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关键词 农地城市流转；农户福利效应；综合评判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108-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6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福利”成为表征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福利效应（welfare effect）的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福利的衡量标准经历了关于“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争论，经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孰轻孰重的讨论，也经历了福利是否在人际间可比的博弈[1-4]。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5]，间接说明了非经济福利的重要性。农地城市流转引起的各权利相关主体的福利变化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针对农地城市流转不同的相关主体，彭开丽从宏观上农地城市流转的需求和供应曲线进行模拟计算农地和非农用地的边际经济效益，通过最优流转量与实际流转量之间的比较，计算出社会福利的损失量[6]。高进云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包括各权利主体的社会福利函数，通过建立动态最优化模型研究农民福利最优和区域总体福利最优条件下农地城市流转最适路径[7]。徐唐奇从农民集体外部和内部福利两方面进行分析，以农民集体的土地财产和收入等可以货币计量的经济福利近似地代替农民集体整体福利[8]。农民作为农地流转中的弱势群体，其福利状况的变化尤其成为关注的焦点。
除了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民的福利影响测度研究，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福利影响因素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聂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失地农民的多维福利状态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健康状态、居住状态、社会参与支持、工作状态、以及补偿公平是影响失地农民多维福利状态的五个主要因素[9]。郭玲霞根据森的个人可行能力理论框架，构建了失地农民的家庭福利功能列表及其测量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寻征地对失地农民家庭福利的影响及其对不同维度家庭福利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10]。
农地城市流转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出现的必然。但是征地补偿金额和土地出让金的差价使得征地矛盾不断凸显。要想从根本上化解征地矛盾，还需要考虑征地对农户福利状况的影响。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的福利状况有无变化以及如何变化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王珊等：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1研究区域与方法
1.1研究区域
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是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人地矛盾最为突出、征地现象出现最为频繁的地区。江夏区位于武汉市的南部，近年来随着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农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移，极具代表性，故而将该区作为研究的区域之一。毗邻武汉市江夏区的咸宁市，是湖北省东南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目前，该市人均耕地仅0.07 hm2，低于全国和全省人均耕地水平，人地矛盾也比较突出。咸宁市咸安区是咸宁市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将其作为研究的另一区域。笔者于2013年1月赴武汉市江夏区的8个村和咸宁市咸安区的16个村进行了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405份，回收有效问卷400份。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法，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建立农户福利—农户家庭可行能力——各功能性活动下初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因素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先对各功能性活动进行初层次的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再对各功能性活动所得的评价结果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评价。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将各农户福利指标组成可比数列，将与农户福利状况成正比的指标最大值和与农户福利成反比的指标最小值组成参考数列，可比数列和参考数列构成评价矩阵。先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求可比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点关联系数，取不同农户点关联系数的均值计算各指标的关联度。最后将各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归一化处理，作为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加权计算隶属度时的权重。
2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2.1功能性活动及其指标的确定
在发达国家，以单个人为福利的研究对象，一般选取的功能性活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居住条件、健康状况、教育和知识、社交、心理状况。考虑中国农村一般以户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选取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家庭的功能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二是教育年幼成员使其适应社会；三是生育使得家族和人类得以传承。现在一般认为，家庭的基本功能包括情感功能、经济功能、生育功能、社会化功能（教育功能）和健康照顾功能[11]。除此之外，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农民的休息时间一般多于从事二、三产业的城市居民，农村家庭作为休息场所的功能也不可忽视。以下主要考虑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可能发生变化的农民家庭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并根据代表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原则选取功能活动指标组织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值、农地面积经济收入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业收入健康与休闲年看病费用、休闲时间社会保障恩格尔系数、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养老保障标准居住条件
与环境人均居住面积、房屋结构、自然景观满意度、空气质量满意度、噪音污染程度社会参与征地知情权与村中事务参与权/社会参与权子女教育教育设施配套社会公平房地面积丈量公平、征地补偿标准公平、征地补偿分配公平2.2农户家庭福利效应测度
2.2.1模糊函数设定
②虚拟定性变量取值说明。表征健康与休闲的家庭年看病费用指标，该指标取值与家庭福利状况呈反比，适用公式（2）；表征居住条件与环境的房屋结构、自然景观满意度、空气质量满意度、噪音污染程度指标，这四个指标取值大小与农户家庭福利状况呈正比，适用公式（1）；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功能由教育设施配套指标来表示，根据农村家庭居住地附近小学、中学及大专院校的配套情况间接反映，该指标也与农户福利状况呈正比，适用公式（1）；表征社会公平状况的指标，该指标与社会公平状况成反比，即与农户福利状况呈反比，适用公式（2）。
②确定连续变量隶属度时所采用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说明。从事農业生产的人口数占家庭总人口的比值和农地面积指标，这两项指标都与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能力成正比，适用升半梯形公式（3）；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业收入指标，这两项指标均与农户家庭收入成正比，即与农户福利状况呈正比，适用公式（3）；休闲时间作为农村家庭健康与休闲状况的反映指标之一，该指标与农户家庭福利成正比，适用公式（3）；恩格尔系数、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和养老保障标准是本研究选取的社会保障指标。其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和养老保障标准与农户家庭福利成正比，适用公式（3）；恩格尔系数与农户家庭福利状况呈反比，适用公式（4）；人均居住面积是表征居住条件与环境的指标之一，该指标也与农户家庭福利状况呈正比，适用公式（3）。
