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关于他生平史事与思想的研究，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研究成果比较多。
日前，笔者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湖北大学徐方平教授著的《蔡和森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受益匪浅，不由自主地提起笔，想写篇读书札记。
我一直认为，写评传不同于写传记。传记是以叙述为主，评为次，客观反映传主一生所经历的史事和阐发的思想即可，尽量做到全面。评传则不同，它是带评论性的传记，虽然也离不开写传主的生平史事与思想，但它不是全面详细地去叙述传主一生的活动与思想，而是着重对传主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与思想进行评述，阐述见解，是在“评”的过程中见功夫。当然，不论是传记还是评传，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便要像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那样，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用以上拙见考量《评传》，我感到该著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蔡和森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都必须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即要敢于提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曾指出：“吾人居于某境而不疑，则终身常识限于此一境，稍进一步而不疑，则终身进步限于一步，使吾人疑而无止者，其进步亦无止也。”因此，他称赞明代思想家陈献章“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为“知言矣”〔1〕。所以在学习中有疑问，就应该提出来，哪怕是愚蠢的提问，因为“愚蠢的提问其实正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源泉，也就是说，是世界上所有精妙绝伦的发明的第一步。它有助于推动世界进步，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2〕。
徐方平就是一个学贵知疑、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早在2002年他承担“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教学任务时，针对教材中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认识最早、做得最好、贡献最大”〔3〕这个结论时，他便提出了怀疑，认为“认识最早”未必站得住脚。带着这个疑问，他认真阅读李大钊、蔡和森的早期著作和相关研究论文，发现已有学者指出，李大钊应该是早于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代表，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过重要论述。在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加深了。蔡和森指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是“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中、法、英、印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共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共性，是基本原理。但各个国家共产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这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个性。蔡和森还接着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应当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作者认为，蔡和森在这里实际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谓真知灼见。这个论述比毛泽东在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论述要早四年的时间，比毛泽东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述要早十二年的时间”。因此，“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得最好、贡献最大’，千真万确”，“但说毛泽东‘认识最早’恐怕难以成立，缺乏直接的史事材料来支撑”。作者还通过分析李大钊、恽代英等早期领导人的著作说明：“事实证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的应该是李大钊、恽代英、蔡和森等人。”这些分析客观公正，持之有据、言之有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共党史学史也随之应运而生。如果说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里保存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的文字记录，陈公博1924年1月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那么，蔡和森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共旅莫支部作的党史报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油印本），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如前所述，蔡和森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7年9月，他又在中共顺直省委作过《党的机会主义史》长篇报告。1928年6月，他在党的六大上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作了长篇发言。1931年在《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发表了《论陈独秀主义》（据王学勤先生考证，该文成文于1930年春）。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蔡和森是中共党史学史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评传》对传主研究中共党史的这些重要理论成果都进行了客观评价，充分肯定，给笔者留下了三点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一，蔡和森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党的成立给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充分彰显了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政党自信”。
蔡和森首先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他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其主要组成分子是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想到共产党产生的时候，就会想到无产阶级有了相当的发展”。他分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至五卅运动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情况后说，中国工人阶级成长起来以后，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条件，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开展了许多罢工斗争，并建立了工会，逐渐由不觉悟到觉悟，由不行动到有行动，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要有其政党的领导。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蔡和森接着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理论）基础。他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懂得了工人阶级比学生的力量大，于是他们迅速地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并且逐渐认识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条件也具备了。正因如此，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花一旦照射到工人阶级这块园地，工人阶级就会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所以蔡和森坚定地说：“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海内外所谓党史专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从苏俄“移植”的、是“舶来品”的谬论。
《评传》对此评说道，蔡和森的这一科学论断，“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论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如果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来考察，蔡和森的这个论断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科学论断，为后来的历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学者们所认可，所发展”。我认为，这个评价有相当道理。瞿秋白也是中共党史学史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建党时期，他撰写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张太雷撰写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文章，属于研究中共党史的最早文献之一，但都没有论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1926年3月，瞿秋白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号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尽管论及中共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但是，正如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专家周一平教授所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必然性的“论述比瞿秋白的论述更准确些、更深刻些”〔4〕。
