘绪受命于法国教会再次赴景德镇专门调查，并写成《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对前一封信未弄清和未解释清楚问题作了补充，并增加了不少新的资料。包括薄胎瓷的制法、滑石的用途、紫金
釉的制法、纹片釉的制法、铜红釉的发色、窑变花釉的形成、各种颜料的制备、彩瓷烤花方法、窑内火候的控制以及青花料的制备等，几乎涉及全部的制瓷工艺。两封信很快就公开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协作的珍贵书简集》上。从此欧洲的制瓷业才真正突破了技术制约。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皇家瓷器厂，并发展自己的制瓷业。
3、欧洲制瓷业生产和贸易的扩张
欧洲各国在1500年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研制瓷器，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瓷器艺术的热爱，更重要的是对利润的追求和经济的窘迫。但此时单个的企业或个人并不足以进行风险性如此大的投资，于是政府便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并主导了欧洲对制瓷技术的研制。欧洲各国在18世纪建立的第一批制瓷工厂几乎都与皇室或政府有关。比如1710年德国建立的麦森厂(Meissen)由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Au-gustus)大帝创立；1718年奥地利的帝国矿山监督署杜·帕克尔(Du Paquier)在维也纳建立欧洲第二家硬质瓷器厂；法王路易十五、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意大利的查理三世等也都相继建立了制瓷厂。虽然从欧洲自产瓷器的需求看，起初主要是供皇室消费，很少流入民间市场，并且各国政府都把制瓷技术看作最高机密，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防止秘密的外传。但正是在皇室强力支持之下，欧洲的制瓷业在18世纪开始兴起。除了直接创办皇家工厂发展自己的制瓷业，政府还以入股的形式参与民间瓷器厂的经营，为他们提供资金；授权部分瓷器厂生产专利权和垄断权，避免了恶性竞争所产生的资源浪费。1718年奥地利政府授予维也纳瓷厂在帝国辖区内的生产和销售瓷器的专利权，1745年法国政府授予塞弗尔厂皇家专用彩绘、镀金和用堆塑装饰瓷器的生产专利权，其他工厂禁止制作同类产品。1752年由法王占三分之一股份的一个新公司建立，她被授予使用“皇家瓷器制造”的头衔，并垄断一切瓷器生产的专利权。虽然垄断使其他制瓷工业受到限制，但获得垄断权的塞弗尔工厂，在18世纪80年代，取代了麦森而成为欧洲瓷器制造艺术的领导者。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欧洲的制瓷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制瓷技术已在整个欧洲广泛传播。以英国韦奇伍德的炻器为代表，开始生产各个阶层都负担起的产品。此后各国瓷厂纷纷效仿。到19世纪中叶，欧洲硬质瓷已能同廉价的炻器进行竞争。自此欧洲的制瓷业完成了由皇家垄断专为皇室生产到大众市场导向的转变。而且自从制瓷技术取得突破，这种新兴工业在短期内就成为了最可观的收入来源。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七年战争中占领了萨克森后，利用这里的瓷器清偿他的债务。在他给卡谟氏女伯爵(Countess Von Camas)的信中说：“我在这里为世界各处订造瓷器，这种脆薄易破的物质是我现在仅存的财富了，我们现在穷的像乞丐一样，我希望凡接收我这些礼物的人，都当这些礼物作硬币一样的物品，我们现在，只有光荣、宝剑和瓷器。”同样英国的制瓷业虽起步较晚，但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玻璃陶瓷产业总产值达到1100万镑。
欧洲制瓷业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之下，依靠政府与商人结合的发展模式，并利用扩张得来的成果(传教士获得技术信息)，逐渐突破了技术限制并繁荣发展。18世纪的世界瓷器市场上已经不再由中国垄断，中国和欧洲制瓷业对市场的争夺将不可避免。
三、华瓷市场的丧失
1、华瓷国际市场的丧失
