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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的王印祥明显肩负起了更大的使命。和2000年左右的蛮荒时代相比，如今中国的药物创新环境明显更好了。研发链条已经建立，药物投资意向增加，海归回国成为常态，人才和技术都已形成梯队效应。大时代催生大使命。引领创新潮流的科学家们再也不满足于“me too”式的创新，而是把目光瞄准了全球，真正使中国迈向研发强国。
王印祥就是其一。而他清楚地知道这部分人最缺什么，最想要什么，于是“平台+基金”的新药研发模式横空出世。“这帮人哪儿能轻易回来呢？他们对回来工作不感兴趣，得给机会让他们创业。”
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科思”）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王印祥现在是加科思的董事长。这里是北京的生物医药基地，聚集了中国生物医药研发的种种高精尖技术。坐落在遥远的五环外成功为它们隔绝了北京城的喧嚣，这里的建筑风格简朴，零星的人流并不匆忙地走着，更显其沉稳厚重。
办公室在1楼，落地玻璃窗外是一片青葱绿地，王印祥靠在沙发上，进入了半回忆式的创业复盘，聆听记者提问时的眼神明亮且真诚。
2011年，和轰动一时的亚洲第一个小分子抗癌靶向药凯美纳一起声名大噪的，还有这位贝达药业首席科学家。几年来，凯美纳的故事已经被讲过无数遍，王印祥却一直很低调。宽大的T恤、裤子是他的标配。他仍然没有很熟练地应对拍照，采访当天，王印祥简单地洗了把脸，随意拨了拨头发，就生涩地出现在摄影师镜头前。一个姿势结束，他会跑过去看自己的照片，像个小孩子一样欣喜。“哎呀不错，比我之前照的好多了。”他发自内心的笑着，带着一派如沐春风的亲和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凯美纳浓缩了中国新药研发的一个时代，王印祥无疑是推动者。穿过历史厚厚的尘埃，我们努力地想要去寻找这样几个问题的答案：是时代造就了人？还是人推动了时代？为什么凯美纳能够成功？为什么是王印祥给中国带来了凯美纳？凯美纳对于王印祥和他的时代，又意味着什么？
然而，在这段长达4小时的回忆式访谈中，凯美纳所占的分量并不多。王印祥说：“凯美纳的成功并不是过程的成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在一个好的时机干了一件对的事。”在与医药结缘的几十年人生岁月，王印祥还有更有趣的故事要讲。
睁开眼看世界
1983年5月27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18位青年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刻。这一天，新中国诞生了第一批最高学历的拥有者。随后，18位博士的照片和故事被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带着油墨的余温，迅速传播到这个正在改革开放中的国度各个角落。
报纸的另一端，邯郸疾控中心，18岁的王印祥热血沸腾。
一见误终身。百业待兴的蛮荒年代更容易诞生时代的英雄。和无数心思单纯、心灵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一样，来自同龄人的激励像一股兴奋剂注入了这个求知若渴的灵魂，崭新世界的大门缓缓拉开，王印祥一头扎了进去。
“没有考虑别的东西，感觉考上博士就是我整个的人生目标。”
这个时候的王印祥刚从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在疾控中心开始自己按部就班的规律生活。80年代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段无规则的探索和骚动期，一切基础性的工作都刚刚开始，比如第一次全国营养调查、第一部食品卫生法颁布。王印祥对自己参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营养调查印象深刻。每天住到农民家里，记录他们吃多少蔬菜、吃多少粮食、吃多少肉。
所幸，这个年代以学历为荣。王印祥虽然是周围人中极少考上中专的佼佼者，但很快他就不再滿足于当下。“上学的时候都有校徽，一放假就带着回家。一看别人，名牌大学的，我们中专卫校的都不好意思带了。”
基础知识不扎实、完全没有学过英语的他把目标第一步定在了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生，然而自己基础薄弱，要实现目标无异于脱胎换骨。
两年后，王印祥考上了在职大专，又见到了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景。在老师的影响下，他正式开始准备考研。“从产生考研想法开始准备了4年。英文从26个字母开始学，每天清晨6点起床，攻英文，攻专业课，除了周日看场电影，其余时间全部在念书，没日没夜的。”
