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6月17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对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专家们还在“科学化就是符合规律、按规律办事”的共识基础上就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概念和内涵各抒己见。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宏大命题,与会专家从党的建设科学化与党内民主、党群关系科学化、党的干部工作科学化等不同侧面展开了探讨。面对当前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中的复杂性,专家们提出要遵循“三个规律”,着力构筑“三个基础”,贯彻落实“三个行动框架”。
〔关键词〕党的建设科学化,党内民主,党群关系,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4-0060-03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政党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联合举办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讨会,于2010年6月17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全国各省区市高校、党校的八十多名专家、理论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大意义、概念与内涵、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进行了研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大意义、概念与内涵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对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认为,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大意义在于,标志着党的建设理念的转变。过去我们主要从党的性质出发强调我们党的特殊性,现在我们从执政党视角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为探索、遵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活动规律提供了基本支点。同时,也把党建研究提升到科学范畴与规律层面,为政治学和党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空间,是党建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武汉大学丁俊萍教授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是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对党的建设提出新要求的应对,其重要意义在于把握规律,降低党建成本,提高党建效率,解决突出问题,明确发展方向。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核心,就是党自觉地认识自身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并不是说过去我们党的建设没有按规律去办事,而是要增强运用规律的自觉性,从理论、制度、方法上去科学推进。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概念和内涵,专家们在“科学化就是符合规律、按规律办事”的共识基础上各抒己见。王长江认为,从政党活动规律出发探索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就是党建科学化。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就是按现代国家建设规律来建设中国共产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郭亚丁认为,政党在深刻变化着的时代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调整自己,使自己的活动科学化,许多政党把这个过程叫作政党现代化。我国是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我们党领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可以说,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党的现代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紧密相联。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张忆军教授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包括政党意识形态的科学化、政党活动方式的科学化和政党组织方式的科学化。中国政治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社联党组副书记桑玉成认为,政党发展必须服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党的建设科学化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要求出发,来考察党的建设问题,提出基本目标和走向。
二、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中的若干重点与难点问题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宏大命题,与会专家从不同侧面展开了探讨。
(一)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与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因此,党内民主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系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各方观点如下:第一,党的建设科学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党的民主化。华东师范大学齐卫平教授认为,历史经验证明,党内民主状况影响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内生活是否民主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第二,提高党内民主水平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目标的内在规定,只有同时提高这两个水平,才有可能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第三,民主与科学的内在机理表明,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途径。要重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价值,不能仅仅强调其工具价值。第四,要以党的建设科学化为坐标,规定党内民主的内容,确定党内民主的发展路径。其关键是建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动力机制,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复旦大学臧志军教授认为,讲科学,必须讲民主。民主意为大多数人的认可,虽然民主的未必是科学的,但民主是判断是否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离开大多数人的认可,根本无从判断是否科学。
(二)关于党群关系科学化问题。政党创立以来的几百年历史证明,一个政党是否长期执政,根源在于政党能否获得多数民众的广泛支持。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刘宗洪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人民群众是天然联系的,执政以后地位发生变化,党群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加大。党的建设科学化,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群关系科学化。如何有效地提升党群关系的科学化水平?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董连翔教授认为,关键是提高干群关系的科学化水平。第一,对待群众利益,领导干部要转变观念,不要去做群众不希望做的事,要共建共享,体现主体在民。第二,要提升领导干部用民主方式处理干群关系的能力,正确把握群众需求,注重对群众情绪的疏导。第三,干群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实践中二者的利益冲突比较明显,应建立起防范干群利益冲突的规范体系,构建党组织对基层群众领导的有效框架。
(三)关于党的干部工作科学化问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姚桓教授认为,一是要理顺权力授受关系,扭转实际上存在的“向上级领导负责不向群众负责”的弊端,坚持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督; 二是要建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三是要规范选举行为,对“拉票”行为的合法性要有合理界定; 四是要由职务管理向职责管理转变,实行“考任分离、全面考察、职责管理、提拔少数、激励多数”;五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务文化,形成干部制度改革的文化支撑。
