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直是中国党史学界公认的推动建党的重要酝酿和准备工作之一。但陈独秀、李大钊是否在赴天津途中酝酿建党,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位苏俄使者是谁,陈独秀在上海是怎样推动中共发起组成立的?笔者通过考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
[关键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0-0011-04
今年是中共发起组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日,自1920年中共发起组成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发起组担负着筹备建党的任务,它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良好基础。九十年后的今天重温中共发起组是怎样由酝酿准备建党而发展到促进推动建党任务完成的这段历史,对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请史学界指正。
一、李大钊天津之行的一次会议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根据南陈北李的挚友高一涵的回忆,并不可靠。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1]文中描述护送的经过;在武昌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作《李守常先生事略》[2]的演讲时,提到陈独秀、李大钊在离京赴天津途中酝酿建党的问题。提出质疑者,据证两点:一是从胡适日记中查到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自日本写给胡适、陈独秀的信[3],认为当时高不在国内,怀疑高氏笔下的描述是道听途说,相约建党之事并不确切。其二是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传略》[4]和《回忆李大钊》[5]文中都未提到相约建党。疑为高可能传闻失实而不提。笔者认为对高的回忆不能完全否定,因为根据《陈独秀被捕送案表》记述高一涵亲历了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散发《宣言》传单,是目睹军警搜捕的知情者。虽一度离开国内,回国后完全可能从李大钊等人处了解详情,虽非亲见,确系亲闻。而南陈北李赴天津途中是否商讨过建党问题,确是问题的焦点。从当时各方面情况看,两人尚不可能明确地商讨建党的问题,可能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之类的秘密团体。
(一)章志回忆李大钊在天津的一次会议。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在《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说:“我于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因为执笔不慎,……于1920年1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于未然……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6]
与会诸人,介绍如下。苏俄友人是指鲍立维,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中国通。他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革命政党。
姜般若,原南开学校学监,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在天津与其他人成立无政府主义团体真社,出版《新生命》杂志。1922年参加无政府主义的星光社,编辑《星光》杂志。张国焘说:1920年“当时俄国革命影响更大些。一般学生都讲社会主义,如陈炯明(福建)、温世霖、姜博若(天津米店主人)(即姜般若——引者)、张东荪(研究系)、戴季陶、胡汉民、李汉俊、李石曾,都出版谈社会主义杂志”。[7]可见,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姜般若是社会主义者。
山西人是指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无政府主义团体平社,出版《太平》杂志,但仅出1期。
胡维宪,南开学生,觉悟社社员,倾向社会主义,后参加共青团。
(二)相关史料值得重视。1.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回忆:“1920年3月间,我接到黄凌霜来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即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将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8]
2.梁冰弦回忆:“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布鲁威,即鲍立维——引者)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者同盟’,没有分什么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9]既然“在津在京叙话几回”,李大钊在天津参加的那次会议,就是其中的一次。
3.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1923年写给《工余》杂志编辑的信中说:“溯自稍知世界以来,受露国急进派之影响甚深,昔在京校,为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足下曾为余读稿,想尚忆之,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指鲍立维——引者)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讯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10]黄凌霜的译文发表于1919年11月12日至1920年1月7日的《晨报》副刊上,“其后”与李大钊、鲍立维会见,时间当在1920年2月左右。
从上述的史料看,李大钊在天津出席的会是讨论各派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问题,酝酿组建革命组织、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李大钊事前可能知道会议的内容,因此在赴天津途中告诉陈独秀,共同商议,这就是高一涵所说的“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
二、苏俄使者会见李大钊
我国的党史著作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认为,1920年4月内俄共(布)远东局派赴北京的维经斯基是推动与帮助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事实上,通过彭述之的回忆可以认为,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是荷荷诺夫金。“……实在说,维经斯基并不是共产国际1920年派到中国来联络五四运动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只是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俄国人。在他之前,有一位开路先锋替他安排好路子,这位开路先锋就是荷荷诺夫金。这些事实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11]
彭述之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那时他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攻读及担任教课,荷荷诺夫金是他的俄文教授。他知道荷荷诺夫金(HOHONOVRY)生长在哈尔滨,能说流利的中国话。当时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正在进行,彭是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李大钊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他们相处有日,彭述之在东方大学陪同李大钊参观学府时碰见了荷荷诺夫金,他想介绍给李大钊相识,意想不到李大钊竟惊喜地与荷荷诺夫金相拥抱,并告诉彭:“这荷荷诺夫金!就是由他开始了这一切……”当晚,李大钊详细地讲述荷荷诺夫金如何向他建议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经过,使彭恍然大悟。
彭述之回忆:“那是1920年年初时节,我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波)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名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我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做自己人呢?’”
