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许广平携手从北京南下，一晃两年过去了。两人像在汪洋大海中漂泊的一叶小舟，饱尝风浪颠簸之苦，几经周折，最终驶向上海这个港湾。那会儿，国共两党首次交恶，到处风高浪急，暗礁险滩遍布，稍不留神，就会遭致灭顶之灾。一开始，鲁迅并没将上海作为首选的栖息之地。生活了十几年的帝都北京，没给他留下多少好印象，对上海这个东方最大的商埠，他其实也不怎么看好。他对这两个城市有很清醒的认识，后来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以独特的眼光，作了一番绝妙论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两年前，他与许广平离京南下谋生，乃出于对新生活的憧憬；从厦门转赴广州，又从广州奔向上海，实属无奈之举。许广平后来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甫未定，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由此可见，上海对两人来说，也非鹓鶵寻觅的梧桐。话说回来，上海毕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国内最繁华的通商口岸，政治氛围较北京、广州来说，相对显得宽松些；更何况对一介文人来说，上海资讯传媒发达，中外文化在此交汇碰撞，折射出一番迷人景象，颇有吸引力。鲁迅恐怕怎么也没料到，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竟会在上海滩上度过。世事难料，我们现在看到和听到的许多事实，其实大都在不经意中悄悄铸成。
1929年9月下旬，黄浦江上秋风乍起之际，鲁迅迎来生活中的另一事大事——升级当了父亲。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闯入他与许广平的两人世界。虽说已到知天命之年，但毕竟是头一回当父亲，他异常兴奋，同时也有些紧张，在上海福民医院产科长长的走廊上不停地踱来踱去。许广平年逾三十，属高龄产妇，临产前一度出现难产症状。医生跑来征询家属意见：万一发生意外，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保大人。他担心爱人，担心未出世的孩子，好在后来有惊无险，母子平安。他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脸上绽满幸福的花朵。他做出一个浪漫举动，跑到街头买了一束鲜花，送给躺在病床上的爱人。
鲁迅他给孩子取名“海婴”，其意不言自明。他很喜爱孩子，写作之余常与海婴逗乐玩耍。亲友们都说孩子长得像父亲，他掩饰不住的满脸欢喜，喜滋滋地说，小家伙比我漂亮。也有朋友见他疼爱孩子似乎有点过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醒说，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中年得子尤为不易；往后可要当心，千万别宠坏了孩子。他很不以为然，拿《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中赵太后“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说事，反问道，难道大丈夫就不爱怜自己的孩子了？要知道，就连凶暴的猛虎，在咆哮怒吼的时候，还不忘回头看看自己的虎崽呢！后来，他将这层意思写成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答客诮》，送给常给海婴看病的日本医生坪井：“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掩饰不住的舐犊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依照现今流行的说法，许广平随鲁迅到上海定居后，当了一名全职太太。其实，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许广平根本没打算将相夫教子作为生活目标。她多次跟鲁迅说起，我有我的自由，我的追求，我的事业。她个性张扬，对理想爱情矢志不渝的追求，印证了这一点。刚到上海那会儿，她兴致勃勃地与一帮文艺青年成立朝花社，编印美术杂志，还与几位女师大同学合作创办了一本妇女杂志，取名《革命的妇女》。她写了《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等不少文章，刊登在《革命的妇女》上。在一篇题为《惊魂甫定的心》的文章中，她以一名国民党党员的身份，锋芒毕露，对刚刚发生的国民党“清党”运动，进行严词拷问：“所谓国民党者，其中有一派是专门反共，他们打着反共的旗帜但不少人却借此排除异己，实行升官异己，实行升官发财、结党营私的利禄熏心的黑暗事业”，“今年清党的成绩，是清一省，陪送多少忠实同志。清的次数越多，国民党越不可收拾。”之后不久，她便彻底脱离了国民党。她骨子里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而且有能力做到自食其力。为此，她尝试了好几回。其中一次，是托女师大时的老师许寿裳先生介绍教职，基本上有了眉目。
不过，鲁迅可不这么想。他几次找许广平谈心沟通，讲来讲去，无非一个意思，到外面做事多不容易，不如呆在家里更实际些，因为自己太需要有个帮手了。许广平思前想后，最后还是认同丈夫的观点，打消了外出做事的念头，从此一心一意呆在家里，除了操持家务，还做鲁迅的私人助手，负责文稿校对和誊抄等。她后来在《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一文中说：“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在《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一文中，她又说：“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虽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二十年，这也许到现在想起来，于万分自愧中稍可聊自慰藉的了。”鲁迅对爱人为自己所做的牺牲，十分感念。1934年，他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送给许广平，同时送给许广平的，还有特意题在扉页上的一首七绝：“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家庭生活带来的欢娱时光，犹如夏日朝露，转瞬即逝。1931年日本关东军的枪炮声在沈阳城外猝然响起，“九一八”事变爆发。政府当局没一点儿准备，慌了阵脚，短短三个月时间，日军铁蹄迅速踏遍整个东三省。第二年年初，战火蔓延到上海。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袭驻守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那会儿，鲁迅的住所正好位于交战区域内，隆隆枪炮声震得门窗直响。他深知日本军国主义的虎狼之心，料想战火不会轻易停息，天一亮，带着爱人孩子找到日本友人内山完造，避居在虹口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的三楼。他们用厚棉被将窗户挡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在黑暗、沉闷与惊悸中度日。几天后，战火愈演愈烈，他出于安全考虑，又带着全家转移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3月13日，再迁到大江南饭店避难。这一回，他饱尝战火之苦，身心备受煎熬。他在房里坐立不安，不停地抽烟，显得异常焦虑。街道上的枪炮声稍稍稀落，他再也呆不住了，跑去与茅盾、郁达夫、胡愈之等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强加于中国民众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