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在大革命初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希冀凭借广东农民运动来壮大和发展革命力量，故大力支持广东农民运动。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国民党人逐渐改变了对广东农民运动的支持，慢慢转为怀疑甚至厌恶的态度。最后，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动态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功利性态度。
关键词：农民运动;国民党;国民大革命;农民政策;功利性态度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5-0109-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农运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相关的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对彭湃、阮啸仙等广东农运领导者的研究达到非常全面和深入的地步，这方面的成果在这里无须赘述。此外，对国民党与广东农运的研究，首推梁尚贤先生，他的专著《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根据广东农运的发展线索，主要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重新观察和解读广东农运的兴起、发展、高涨、挫折、低落、失败的全过程[1]。书中对广东农运中一些仍存在争议的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摆出史料让读者自己判断。此外，他的一系列论文对国民党与广东农运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其观点和角度都是从国民党的方面出发的，相较于传统上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斗争的角度去阐释的论著而言，显得尤有特色和新意。国民党对广东农运的态度之演变过程，其中某些历史细节及其原因还值得深入地挖掘和研究。本文试图以北伐前后国民党对广东农运的态度为议论中心而展开论述。
一、孙中山时期国民党人对广东农运的态度
濒临南海的广东省是孙中山的故乡，也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明清以来，商品农业意识首先在广东萌发;近代以降，广东又得风气之先，抵御外侮与睁眼看世界同步并行，铸造了这一地区特有的经济与文化，同时也造成了广东地区的农民深受压迫的历史处境，这主要表现为三点：列强的侵略、旧官僚和地主土豪劣绅的压迫以及军阀混战带来的战乱之苦。
正是这三种处境造就了广东地区农民富有反抗的意识和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等近代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广东地区农民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并在反抗斗争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洪秀全等人，都是广东地区传统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地处广州北郊的花县人民以富于革命斗争传统著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火种源出于花县。“太平天国时期，佛山、南海、广州市郊等地农民，在三合会首领陈开、李文茂领导下揭竿起义，革命风暴席卷全省，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起义虽被镇压了，但农民的斗争精神并没有被扑灭，他们在以后的反对英法联军占领广州、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始终与各阶层人民一起，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2]7
1.孙中山对农民运动的思想和态度
经历过护国运动和两次护法运动失败的孙中山，正处人生和革命的低潮当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成功，让孙中山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巨大能量，加之孙中山本就出身于农民家庭，这成就了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的支持和认可。
此时的孙中山有明确农民运动思想。早年的孙中山对农业和农民的思想主要是集中于经济思想方面，这在孙中山许多著述中都能读到他对农业和农民的重视：“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3]386，“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4]17。从此出发孙中山进一步阐释了如何发展农业的思想，“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4]11。这些论断都是孙中山早年的农业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孙中山早期关注农民，主要是从经济层面上的，政治上解救和革命号召的思想在早年的孙中山思想中似乎还没有形成。
随着孙中山的革命经验的增加和革命实践的体悟，促使孙中山逐渐把经济的拯救升华为政治上的自救。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进一步指出，要真正地实行三民主义“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便是要救济农民的痛苦，要把农民的地位抬高。”[5]464从这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把农民的参与看成国民革命成功的关键，已经看到了蕴藏在农民群体中的巨大革命潜能。1923年孙中山在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说：“所欠缺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而只有得民心，革命方可成功”。“所谓得民心，最主要的是得农民之心，因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3]120
因此，为了鼓励广东农民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孙中山提出必须要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民尽快觉悟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革命团体。在农讲所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对农讲所的毕业生说：“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极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5]555为此，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各种农民工作机构，加强了宣传，还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组织农民，武装农民。
以孙中山关于农民和农业的思想演变，以及重视向农民传播三民主义等革命思想为起点，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了“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及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前，是国民党全力扶助广东农运的时间段。
2.孙中山逝世前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的扶助态度
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国民党中央为了更广泛地开展广东农运，采取了众多措施。
首先，设置领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并规定其职能和任务。1月31日（1924年），即国民党一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农民部[6]。2月20日（1924年），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7次会议，规定农民部的职务是：详细调查农民状况和农民组织，制定农民运动计划，召集农民会议，出版关于农民状况之小册子及传单等[7]。4月17日（1924年），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以彭素民接任农民部长[8]。为辅助农民部的工作，5月5日（1924年），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农民部提出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案”，规定该会“由农民部主理”，以期对农民运动“有充分的研究及神速的进行”[9]。前后只用了不到四个月，国民党中央层面的农民管理部门就建立起来了，可见，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是非常支持广东农运。
