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首篇传播至海外的著作。除众所周知的俄文和英文译本外，满铁曾于1929年翻译出版过该文的日译本——《湖南农民运动情况报告（毛泽东）》，目的是比较分析国共两党农民政策差异。翻译者署名“高山谦介”，真实身份是日本著名“中国通”佐佐木到一。译文所据底本应是1927年4月长江书店单行本，但在文本内容和结构上都有所改动。该译本对于研究毛泽东著作在海外传播过程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关键词】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日译本；满铁株式会社
【中图分类号】A422；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9-0100-04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毛泽东经典著作之一，也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传播至国外的文章。该文1927年3月公开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先后于5月27日和6月22日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刊载了该文的俄文译本与英文译本，首次向海外介绍了毛泽东的著作，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此后《报告》一文被多次修改、完善并出版，在国内外长期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版本系统。对此学术界已多有论述，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毛泽东这篇名著在邻国日本的出版与传播情况，学界尚缺乏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曾于1929年以《湖南农民运动情况报告（毛泽东）》为题名出版发行过此文的日译本，收录在《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农民运动》一书中。本文简要探讨此日译本的翻译动机、译者身份、译本所据底本、译本翻译变异情况以及文献价值等问题。
一、翻译动机
1906年11月，日本政府正式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次年满铁会社总部从日本东京迁至中国大连。三年后的1909年7月，满铁在庶务部下开设调查课，其最初的机构职能只是“在满洲及其附近地区从事一般经济及惯例的调查。”②之后工作范围逐渐扩展到“考察中国特别是满蒙的各种法律及制度，调查产业、商业、交通等情况。”③满铁也随之成为日本在华重要的殖民情报机构，在长期为日本政府和军方提供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的过程中，搜集整理了大批关于中国的资料图书和档案材料，编撰成为了著名的“满铁调查报告资料”。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省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其中尤以湖南省声势浩大。这一情况迅疾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特别是满铁调查课的高度关注。《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农民运动》一书就是满铁调查课针对我国农民运动情况所编写的专项调查报告，被列为《满铁调查资料第百五编》。①该书发行兼编辑者是满铁庶务部调查课课长佐田弘治郎，印刷时间是昭和四年（1929年）八月五日，印刷所是小林又七支店，地址位于大连市大山通六十三番地。此后该书于同年八月十日由满铁正式发行。由此可知，《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农民运动》一书是在我国境内的大连市编撰、出版与发行的。
从内容上看，《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农民运动》一书正文分为两编。第一编标题为“支那农民运动概论”，内容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编撰并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出版发行的《中国农民运动概论》一书的日译本。第二编标题为“湖南农民运动情况报告（毛泽东）”，内容则是毛泽东《报告》一文的日文全译本。此外，《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农民运动》一书还附录了《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和《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等三份重要历史文献的日译本。
关于满铁1929年翻译出版此书的动机，编者在“凡例”中给予明确的说明，该书第一编内容主要反映的是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原理”，而第二编内容则是“著名共产党员毛泽东”亲自执笔所作，全篇流露思想为“共产主义礼赞”。因此编者认为需要将两党主张在“读者前并列展开，两者主张同时检讨”，以便了解中国农民运动的“过去与将来”。由此可见，满铁翻译出版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分析研究国共两党农民运动政策的异同提供第一手资料。而毛泽东的《报告》一文已被日本方面视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农民运动的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文献，因而满铁调查课认为完全有必要将其全文翻译为日文，收录在此书中。
二、译者考述
《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农民运动》一书在凡例中注明翻译者为“高山谦介”，但其真实身份应是日本陆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佐佐木到一。
佐佐木到一，日本爱媛县松山市人，1917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1年调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班，专事对华情报工作。1922年佐佐木到一被参谋本部以武官身份派遣到广州，负责搜集广东国民政府情报工作。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失败期间，佐佐木到一始终在我国南方从事间谍活动，并利用其所担任孙中山军事顾问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军政各界人士密切接触，与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等人关系亲近，因而得以熟稔此间我国政治活动内情和决策内幕。在1926至1927年间，佐佐木到一先后写作出版了《中国国民党の历史と其解剖》、《南方革命勢力の实相と其の批判》和《支那陆军改造论》等关于中国政治时局的书籍，一时间声名鹊起，使其在日本国内赢得了“中国通”的赞誉。
据日本著名政治外交史學者户部良一的考证，此时期的佐佐木到一还以“高山谦介”的化名为日本《外交时报》撰写时评，并于1927年出版过一本名为《武汉乎南京乎》的书籍，评论国共分裂事件。②据此可知，《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农民运动》中所署名“高山谦介”的翻译者，其真实身份也应是佐佐木到一。
佐佐木到一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则充满偏见和仇恨。之后佐佐木到一曾一度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七七事变爆发后，佐佐木到一率部大举入侵中国，成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佐佐木到一作为资深的“中国通”，对毛泽东《报告》一文的翻译体现出较高的水平，这一点是需要给予肯定的。