18世纪后期，德、法、英等国的瓷器产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艺术样式，如德国麦森的硬质彩绘瓷和瓷塑、法国的软质彩绘瓷、英国的骨质瓷。它们更加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质量也直追中国瓷器，由此华瓷开始在欧洲市场遭到排斥。这一时期的商业档案表明，经营华瓷的利润大幅下降，“1764年10月2日在米德尔堡出售的5套共120件八边形餐具，几乎亏损了32％”。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委员会作出决定，限制瓷器购进，减少对华瓷的投资。1799年运销中国瓷器到欧洲的主要公司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完全停止与中国的瓷器贸易，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器遂大幅萎缩。18世纪后期，英国大力发展本国制瓷业以替代对华瓷的进口。在有足够的铜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不愿购入瓷器压舱。英国当时流行一首歌：“为什么把钱往海外抛掷，去讨好变化无常的商贾?再也不要到中国去买China，这里有的是英国瓷器。”18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停止进口中国瓷器。另外，欧洲各国还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断提高华瓷进口税。欧洲制瓷业在政府的扶植之下，由商人利用武装贸易开拓市场，欧洲瓷器不但夺回了欧洲市场，而且很快便行销全球。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英国政府利用关税壁垒抬高中国瓷器的价格，推销欧洲瓷器。1810年，英国从瓷器进口国变成出口国。
除了欧洲制瓷业，日本的制瓷业也迅速崛起，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对欧洲技术的引进。日本自南宋起学习中国的制瓷方法。明正德六年(1511)，为获取景德镇烧制青花瓷的方法，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太夫到景德镇学习求艺，回国后创办伊万里窑，模仿景德镇烧造大件青花瓷。明末清初，日本的有田仿造景德镇克拉克瓷深受欧洲人喜爱，进而利用中国内战、中国制瓷业遭受破坏的有利时机开始向欧洲出口瓷器。明治维新后，日本从欧洲国家引进技术，并把陶瓷列入近代工业发展行列。
18世纪末，最重要的海外华瓷市场——欧洲和日本相继丧失。他们发展起自己的制瓷工业，从而实现了进口替代，并开始与中国在世界瓷器市场上展开竞争，中国制瓷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危机。恰在此时，1784年“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开往广州，中国与美国之间开始了直接贸易。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国。早期中美贸易中，瓷器是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之一。“中国皇后号”返航时所载中国瓷器共有962担；而美国对瓷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费城的瓷器商人沃尔恩写道：“中国商品(茶、瓷器、丝)已经成为美国的必需品，其重要性几乎与面包相同。”1796年美国商人运去的瓷器占运载货物量的15％，1818年这一比例增加到24％。然而，蓬勃发展的中美瓷器贸易并没有持续太久。19世纪中期，中美瓷器贸易在迅速崛起之后又迅速衰落。1833－1834年的贸易季度里，从广州返航的美国43艘商船中只有4－5艘装运瓷器，总数不过1322箱，大部分商船已经不再购买华瓷。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随着制瓷技术进步和销售策略改进，欧洲瓷器再次进入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美国本土生产的瓷器开始供应本地市场。
欧洲、日本、北美等华瓷市场相继丧失，其他华瓷出口市场状况也不容乐观。据《中行月刊》“商品贸易要闻”中记载，民国初期南洋各地中国领事报告说：“南洋人惯用中国土特产，……但中国的瓷器花样不如欧美，品质价格又较日货为昂，故现在似已处于苦境。”又据我国驻马来西亚领事报告：“近年来吾国瓷器输入南洋锐减，日商竭力推销日瓷，花样新颖，价格偏低，致使吾国瓷器销售一落千丈。目前，马来西亚各瓷器店所售瓷器十之九、八均系日本货。”1793年，另一华瓷的外销市场拉丁美洲，在墨
西哥的普埃布拉城已经有36家制瓷工厂，成为美洲著名的制瓷中心。其他的市场如非洲、中东和印度，此时都已有了自己的原始制瓷业，另外欧洲和日本的瓷器也开始在这些市场上出售。