(四)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赵晓呼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要靠制度建设科学化来保障。制度建设科学化的标准要看是否形成科学、协调的党内制度体系,以解决实体性、程序性和监督保障性制度不平衡问题;还要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权威,实现“有制可依、有制必依、执制必严、违制必究”目标追求。
(五)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方法问题。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丁俊萍教授提出应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总结我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建设经验,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直面当前党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标、任务、举措等开展对策性研究,包括理论、方法、制度,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及评估标准等。中共中央党校张荣臣教授指出,要重视党建理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应用多视角的分析方法,如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政党比较的研究方法,还有定性与实证的研究方法等。最根本的还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方法,即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坚持党的建设理论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中组部党建研究所郭灵计研究员指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要立足于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即科学发展问题,为其提供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要解决科学“治党管党”的新理论、新目标问题,以及党建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理论研究与创新如不能解决实践问题,则是空谈。要将党的建设重大理论重新整合,化繁为简。党的建设科学化还要求研究者以坚强的党性作保证,要敢于讲真话,真正有忧党意识,不要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研究。研究一定要通俗化,让人们都看得懂、听得懂。
三、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具体路径
王长江教授尖锐地指出,要充分认识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面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党情复杂,具体表现为:其一,我们党的诞生背景和活动规律与西方政党不一样。西方政党是原生态的,有着深厚的民主基础;而我们是有了政党再组织民众推翻专制统治,建设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执政党与民众、政权的关系上,党如何发挥桥梁作用,自觉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是有难度的。时代变化了,政党所面临的转型任务任重道远。其二,改革进入深水区,“潜伏”在干部队伍中的一些既得利益分子,借“维护党的利益”之名,行谋取或维护个人私利或小集团、部门利益之实,对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制度、体制仍顽固坚持。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高,部分原因是这些既得利益分子在其中起着阻碍作用。因此,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丁俊萍教授指出,党的建设科学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时代性课题。我们关注和探讨这一命题,目的指向是回答现实问题的挑战。党的建设科学化必定是一个长期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不会有固化的模式,它代表着行动的方向和坐标。
面对当前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中的复杂性,如何把握正确的行动方向,深入推进?刘宗洪教授提出,实践中应遵循以下三个规律:一是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坚持共产党“两个先锋队”的性质;二是遵循现代政党运行规律,善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执政;三是遵循共产党建设规律,维护党的政治权威,实践党的政治纲领。林尚立教授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的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如何在有效的领导中,实现我们党的长期执政。他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提出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用新理念、新战略、新路径来推进党的建设,要着力构筑三个基础,即价值基础、制度基础与组织基础,处理好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在此前提下,林尚立教授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三个行动框架。第一,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行动框架。即不能脱离国家和社会来研究党建,而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党的建设的法理依据,二是党的建设的党性基础。从国家层面来说,既要解决党建的宪法基础,还要解决党建的制度基础。对于宪法、国家政治制度对政党有什么要求,国家制度与党的制度如何契合,党在人大、政协、政府中如何活动等基本问题要给予科学的规定。从社会层面来说,既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还要巩固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拓展党的社会空间,提高党的社会能力。第二,领导与执政相互促进的行动框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能忽略了党的领导能力问题,这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价值,即执政党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引领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二是战略,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其战略能力至关重要;三是人才,即如何使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推进党的事业中实现个人价值;四是制度,即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使政党的发展更有效、更稳定。第三,制度化与组织化统一的行动框架,即党必须保证组织化高水平前提下的制度化高水平。从党建的组织基础来说,它涉及了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组织网络、组织整肃;从党建的制度基础来说,我们党的制度制定得不能说不多,但制度的运行情况和制度的权威性却不尽如人意。因此,还需以制度化的高水平来保障组织化的高水平。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党的建设科学化与学习型政党建设,科学化与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之间的关系,党的规模与组织管理,党的基层组织全覆盖与作用发挥,党自身有无利益,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阻力与主要障碍,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长期性与艰苦性,党与社会关系、党与民间组织关系,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检验标准、目标与评估体系,以及能不能以党的建设科学化为主线构建科学的党建理论体系等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责任编辑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