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南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东南亚部分国家与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的岛屿主权归属和航海权益上的争议，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在亚太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国家利益和战略的碰撞。一直以来，美国主流报刊关于南海问题的新闻报道和舆论传播不但影响国际公众对南海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而且关系到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国际舆论安全形势。自美国高调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主流报刊凭借其全球化的传播影响力，不断加强涉南海问题的议题设置和宣传报道，成为加强美国政府占据涉南海问题的话语权优势、遏止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实现其亚太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渠道。
美国主流媒体关注“南海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报刊就对南海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长期以来逐渐形成聚焦南海问题的舆论场，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冷战结束前，美国主流媒体对南海问题仅保持低热度的新闻报道。
1982年联合国投票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确立了关于专属经济区、群岛水域、国际海底区域等相关规定。其中，特别是专属经济区的相关规定给原本就存在岛礁主权归属争议的南海地区增添了更加复杂的因素。由于南海地区各沿岸国家之间的距离都不足400海里，这样就导致各国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存在大量重疊，而且中国在南海地区自古以来形成的南海断续线在《公约》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和叙述，因此，相关国家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开始以《公约》为基础否定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对我国南海岛礁肆意侵占的行为。但是，由于这段时间正值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美国主流报刊对南海地区形势的关注度相对不高。
第二，冷战后，美国主流媒体开始从本国亚太利益角度关注南海问题，但总体舆论态势发展缓慢。
冷战结束后，西方舆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东南亚地区将会出现权力的真空。同时，由于东南亚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就为美国介入亚太事务提供了机会。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南海地区在美国整个亚太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此同时，美国的主流报刊也开始增加对南海问题相关议题的报道。
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是促使美国主流媒体聚焦南海问题的热点事件。相关报道不再局限于对南海地区事件的实时报道，而是刊登了更多的评论文章。在媒体的报道中，普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南海地区对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美国在南海地区的目标（商业准入、航海自由、防治亚太地区出现任何霸权等）不会改变，中国重申对南海争议领土的主权将势必给美国带来地区性的安全挑战。为此，美国将作为一个稳定的力量参与到东南亚的防务活动中。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应该主动介入南海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南海对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影响是有限的，美国无须过度介入南海问题，只需维持既得利益。
“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将大量外交和军事资源用于“反恐”。美国主流报刊对南海地区的报道主要侧重于东南亚各国与美国为构建反恐联盟而开展的军事合作，而对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达成在有争议岛屿进行联合勘探等协议的相关报道仅表现出有限的善意。
第三，2008年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主流媒体大力推动“南海问题”舆论国际化，企图遏制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舆论空间。
2008年奥巴马上台以后逐渐摒弃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转而以高调的姿态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介入南海争端。这期间热点事件频发：2009年8月发生了中美舰艇南海对峙事件；2009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第16届东盟地区论坛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宣布美国“重返东南亚”；2010年7月，希拉里在越南发表美国关于南海争端的声明，宣称要维护“美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南海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这不仅仅表明美国正试图重新插手南海事务，也更加刺激东南亚一些国家加快了侵犯我国南海主权的步伐。
从2008年开始，南海问题逐渐成为美国主流报刊舆论的热议话题，对南海问题的报道数量出现跳跃式增长。这期间，与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不同，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逐渐成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在亚太地区和世界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也显著提升。为了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步伐，美国不断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频繁通过各种媒介渠道介入南海问题，并联合域内外国家推动南海争议的国际化和复杂化，企图挑起“舆论战”打压中国维护主权的空间。这一时期，美国舆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挑起钻井平台对峙风波、质疑中国“九段线”合法性、恶意夸大中国岛礁建设军事化威胁、片面报道南海仲裁案结果等议题，集中体现了通过议题设置炒作南海问题的舆论宣传策略。
美国主流媒体对“南海问题”的传播策略
经过对国际舆论资源的整合，美国主流媒体已然形成了一个各方舆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国际舆论网，不仅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宣传工具，更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渠道和方式。这种作用在南海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主要策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主流媒体在整体宣传态势上占据国际舆论涉南海问题报道的主导地位。