随着各国制瓷业的兴起，华瓷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世界瓷器市场被重新划分。中国逐渐丧失对世界瓷器市场的垄断地位。1792年广州总共输出价值7490524两货物，而其中瓷器44230两，只占0.59％。中国瓷器出口的主要地区变为东南亚各国，其他市场如欧洲的英国，除定购少量的细瓷外，对中国瓷器的进口几乎停止。中国瓷器出口的种类也从大宗出口高端瓷器，逐渐沦落为主要出口低端日用粗瓷。
2、华瓷国内市场的丧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完全开放，凭借着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和幼稚产业保护下已经壮大的制瓷业，欧洲国家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瓷器。中国从瓷器生产的垄断国，逐渐沦落为瓷器的进口大国。如图1，与1868年相比，1918年的瓷器进口增加了1254081海关两。
民国初年的《景德镇陶业纪事》称：“近年风气渐开，奢侈日甚，人民喜购外货，如中狂迷。即如瓷器一宗，凡京、津、沪、汉以及各繁盛商埠，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如蓝边式之餐具杯盘及桶杯式之茶盏，自茶楼酒馆以及社会交际场，几非此不为美观，以至穷乡僻壤，贩卖小商，无不陈列灿烂之舶来瓷，可知其普及已至日常用品。”从国内洋瓷市场的分布看，长江以南各省，制瓷业较为发达，因而“外洋瓷器惟其精巧者颇有销路，粗劣者极少行销”；北方各省是日货的势力范围，而由于北方制瓷业在宋代之后逐渐衰落，输入的瓷器多为粗瓷。“陶瓷，为我国特产，无求于外”，但外瓷进口“今年已增至120万元，夺我外洋之销路犹以为未足，进而夺我国之销路矣”。洋瓷在中国市场的倾销侵占了中国制瓷业的贸易利润和部分生产利润。中国制瓷业也仅凭近便优质的原料、低廉的劳动力和传统的技艺与洋瓷争夺最后一部分生产利润。但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投资办厂，于是中国各地开始出现外国人开办的瓷器工厂，他们直接利用当地的优质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中国制瓷业的最后一部分利润也因此而丧失。
除了在华投资设厂，欧洲国家还利用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挤压中国瓷器制造企业。如天津条约规定：洋瓷输入我国只负税5％就可在中国口岸销售，负税7.5％可任意销往中国各地。与当时中国制瓷业的困境不同，外国瓷厂在外部有有利的政策、本国政府的支持，自身在资本、技术上的优势，再加上中国优质的原材料和廉价熟练的制瓷工人，所以在中国本土生产的洋瓷成本低、售价低，在中国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更是把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向朝鲜、东南亚等中国瓷器传统的出口市场输出洋瓷，甚至还把产品返销欧美各国。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中国制瓷业的衰落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将其放在全球视角下，它的兴衰脉络便变得更加清晰。1500年之后欧洲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扩张，一方面带来了全球规模的产品市场，从而对中国制瓷业形成了需求冲击，进而成就了中国制瓷业近300年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采取武装贸易和重商主义政策，为欧洲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技术和政策支持，促使欧洲制瓷业迅速发展，欧洲制瓷业在与中国制瓷业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华瓷逐步丧失了欧洲、日本、美洲等重要市场，其东南亚的中低档瓷器市场也面临着欧洲和日本瓷的激烈竞争。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被迫开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量的欧洲、日本瓷器倾销到中国市场。并且欧洲商人也开始在中国投资设厂，直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华瓷国内外市场的丧失最终导致中国制瓷业利润微薄、迫使瓷商退出市场，曾经为中国带来丰厚利润和无尚荣耀的制瓷业就此衰落。
责任编辑：李洪权 孙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