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巴马:“华盛顿的政治现状必须要改变”。奥巴马的出现是美国应对国内外重大危机与挑战的标志性事件。其竞选与就任之际,这个国家正期盼改变、渴望新面孔、寻找新的方向。2008年的美国大选,并不是一次“活动”,实质上是一场“拯救美国”和“变革美国”的“运动”。奥巴马正是带着“选择变革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和“Change we need”的神圣使命竞选并入主白宫,并影响了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互动:美国人希望他改变并摆脱困境,其他国家则希望他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以很大的兴趣观察奥巴马开启各个领域的大门”。
二、“变”:美国外交“新政”。首先是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变”。认识到世界领导权的使用必须反映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现实,将美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置于全球框架中进行审视。其次是“变”单边主义为全球合作。承认“美国无法单独解决世界问题”,摒弃以往所有傲慢无理的姿态,回归到多边合作框架之内。第三是“变”非此即彼、以我划线为兼顾“利他主义”。美国过去是到处寻找敌人,现在是在寻找朋友,“致力于倾听全球朋友和伙伴的声音”,表现出罕见的“包容性”。第四是“变”外交策略、手段与方式:从“硬实力”、“软实力”到“巧实力”。坚持原则与务实、妥协与坚持、温和与强硬、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兼顾。
三、“不变”:固守所谓“美国始终是一个国际领袖”的信念不变。奥巴马政府在反思、批判并纠正美国外交近年出现的严重失误的同时,仍坚定地捍卫着美国固有的价值观。第一,所谓“美国领导世界”的“神圣职责”不变。其对外政策之“变”是美国企图领导世界的方式之变,是“为了恢复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希拉里坦言:“运用美国的领导作用建立伙伴关系”,从而“让重心从多极世界移向多伙伴世界而发挥领导作用”。第二,所谓“美国的强权政治”不变。舆论注意到:“白宫新主人从风格到言辞都在为重登霸主地位奠定基础”。法国《世界报》评论说:“奥巴马看似温和的方针与政策”、“‘松开拳头’的呼吁,并未改变美国的强权政治”。甚至连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特劳斯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也承认:“这源于一种野心勃勃的政治哲学”。第三,所谓“价值观外交”不变。奥巴马坚信:“在美国历史上,民主国家一直是我们最持久的同盟”。盖茨宣称,虽然新的挑战让美国适应新的现实,但“美国已经成为自由的灯塔”,“遵守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和理想——依赖于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和伙伴的力量——这些仍是我们今天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
四、从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变”与“不变”引发的思考。首先,“危机与变革”及反危机能力应成为“美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美国是一个危机频发的国家,也是一个不断反危机、不断变革的国家。建国230多年,美国曾遭遇若干诸如国家分裂、宪政、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重大危机。危机来临,美国或通过国家制度的适应能力化解危机,或通过对国家制度之变革图新。如有“大萧条”就有“罗斯福新政”。美国的制度、体制与机制,往往是在危机之后建立或完善的。奥巴马的“大管家”伊曼纽尔说:“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一个严重危机——这是一个从事你以前无法做的事情的机会。”世界不应低估美国反危机的能力,美国有望成为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新兴国家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美国经济学家扎卡里亚说:“不是美国没落了,而是整个人类崛起了”。其次,“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值得关注。从美国外交“新政”,“世人有机会重新评估这个超级大国”。舆论认为,美国总统多轨道外交“给世界政治的常规套路带来变化”。有的认为它会“引起世界有益的不安和迷惘”;有的认为它“促使朋友和敌人进行思考”。全球对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新“套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正在或将要推行的新战略准备好了吗?对美国的调整与变化习惯吗?其对外政策的“变”与“不变”将对世界格局、国际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尚需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