根据一项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际传播实力的量化分析结果，美国排名第一，欧盟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分别居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实力仅为美国的14.43%。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对南海问题保持了长期而密集的报道，在高密度的舆论引导下形成了对涉南海争议的国际舆论支配地位。美国的国际传播能力首先以其强大的信息技术作为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更新都诞生在美国。新闻媒体与互联网高度融合，使议题策划、媒体采集、新闻传播得以最迅捷的方式传到世界各地。其次，美国很早就建构起关于南海争议的国际新闻传播战略，将传播实力转化为对南海争议的话语影响力，以至于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美英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占据了国际新闻媒体的主要位置。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开始重视关于南海问题的国际传播，并在短时期内在报道数量和传播渠道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但随着南海问题在国际舆论场域中不断升温，中国不仅要追踪应对美英的舆论观点，还要关注来自域内外如印度、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言论，在涉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影响力方面受到削弱。
第二，美国主流媒体涉南海问题的报道时刻与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保持政治共振。
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报道基本呈现为受到持续关注但未形成热点的态势。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特别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客观上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传统地缘格局的重构。在美国政府调整亚太政策的过程中，美国主流报刊适时地调整了关于南海问题宣传报道的频率和角度。相关内容不再局限于新闻事件类的报道，而是更多采用评论文章，通过不断更新的议程设置，强化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政治领导人和智库专家关于南海问题的讲话和评论，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例如，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表的讲话；2011年11月19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六届东亚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通过多边机制解决南海问题等新闻都成为美国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此外，美国报刊充分利用国外舆论资源，通过海外新闻机构，大量转载报道相关内容，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推动南海争议成为备受国际公众关注的国际热点话题，不断巩固美国涉南海问题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美国主流媒体对南海争议的报道议题不断扩散，不再局限于声索国之间“主权争议”的报道，而是加入模糊和宽泛的话题为其介入国际舆论场扩展空间。
从本质上讲，南海争议的本质是中国与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关于南海海域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的主权争议问题，是一个需要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多集中在争议双方的言论和行动。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南海地区战略位置的不断提升，美国通过新闻议题的“嵌入”和拓展，为争取针对南海争议的话语权搭建平台。相对于只涉及到争议双方的“主权争议”话题，更多模糊和宽泛的议题被纳入国际新闻传播。比如，国际海洋法公约、自由航行权、石油开发、中国力量崛起等。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议题性质越模糊越宽泛，就越容易扩散。这些话题由于过于宽泛，更便于域内外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加以解读，而且话题具有“非暂时相关性”，可以根据南海局势的发展不断拓展分支议题，针对各方言论，中国单方面很难通过一两次外交声明或国际新闻报道就可以澄清。对于域内外蓄意争夺南海争议话语权的国家来说，推出这些议题相当于在话语博弈中打造了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第四，美国主流媒体涉南海问题的相关宣传策划都以美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撑为基础。
从表面看，美国媒体是独立于政府的“第四种权利”，并自诩为“民主的看门狗”，媒体与政府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是在南海争议的相关报道中，美国报刊媒体与政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通过政府对媒体的一系列软硬措施来实现的。首先，西方国家通过司法、行政等硬性措施强化对媒体的舆论管理。特别是美国在“9·11”事件以后，專门成立了“全球信息办公室”，直接负责并具体组织和实施舆论战。其次，政府常常通过各种形式的吹风会，以不公开、不具名的方式向记者提供消息以此来左右本国的舆论。再次，政府大力运用经济杠杆实现对媒体的控制。美国媒体在表面上是私营产业，经济上独立于政党和政府之外。但所有大型的传媒都被财团所控制，而财团与政府之间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政府允许财团垄断媒体，并通过财团控制媒体舆论。此外，每年，美国政府对本国主要的媒体都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最后，在美国的主流报刊媒体中都有政府的特别顾问担任要职。在南海争议的相关报道和舆论中，政府都将重要的传播任务交给与其政策保持一致的舆论精英来执行，许多重要的言论无不是通过政府的精心策划和巧妙安排，通过各类评论员传向世界各地。
由此可见，美国主流媒体不仅作为一种消息载体传播美国涉南海问题的政策和立场，更是美国外交制衡的手段和工具。在舆论的议题设置、舆论炒作的过程中，已然形成了政府、智库、媒体相互配合的传播机制，以至于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形成“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中国政府和官方传媒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
为此，加强我国涉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宣传已经迫在眉睫，我国涉“南海问题”的舆论工作亟需在宣传设计、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方面加以重视和提升。首先，在宣传设计方面，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对舆论宣传工作的认识，不仅仅将新闻传播视为政策宣传的窗口，更应该使之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利器，形成官方传媒和公众传媒协调联动的宣传合力，逐步形成国际社会和公众对南海问题公允而全面的看法。其次，在传播渠道方面，整合国内和国际舆论宣传资源和渠道，加强中国全球舆论传播的辐射力。目前，在涉南海问题的舆论宣传方面，我国官方媒体的国内宣传比较充分，但在国际舆论场的宣传力度相对较弱。当前，英语仍然是世界传媒的主要语言，我国在对外传播的形式方面必须打破语言的屏障，充分发挥国内媒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跨区域、跨文化传播。最后，在传播形式方面，需要突破传统单一的传播方式，充分利用大众传媒中形式多样的传播方式对南海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报道和传播。在传播主体方面，需要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民间文化交流实现多层次的对话和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