20岁，有一份安逸的工作，有一份在当时还不错的收入，但此时的王印祥俨然像“疯了”一般准备考试。“谈不上人生规划，我认为这是那个年代特性决定的，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很单纯，没有太多经济诱惑，只有学历能让我时时刻刻的兴奋着。”
如果这是一场与自己的长久战争，没有战略、战术，也没有更长远规划，他只有绝对的耐心、决心。到了最后的赤膊上阵，人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河北的春夏秋冬走过了四轮，王印祥坚持下来了，和他一起坚持下来的只有4位同伴，都考上了研究生，3个到了北京。“当时感觉人生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
但他们很快发现，北京又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尚没有超市，没有高速公路，没有买房、租房的概念，更没有私人汽车，自行车都是奢施品，也没有尖端前沿的技术，美国在这时以强大的技术和经济实力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圣地。就像激流入海，雄鹰展翅，生命的闸道一旦开启，就再也关不上了。“下一站，我们美国见。”他和同学半开玩笑地讲。
在此时医学和生物领域，分子生物学刚刚兴起。《众病之王·癌症传》里一张古老的黑白照片代表了这个时期癌症治疗领域最让人兴奋的事：一位妇女手持靶向治疗药物曲妥珠单抗（赫赛汀），容光焕发，她叫芭芭拉·布拉德菲尔德，是最早得到赫赛汀治疗的妇女之一，并且此时体内已无癌症残留迹象。
不过，尚处于兴奋期的王印祥显然没有考虑太多人生规划，他正在肆无忌惮地享受这段最美好的时光。王印祥性格外向，天生喜欢热闹，喜欢和同学分享。用调侃的方式跟几个同学约定一起去美国读书。他还喜欢在同学玩扑克牌的时候背英文单词，拿GRE的词汇书让同学随意提问，开玩笑地说“我在这儿背单词，你们这帮家伙在这儿打牌，GRE的词汇随便问。”就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对待学习。
1993年，王印祥正式开始了在美国10年的读书生涯，正是这段时光奠定了他扎实的专业功底，使他一生受益。美国研究生院的淘汰率很高，注重培养学生的演讲能力，学习苦，各种资格考试特别多，每周都要在实验室准备一份工作汇报，汇报自己这周碰到的问题、最新的进展等，还有大量的作业、报告，都关系到学分，这种压力迫使他们每天要阅读大量文章。
第一次在系里英文演讲让王印祥印象最为深刻。因为英文还比较差，40分钟的演讲他准备了整整一个月，把自己要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背会，再找个美国同学帮忙修改。最痛苦的经历来自一次资格考试，一场考试八小时，中间只有1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很多人因为考不过而被淘汰，王印祥考了4次。“总之，前两年特别紧张，基本没有时间玩，每天读书到凌晨一两点。”
王印祥说，“现在他已经养成了每天读英文报告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对于科学家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的修行。
3年中专、3年大专、3年硕士、10年的博士和博士后，毕业时的王印祥已经38岁了。这段路其实走得并不顺利，但他又觉得，以前那种井底之蛙的状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一次跟年轻的一代聊起这段时光，我突然覺得这是一个优势。当我蒙着眼看世界的时候，我会非常专注、全身心的干一件事。我的人生中到处是兴奋点，而每达到一个目标都会让我觉得特别满足，特别幸福。”
王印祥就这样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状态。18岁那场青葱岁月的冲动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王印祥说：“就像开窍了一样，突然睁开眼看世界。”
凯美纳诞生