三、底本考证
底本考证是文献学的重要课题。由于日译本编者并未明确说明该译本所据中文本的来源，因此需要对日译本的底本进行考辨。通过版本梳理与各译文比勘可以基本推断出，1929年满铁日译本所依据的底本应是1927年4月长江书店所发行的单行本。
众所周知，毛泽东《报告》一文写作完成后首先是在1927年3月5日刊载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上的。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武汉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副刊——《中央副刊》第七号以及谢觉哉等主办的《湖南民报》等报刊均对该文进行了转载。1927年4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汉口长江书店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题名出版了《报告》一文的首个单行本，并在内容和结构上均有删改，由瞿秋白为该书作序。可以说，毛泽东《报告》一文的早期流传过程复杂丰富，形成了众多版本。但是从文本结构与内容等方面的特征看，1929年满铁日译本所据底本应是长江书店单行本，依据如下：
第一，从文本结构上看，毛泽东《报告》一文在《战士》周报上发表时，全文只分为三个部分。①而1927年长江书店出版该书单行本时则首次采用了章节结构，全文被划分为三章，章下设有各节。此外，单行本将《战士》周报所刊该文第二部分“革命先锋”下的第二小标题“革命先锋或革命元勋”进行了删节，修改为“革命先锋”；将第三部分标题“农民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做了些什么事”修改为“农民与农民协会。”②这三点是单行本在文本框架上与《战士》周报所刊本等版本最显著的不同之处，而1929年满铁日译本在这三点上均与长江书店单行本保持一致。
第二，从文本内容上看，《战士》周报刊本在第三部分中的“第九件大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将尽量阻止农产品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碍天死地煞一样。我们不要看轻这些小情节，这就是‘中国的剪刀问题’，不想法子抑压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即城市不向农村让步，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而长江书店单行本对此段话进行了修改，改为“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自卫。这是奸商剥削的缘故，并非农民有拒绝工业品，实行东方文化的主义。农民的经济自卫，其势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贩卖，共同生产，并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便不必以阻谷为维持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拒绝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唯一方法了。”这使得长江书店单行本回避了“中国的剪刀问题”这一说法。有学者认为，正是此处文字的改动，标志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渐走向成熟。③而在1929年满铁日译本中，亦无“中国的剪刀问题”这样的提法。显然可见，长江书店单行本应是满铁日译本的底本。
四、译本翻译变异情况
翻译变异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客观翻译现象，指在文本因素和非文本因素的共同制约下，翻译者在翻译过程对原文内容进行修改、删节和过滤等情况。1929年满铁日译本最大的变异之处在于将底本中的第一章第一节“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整体给予删除，只保留了后四节内容，使得日译本在文本结构上第一章只有四节内容而非原文的五节内容。由于译者在《湖南农民运动情况报告（毛泽东）》前特意注明是“本篇是该报告书全译”，可知这种文本结构改动并非疏忽，而应是有意为之。此外，满铁日译本另一处改动是删节了瞿秋白所作的序。瞿秋白曾于1929年4月11日为长江书店单行本作过一篇长达1600多字的序言——《湖南农民革命序》，但是满铁日译本中并无此序言部分。
据笔者推测，这种翻译变异现象的产生应该与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有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浪潮，对日本政府产生了强大的内部政治冲击。杉山元治郎发表《农民运动》《农村贫穷论》等文章，宣称农民问题是“现今日本之重大社会问题”，并直指“直接地代”、“都市商工资本”以及“政治统治者”是日本“农村三大榨取。”①1926年3月杉山元治郎等人组建了日本劳动农民党，倡导农民投身政治运动。1928年5月，日本全国农民组合正式成立，一时间日本国内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镇压农民运动，特别防范共产主义思想“赤化”日本农民，甚至在涉及农民问题的出版物中要求以“中国XXX”代替“中国共产党。”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开讨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的话题对于日本政界而言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瞿秋白在序言中公开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宣扬“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的推翻了”，倡导农民积极“动手”，“到前线去奋斗。”③这篇蕴含如此强烈革命激情的序言恐怕也是日译者难以如实翻译，推介给日本民众的。
五、文献价值
1929年满铁日译本见证了毛泽东著作在海外的传播过程。毛泽东《报告》一文一经发表即在海内外获得普遍赞誉，《共产国际》英文版转载时在“编者按”中特别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更称赞《报告》“字字精炼，耐人寻味。”④作为毛泽东首篇被传播至海外的著作，《报告》一文在日本知识界也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研究我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著作中，毛泽东《报告》一文几乎成为必引的参考資料。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主办的《战士》周报作为机关刊物，发行范围较窄，且1927年4月就已经停刊，所以在笔者目力所及的日文书籍中鲜有提及此版本。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所刊登的《报告》一文虽为日本方面所掌握，但《向导》出于种种原因只刊载了《报告》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而未刊载第三部分，因此未能充分完整的反映出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1929年满铁日译本首次全文翻译毛泽东《报告》一文，弥补了这一不足，并在客观上记录了该文在日本的流传状况与学术影响，因此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应在《报告》一文的海内外版本系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王琦，历史学硕士，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