“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您呢,您是‘五四’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还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感到他说得有理……于是我这样答复他:‘在中国唯一有魅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不久,他的犹豫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12]
荷荷诺夫金和李大钊的会见,促进了李大钊、陈独秀的建党步伐,荷荷诺夫金是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位苏俄密使。
三、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共发起组
中共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中旬。这是我国第一个中共早期组织。它是由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筹划、经过早期共产主义者共同努力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而成立的。
(一)陈独秀在上海筹建中共发起组时,早期从事的革命活动。
1.倡导和支持工人运动,壮大工人阶级力量。陈独秀来到工人阶级集中地的上海,首先开拓工人运动,他深入到沪西工人集中地区各码头工人地区调查工人阶级状况。1920年4月,他在上海航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作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提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13]。殷切希望工人阶级赶快觉悟,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同年4月18日,他和各工界团体发起成立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了《劳工旨要》的演说[14],并被推为顾问。5月1日,上海举行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
2.以撰文和通讯形式提出开展中国工人运动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配合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特刊,刊载了李大钊叙述五一节历史及其伟大意义的文章;发表了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工人和资本家的贫富悬殊与尖锐矛盾,指出“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15]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3.通过《新青年》月刊的编辑出版,引导上海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陈独秀将一批追随于《新青年》周围的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团聚在一起,引导大家投向工人阶级。他们既是刊物的忠实读者,又是撰稿人。“劳动节纪念专号”中的文章,大多出自这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的手笔,体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精神。
陈独秀立足开拓工人运动,他和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所做的工作,是迈向创建中共发起组的重要步伐。
(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
正值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一行来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他要求同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即已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某种联系,以探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在陈的联络下,他们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负责人、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还进行了座谈,由维经斯基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共同探讨中国的社会革命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大意谓:依据苏俄革命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乃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16]陈独秀深表赞同。维经斯基在上海期间,直接支持和赞助陈独秀创建中共发起组的筹备工作,该组织成立后,他也参加了会议,与小组成员共同工作,对我党的筹建起过帮助和促进作用。
(三)社会主义者同盟和中共发起组。
纪念五一节活动是建党的前兆和先声。五一节后,陈独秀立即开展建党的工作。当时为扩大革命力量,汇集了信仰不尽相同的社会者,共同从事社会革命并酝酿建党问题,于是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参加人员有李汉俊、袁振英、郑佩刚、尉克水、俞秀松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定的介绍和宣传,是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想通过一些革命活动和组织上的合作,争取把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转变过来,壮大革命队伍。同时苏俄代表也想借南陈北李的声望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建立革命组织,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笼统的共同提倡“社会主义”的目标下取得暂时合作,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革命组织。
据郑佩刚回忆:“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后来同年7、8月间,魏金斯基、杨明斋曾在陈独秀寓所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革命工作问题……领导人是陈独秀。”[17]
“社会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组建的革命政党,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是孕育中共胚胎的母体,即中共发起组的先声。但是,这种同盟是暂时的,不久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对党的纲领产生意见分歧即告分裂。
1920年5、6月间,党的筹建工作经过建立革命组织和几个月的酝酿准备过程,产生了我国第一个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了中共发起组。
(四)中共发起组成立的时间。
对中共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学者之间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是1920年5月成立的,有的学者认为成立于1920年8月,其实从各方面资料看,党的筹建工作自5月开始,历经多次酝酿与讨论,它的成立时间应在6月中。由于组织名称问题尚在进一步商讨之中,一直到8月才正式定名为共产党。因此党的筹建工作自5月开始直至8月之说,也是在情理之中。
据当事人施存统的回忆:“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也参加了……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间,一开始叫‘共产党’。”[18]施存统是6月20日赴日本留学的,可见中共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当在6月20日之前。
在党的“一大”后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即中共发起组)是从去年年中成立。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19]这与施存统回忆是相吻合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91年发现的《俞秀松日记》,俞秀松是党的发起组成员,青年团书记,他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说:“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20]
根据俞秀松日记及施存统的回忆等材料,可知陈独秀等人在6月中成立了中共发起组,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成立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条文,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8月中,陈独秀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将社会共产党正式定名为共产党[21]。这就是中共发起组建立的经过。
中共发起组负有筹备建党的历史使命,它帮助和推动各地建党,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小组相继建立。中共发起组还发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学社;创办了《劳动界》周刊与《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为中共“一大”召开,及时函请各地推派代表参加建党大会、为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干部基础与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肖克将军在为《陈独秀诗集》所写的序中说:“‘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南陈北李在建党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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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8.
作者许洁工作单位:龙华烈士陵园保管部;作者任武雄工作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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