第二，蔡和森对早期中共组织建设的思考，在当今仍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评传》对传主的《党的机会主义史》进行了评介，尤其是对其中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评介甚为详尽。蔡和森认为，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党诞生八年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甚至上级党部不准下级党部根据当地实情自定斗争的政策。如果发生下级党部、群众的意见有悖于上级党部的意见之事，上级机关便认为是大逆不道，便要取高压政策。这样一来，党的铁的纪律就成了上级党部威压党员的工具。这便完全违反了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蔡和森看来，中共在如何正确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始终没有在理论上从而在制度上给予圆满的论证和解决。蔡和森在当时便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很了不起的。
那么，何谓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蔡和森指出，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和下级党部的自觉性和创造精神，而是要在集中的指导下，即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规范之下，尽可能由下而上地开展党内的讨论，尽可能地由下而上采用选举制度，工农同志要尽可能地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党的事情要尽可能地让群众知道。
蔡和森还指出，要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党内斗争，并不是把一切犯过错误的人都送上断头台。不要笼统地反对知识分子，不要笼统地反对一切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同志。因为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是原来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都是机会主义者。他特别强调指出，凡属一切不压制群众意见，不妨害党的改造的分子，党都应该尽可能地将他们安排到工作岗位上来。“党不是要改造成为一个狭隘的小团体，而是要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笔者认为，“机会主义”、“批评甚至批判机会主义”等是国民革命失败前后高频次出现的词汇，彰显了中共迫切希望总结党内理论及其实践斗争经验教训的诉求。尽管瞿秋白在党的五大上散发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与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都是中共党内早期研究机会主义史的最重要著作”，瞿秋白的可以弥补蔡和森的一些不足，但是相比之下，瞿秋白的“自然是逊色的”〔5〕。因此，《评传》中所揭示的蔡和森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而且特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年的幼年时期，他的认识就能达到如此的深度，这在同时期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是无人比肩的。即便是现在，如何给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从而在制度上给予圆满的论证和解决”，也不能说做得很好，仍然有讨论的很大空间，值得广大党建理论工作者去研究。
第三，蔡和森写作《论陈独秀主义》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夸大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评传》，分析了《论陈独秀主义》写作的国际背景，这是很有必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6〕。但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却不这么看，他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共中央，特别是推在陈独秀一个人的身上。在1927年汪精卫“分共”前夕，7月1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说：“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7〕斯大林调子一定，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马上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这些错误”〔8〕。然而，斯大林定的调子，并不是共产国际、联共（布）所有成员都能接受的。在这之前，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在讨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时，便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更是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斯大林反驳说：“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9〕。随后，联共（布）展开了清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蔡和森1929年1月到莫斯科治病时，恰逢莫斯科正在召开题为“陈独秀主义的历史背景”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推卸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寻找替罪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9年5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组织的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论陈独秀主义》的发言。
正是由于有以上复杂的国际背景，所以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许多观点，只能“源于1月份的讨论意见”。笔者认为这个总的看法是正确的。
蔡和森是“党的老辈”，从中共二大到六大一直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从三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直到1928年11月，才离开政治局和常委的领导岗位。因此，蔡和森对陈独秀应该是十分了解的。《论陈独秀主义》对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历史过程及其危害的分析，尤其认为陈独秀的错误“不是忽然一下子形成的”，它“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分为四个时期。这对研究中共党史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但纵观全文，蔡和森也的确讲了一些过头话，或者违心的话。这些《评传》都有一定的分析。如蔡和森称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时髦的表演”，五四运动后又“看中了时髦的工人运动”，因而“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影响中国工人运动”等等。作者明确指出：“这些评论有失公正，与基本事实不符。”作者又认为，蔡和森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理论根源锁定在党的三大及其前后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文章上，“时间似乎定得太早”。作者还指出，蔡和森将从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廷主义，都归纳在中国孟塞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是“在无限制地填塞了陈独秀主义的内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对陈独秀还是有感情的，他没有一棍子把陈独秀打死，在批评陈独秀“时髦表演”的同时，又肯定他“在‘五四’时期确实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在批评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时，又肯定在“五卅运动”中党起了“相当的组织的和领导的作用”，陈独秀这时“似乎多少变动了对于革命动力的机会主义观点”等。
通过详尽分析《论陈独秀主义》的内容，作者认为，由于八七会议后，“受共产国际批判托洛茨基的影响，中共批判所谓‘陈独秀投降主义’十分严厉，于是出现了‘中国托派’。因此，对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一文要辩证地分析，不宜评价太高。因为近些年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陈独秀不应承担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当然，《评传》也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可以进一步对蔡和森与同时代领导人的思想作比较研究，发现异同，突出蔡和森的贡献和地位;关于他的哲学思想，作者仅仅以其《社会进化史》为代表进行了评析，有以偏概全之嫌。笔者新近看到一篇对《社会进化史》进行文本解析的文章，颇有新意〔10〕，值得作者借鉴。再如，关于档案材料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使用。蔡和森牺牲的细节，已经有档案材料证明是饮弹牺牲，不是人们常说的用刺刀慢慢折磨而死。可惜，《评传》没有注意这个变化。
总的来看，徐方平教授的《评传》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以传主所经历的重大史事和理论著述为立论根据，论从史出，在“评”字上的确下了功夫，于评之中，新的见解颇多，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是蔡和森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内容，值得一读。
注释：
〔1〕〔2〕《恽代英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3〕梁琴、丁俊萍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4〕〔5〕周一平：《瞿秋白与中共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235—236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2011年版，第222页。
〔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五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
〔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10〕王建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独特路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文本构成解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