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中国红十字会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金茂岳（妇产科医师）曾经回忆说：
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很早就有了，总会在上海，山东有中国红十字会分会。1935年我们从齐鲁大学毕业时，中国红十字会就吸收我们为会员，我们有权利和义务，还缴纳会费。193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上海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年会，并在年会上做了学术论文报告。在这次中华医学会的会议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就组织会员们讨论：日本打进中国怎么办？我参加了讨论会，会员们情绪很高，大家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任务就是救护伤员，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成立医疗队，参加抗战。这时，中国红十字会也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机构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准备工作，大家提出研究设计、制作一些携带方便的医疗器械，也吸收了外国经验。准备急救车、各种消毒手术器械包、消毒器材、携带方便的药品箱、可以折叠的手术床、氧气袋、骨折用具，等等。所以，我很早就对红十字会医疗队有所了解。
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林可胜先生的主持下先后派往陕甘宁边区的医疗救护队有红十字会第7队、23队、25队、29队、33队、35队，还有国联防疫一团三组。据魏明中回忆，金茂岳是跟随红十字会23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延安的。因为前方转送的伤病员都在甘谷驿二兵站医院，那里的救治工作量大，就把23队调往二兵站医院。红十字会35队来到延安参加边区医院的工作时，金茂岳担任了35队的队长。每一支医疗队都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医生和专职护士，还带来许多精美的医疗器械和大批的药物，他们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到边区的医院参加临床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医疗水平。在边区作出很大贡献的要算23医疗队（可参见《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175页）。
中国红十字会23医疗队成立于1937年12月27日。“七七事变”为抗战全面爆发的起点，南京政府卫生署医政科科长王禹昌是老齐鲁的毕业生，他听说齐鲁大学还有一些大夫、护士和毕业生留在济南，与中央大学的师生联合组织了救护队，在济南火车站做起了救护伤病员的工作。他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就从南京到了济南，经他一动员，很多同学都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救护工作，金茂岳也报了名，大家约定10月10日在兖州府集合，随后来到南京。卫生署的副署长金宝善没有像其他政府要员携家眷到重庆去，而是留在南京，他说：正好，齐鲁有人，中大有钱，你们两边合作吧。就这样，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正式成立了。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当副队长，药品、敷料由卫生署供应。该队派到了安庆伤兵医院，后回到武汉，南京政府卫生署也退到了汉口，已是自顾不暇。中国红十字会担负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总会设在贵阳，医疗队的经费是由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供给的。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的人就在武汉组成了23医疗队，队长是王禹昌，1933年毕业的学长侯道之当了副队长，全队由21个人组成。他们乘火车经郑州，1938年1月3日到了西安，举着红十字会的大旗走在大街上。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豪情，准备为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进行救护和手术治疗。可是，当他们找到一所国民党的伤病医院时，对方却拒绝他们进入营区。队长说：“我们有专门的外科手术技术和先进的消毒药品。”那也不行。又说：“我们有红十字会的津贴，不需要给我们费用。”那也不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手术队在安庆伤兵医院时曾经揭发军医克扣军饷，糊弄伤兵，不好好治伤，所以才遭到严词拒绝。正当23医疗队不知去哪里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云甫同志来到中国大饭店医疗队的驻地，告诉他们说：“现在国共合作打日本帝国主义。这里不要你们，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延安也有伤兵员，还有群众，缺医少药，延安非常需要医务人员。”后来，他们被请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主任对他们说：“你们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参加抗战，我们非常欢迎。”他还点名说：“金大夫，你的家属和孩子们不是一直跟着你四处奔波吗，我们可以给家属安置工作，让孩子上学，保证让你不会困难。”这正是金茂岳最大的困难，一听林主任这么善解人意，当时就激动地说：“好！我去。”队员们也说：“好嘛，老金拉家带口的都能去，我们也决定到延安去，不好就跑嘛。”林主任又关心地说：延安比西安要冷一些，准备一些御寒的衣服。队长王禹昌离开了医疗队，侯道之当了队长，带着愿意去延安的队员做好简单的准备工作。1938年1月10日，八路军办事处的两辆卡车把33、23两个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和家属径直送往延安，还派了两个卫兵和一个参谋护送，安全通过路途上国民党的关卡，顺利到达延安。
我在1940年2月21日出版的《新中华报》见到一篇名为《介绍中国红十字会23医疗队》的文苹。
中国红十字会23医疗队1938年1月13日来到延安，队长侯道之是山东齐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外科主任，副队长谢景奎是内科主任，队员李汇文是外科医师，金茂岳是妇产科医师，都是齐鲁大学的毕业生。X光技师蔡子白，护士长王学理，护士朱朝成、朱朝正，勤务员李复怀。他们带来了不少的医疗器材和药品。
医疗队配备有妇产科和一些常用的外科手术器械。另外，几个真皮的、制作精良的出诊箱也完全不同于现在使用的背包式简易出诊箱，像一只手提箱，内部容量很大，药品、器材都可以固定在大大小小的口袋或卡套内。用这些诊箱也带了不少药品到延安。据说还有一台手提式X光机。其中有一种精美的针盒，针盒是铜质的，两边有两个活动的提手，针盒中间固定着两个弹簧架子，不知是铜的还是不锈钢材质的，弹性很好，可以把大注射器卡在中间，随身携带避免损坏。针盒里50毫升、100毫升的大注射器是玻璃制品，针栓的推拉杆是金属的，制作精巧，推拉针芯十分顺畅。把注射器放在中间的架子上，装上水，盖上盖子，就可以煮沸消毒注射器了。针盒还配有两个酒精灯，随时点燃后用来煮沸针盒。这套针盒我小时候玩过，所以记忆特别清楚。
我又在1940年4月26日《新中华报》的“边区新闻”专栏上看到《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十三医疗队离延》的报道，这在当时报道当地新闻不多的《新中华报》上连续介绍23医疗队的消息实属罕见。
在延安地区工作两年时间，他们曾在边区医院、拐峁疗养所、二兵站医院等多处服务，成绩卓著，尤其在甘谷驿二兵站医院工作期间，他们在甘谷驿教堂建立了手术室和重症病房，医治病人40295人，检查1590人，实施手术635人，救治了不少伤病员，博得信誉和荣耀，在这里挂着负伤病员赠送的纪念品和八路军总司令员朱德赠送的一面绿色的锦旗。
1940年4月11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欢送23医疗队离延的晚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致欢送辞，表彰医疗队：
“以其医术优良，设备齐全，使边区医疗工作获得不少帮助。该队同仁工作努力，不辞辛劳，实为感激。该队在边区工作较久，对边区一切情形洞悉。希望此次离延后，能将边区真实情形报给国人，揭露奸人之造谣污蔑等语。”
该队的名医金茂岳和三名队友一直留在延安，参加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
在金茂岳保存的老照片中，就有一张是护士朱秦离开延安时赠送他的纪念照，背景就是朱德总司令赠送23医疗队的锦旗，朱秦在照片的背面留言：“金大夫惠存，这上面有我们大家的辛苦和血汗换来的光荣”。
我2007年到甘谷驿去，在教堂周边的农村路边坐着晒阳阳的老人们，都是参加过支前的“离休干部”，他们都知道，当年重伤员在教堂里做手术，大部分伤员就在村子里老乡的家里养伤，医生要走十多里路去给伤员换药，伤员伤愈再上前线杀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