其次，除了成立农民部外，为更好地指导广东农运，国民党中央还具体审议并通过了农民运动的计划案。3月19日（1924年），谭平山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农民部提出的“制定农民运动计划案”。该案依据“先要有最精密的团体组织，然后才有农民的运动”，提出分别组织自耕农、佃农、雇农等协会及农民自卫团，于国民党区党部成立的地方设立一个总括的农民联合会，于区分部成立的地方设立各协会，以上组织须由各县的区党部或区分部负责组织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照原案通过，交由农民部择要派员组织。”[10]从“农民运动计划案”的条文上看，广东农运被纳入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当中，并也进入到国民党各级党委的工作日程当中。
最后，从1924年7月至1925年5月，国民党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开办了四期农民讲习所，这四期分别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以及谭植棠等人主持。其课程涵盖了农民运动之理论、广东农民运动史、农民协会之组织法及农民工人与国民党之关系等一系列课程。此四期农民讲习所为广东农运提供了一批开展农民运动所急需的指导和宣传人才。
综上所述，在半年之内，有很多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有关会议，都提出了与如何发动和开展广东农运的问题，同时对广东农运的组织机构、具体规划、规章制度和人员培训等一系列的重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表决，更付诸于具体革命实践中去了。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毋庸置疑，广东农运在此时的国民党人眼中是革命的，是国民大革命的一大助力。然而，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相关的著述和政策也能够清楚看出，他们对广东农运的态度是功利性的，这也为后来国民党对广东农运转为怀疑、厌恶甚至镇压的态度埋下了伏笔。
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对广东农运的态度
1.北伐前国民党人对广东农运的态度
如上文所述，广东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且有系统的农民运动，是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才开始出现的，国民党人在此中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在热火朝天的农运当中潜藏着暗流和矛盾。梁尚贤先生将其归为五点：“一是既想发动和利用农民的力量以推进国民革命，又怕引发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二是对一般土豪劣绅摧残农会的案件能大刀阔斧处理，对防军（主要是李福林的福军）制造的惨案却不敢认真处理。三是上面说好的事情，下面顶着不办，上层积极，中下层消极观望，上下脱节，再好的方针政策也无法贯彻下去。四是党内党外，各级党政军中，或明或暗，确有一股反对农工政策反对农工运动的势力，没有铲除，留下隐患。五是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如县长与农会、土豪劣绅民团与农会、防军与农会、土匪与农会等，以后的广东农运都是围绕这些矛盾展开的，只是更尖锐而已。”[11]从这五个潜在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在两者关系的最好时期，国民党内部对农运的态度并不都是认同和支持的，因此，国民党态度的变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孙中山逝世到1926年7月北伐前的这段时期，是国民党和广东农运关系的转变期。国民党中央还能基本上贯彻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而且国民党的“二大”也专门审议和通过了一个有关农民运动议决案，而党内领导一再重申要保护农工团体，并严厉处置高要惨案等。
然而，当时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历史细节能够说明此时的国民党对广东农运的态度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支持，具体有：“一是1925年9月，指责农工运动‘幼稚’的声音开始出现。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出农工运动要纠偏的信号，政府相继发出不准农工团体干涉行政司法的布告。二是从1925年9月起，摧残农运的恶案件发生的频率增高，由以前每月一、二、三件，增至八、九、十件。三是此前只有福军、桂军摧残农会，现在蒋介石的一军、程潜的六军也参与摧残农会，焚掠农村……六是大造‘农会是土匪’的舆论，闹得沸沸扬扬，为破坏农会制造根据。七是北伐前夕，6月23日蒋介石公开演说，不准农会工会自由。说阶级斗争是反革命行动;国民党中央授权总司令部有权指导农工团体，凌驾一切之上。”[11]这些事件清楚地反映出国民党对广东农运的态度已经转为不支持，甚至是厌恶的态度。后来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还将阶级斗争比作是反革命，但国民党还是从北伐的顺利进行为出发点，还是容许广东农运的存在。
2.北伐后国民党人对广东农运的镇压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瞬间就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在此大好情势下，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乃至是工农运动的态度急转直下。继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共政变之后，广州迅即发生“四一五”反共政变。以共产党和农工组织为打击目标的武力清党运动，在广东全省迅速展开，而镇压广东农运，就是此次清党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广东农运从“革命的助力”变成了“反革命”的清洗和镇压对象[12]。
从国民党镇压和清洗广东农运的过程上看，广东农运被镇压源于国民党对它不断发展壮大所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恐惧，镇压广东农运的领导人李济深就曾经提出：“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就无法维持了。”[13]从这些词句中不难看出，国民党在大革命将要成功和政权稳定之时，对广东农运是一种恐惧的态度，最终以血腥的手段，彻底葬送了广东农运。
三、余论
有关国民党与广东农运关系这个课题的研究，前人成果已有不少，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已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然而，两者的关系应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其阶段特点是明显的。以1924年为开端，以及以北伐前后为时间节点，对国民党对广东农运态度的整个演变过程作完整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和全面地把握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思想变迁，也对于学人们更好地把握国民党与其他政党组织或者社会运动。
同时，通过对国民党对广东农运前后态度的有关史实和档案材料的分析，能够看出国民党始终对广东农运抱有一种功利性和利用的态度。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对广东农运都是从它是有利于革命的顺利开展和进行为出发点的。这种功利性态度是不稳定的，因此，当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权稳固后，对广东农运的态度将开始转变了，认为它是影响广东乡村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之一。当然，其中有广东农运中的某些做法相对过火了的原因，但根源还是国民党对广东农运的功利性态度和利用的心态，也正因如此，广东农运在国民党人口中才会有从“革命”到“反革命”的变化过程。
参考文献：
[1]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杨绍练，余炎光.广东农民运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
[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64.
[6]中央党部第一次会议录[J].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9）.
[7]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录[J].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11）.
[8]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录[J].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20）.
[9]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录[J].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22）.
[10]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录[J].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16）.
[11]梁尚贤.关于“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J].广东党史，2001（2）.
[12]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J].近代史研究，2002（2）.
[13]黄绍.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45）.北京：中华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