（3）虚拟二分变量：
①虚拟二分变量的隶属函数。当评价对象是非模糊的，只有是与否，那么一般选用虚拟二分变量。例如，本研究中的社会参与度指标，征地前是否被告知征地程序，征地后是否有与以往同等的村中事务参与权或者与市民同等的社会参与权。
②虚拟二分变量取值说明。本研究选取征地知情权和村中事务参与权/社会参与权指标表征社会参与度，征地前该指标的具体含义为是否征询征地意见，告知征地程序。征地后该指标的具体含义为如果是完全失去土地，征地后是否享受市民待遇；如果不是完全失去土地，征地后是否享受与征地前同等的参与村中事务的权利。根据公式（5），答案为是，代表农户家庭福利状况最好，取值1；答案为否，代表农户家庭福利状况最差，取值0。
2.2.3权重的确定
采用灰色关联方法确定权重。关联度越大，说明相应的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的关系越紧密，即该因素对主因素的影响力越大[13]。可以对关联度加以处理，作为权重的计算方法。
（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被调查农户家庭各功能性活动的指标观测值，构成灰色关联分析的比较数列代表400个被调查农户家庭。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的原理，选择与农户福利成正比的指标观测值的最大值和与农户福利成反比的指标观测值的最小值作为参考数列X0，每个数列有19个观测点，构建评价矩阵X，X0代表在各评价指标都取得最优值的情况下虚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
2.2.5农地城市流转农户福利效应测度结果
（1）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平均影响。以武汉市江夏区和咸宁市咸安区调查的400份有效样本数据，灰色关联方法计算的权重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计算武汉与咸宁城乡结合部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家庭福利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
武汉市和咸宁市农地城市流转使得农户的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从农户家庭的功能性活动来看，在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方面，农户在农地城市流转后获得的功能水平都是下降的；在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方面，农户在征地后获得的功能水平有所上升。具体而言：
在组织生产方面。农地城市流转直接影响到农户家庭的承包地面积，该指数从0.017下降到0.001，征地使农户家庭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农地。原本务农的家庭成员因为无地可种而赋闲在家，或因为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大而转为非农就业，农业人口在家庭总人口中的比重指数因此从0.033下降到0.005。征地使得农户家庭组织农业生产的能力总指数下降了0.044，这也是农地城市流转后指数下降最为明显的农户家庭功能，并且农户这一功能的下降几乎是永久性的。
在经济收入方面。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减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的减少，农户家庭的人均农业纯收入指数从征地前的0.006下降到不足0.001。而随着部分农户家庭成员转向非农就业，包括征地补偿款的发放，使得农户的人均非农收入指数从征地前的0.015上升到0.025，上升比例达到了66.67%。况在农地城市流转后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
在健康与休闲方面。农户年看病花费反映的农户家庭健康状况在征地后下降了0002，变化并不大。而户主年休闲时间反映的农户家庭休闲状况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从征地前的0015上升到征地后的0043。虽然休闲时间是反映休闲状况的主要方面，而且对健康状况也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农地城市流转带来的休闲时间的增加多是被动的，是由于可耕作农地的减少又因为年龄、能力等原因无法转向非农就业导致的，所以说这里休闲时间指数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而真实的反映农户家庭的休闲状况。从指数来看，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的健康与休闲状况有所改善。
在社会保障方面。由于农地产出供给家庭基本食品支出的比例明显下降，而总收入的增加并不明显，农户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指数从征地前的0021下降到征地后的0019；农业收入的明显降低和非农业收入的非明显增加使得征地后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值明显下降，该指数由征地前的0018下降到征地后的0002。这两项指数的变化反映了农地对农户家庭生活保障功能的下降。本研究将征地前的养老保障标准设为0，征地后养老保障的政策对农地之于农户养老保障功能的补偿指数为0010。总体而言，农户获得社会保障的状况在农地城市流转后下降了225%。
在居住条件与环境方面。
在社会参与方面。征地前农户对征地相关政策的知情指数为0019，而征地后农户的村中事务参与权和社会参与权指数为0023，农户家庭的社会参与功能在农地城市流转后有少许改善。
在子女教育方面。本研究选取的教育设施配套指标来间接表示，该指标反映的农户家庭的子女教育功能由征地前的0043上升到征地后的0054，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家庭的子女教育功能也有所改善。
在社会公平方面。
（3）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差异。衡量收入差异的方法有很多，常见的有变异系数法、相对平均偏差法、基尼系数法和Theil法。变异系数法计算相对简单，相对平均偏差法常用于分析化学的定量实验，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是经济学界常用的收入差异研究方法，泰尔系数可用于计算组内和组间差距。高进云借用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定义农户福利差异为“福利差异系数”
3结论与讨论
农地城市流转为城市提供了土地，为城市的扩张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城市化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地城市流转统筹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农村行业分工，改善了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6]。然而无论是从农地城市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平均影响还是总体影响分布状况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农地城市流转并未给农户家庭带来福利状况的改善，相反却使其被征地后的生活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甚至使得农户家庭的福利差距进一步拉大，长此以往将带来严重的征地冲突。为此，2012年11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具体的补偿数额还是未知数。期望修正后的补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真正的改善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福利的改进；也期望在相关的保障方面有具体的措施体现，从而保证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福利在本质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使得无法精确地测度，因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极端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无法得出福利状况好或坏的绝对结论[7]。因此，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目前被认为是评价福利的最优方法之一，高进云[12]、袁方[14]等都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中国农民的福利状况进行了评价。实际上，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效应，往往通过对农民的直接访谈或问卷形式主要根据农民反馈的信息进行评判，因农民的个体特征和偏好不同，可能导致评价信息具有一定的灰度。灰色综合评判是一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适用于信息不完全或不充分的问题[15]。李蕊等将灰色综合评判法中的关联度进行归一化处理转化为权重来代替传统模糊综合评价法中利用层次分析法求出权重，以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16]。本研究将灰色关联分析用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权重的计算，同时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是对福利测度的有益尝试。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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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household welfare effec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