就像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的那样—生命长河中的各种激流与风光，前头的艰辛恰好消化成营养，后头的国难与大任尚未到来。这句话用在此时的王印祥身上尤其合适。王印祥并没有想到，决定回国创业做新药后，等待他的将是另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2003年的一天，美国，丁列明、张晓东、王印祥签完两页纸的创业协议，随后在在耶鲁大学科技园里散步。青葱的树影中，一栋建筑上写着“25 Science Park”，墙上玻璃恰好映出此时的蓝天白云，阳光柔和地打在脸上，三个人笑得灿烂。这标志着凯美纳项目正式开始。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三人都没有在医药公司的工作经验。想法是在一次跟张晓东的聊天中诞生的，王印祥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张晓东的专业是化学，两个人的话题避不开新药。彼时抗癌领域最热的概念就是靶向药，刚刚在全球的医疗领域开始，能否在肿瘤治疗领域成功还是未知数。”当时，他可以选择创业，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在美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天性中的不安分已经让王印祥找到了他的下一个“兴奋点”。
历史总是充满了这样奇妙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最早期的时候，连王印祥自己都认为“可能性很小”，美国投资机构更不认可以他们这帮“虾兵蟹将”，彼时的国内也没有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王印祥想的很简单，“不就是一个药吗？合成出来，能控制肿瘤即可。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质量控制、产业化这些都没考虑。”王印祥找到了多年来的老朋友丁列明，两个人谈妥之后，丁列明和朋友的公司济和集团筹备了500万的资金，随后，王印祥回国，租下了北京的一间实验室，王晓洁第一个加入公司帮助公司在北京的注册及负责行政及财务的管理，这样一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这在今天的医药人士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白手起家。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至，首先就是人才。包括王印祥在内，一直到2005年底申报临床，这个团队只有13人，其中还有大专、中专生。负责CMC的胡云雁只有硕士学位，制剂工艺出自一位本科毕业生之手，从毒理、代谢、PK到药效，王印祥一手指导一批没有任何新药开发经验的“小孩”，他把这些团队伙伴称为“小孩”，一方面出于爱护，一方面因为他们刚毕业没几年，更没有在公司工作的经验。“怎么给老鼠灌胃、灌完胃怎么取血做PK，做分析，怎么做肿瘤模型，那些小孩都不会，需要手把手教他们。”
另一个困难来自从实验室到大规模产业化的工艺改进。因为实验室的设备限制，王印祥带着团队到处跑，到廊坊一个废弃的农药厂做加氢反应、到石家庄租设备做重结晶等等。镜头从这里开始回溯，定位到2004年左右，几个人从孵化创新的生物化学实验室里走出来，下马路，穿过几百米的玉米地，进入一间废弃的农药厂，他们要用这里的加氢反应器实现药物合成中的重要一步。不过，这些戏剧化的插曲早已成为王印祥后来讲述这段故事时的修饰和点缀，“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农药厂里养了好几只狗。”王印祥笑着说。
2006年，凯美纳正式进入临床，此时也正值中国药企数据不规范的高峰期。协和医院是为数不多可以做Ⅰ期临床试验的机构。王印祥找上门时，伦理委员会主任单渊东教授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是新药，还没在人身上用过的药，我们不接。”不被认可、不被聆听、举步维艰，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创新药环境。王印祥堵在单渊东办公室门口说，主任您给我半小时时间介绍我们的课题。然后他从肿瘤治疗的历史开始聊起，这一聊就是一个半小时。单渊东随后拨通了临床药理中心主任胡蓓和呼吸科大夫张力的电话：“贝达的项目要不咱接了吧。那个人不像个商人，倒像个科学家。”
但困难远远没有结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原来谈好的融资相继撤出，贝达资金链吃紧，而此时凯美纳已经走到了关键的临床Ⅲ期。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他们抵押了前不久收购的工厂，获得了余杭政府的15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下一步选择来了，用化疗作对照，还是用易瑞沙作对照？王印祥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志很坚定，也得到后来从美国回来加入团队的谭芬来等的支持。他们算了一笔账，“买易瑞沙虽然需要多花两三千万，但此时大的投入一定能换来上市之后的认可，避免将产品做成一个鸡肋。”坚定，但他并不一意孤行，他们和CRO公司的统计专家，以及临床专家孙燕院士、石远凯及中山肿瘤的张力教授等一起讨论。方案细节充满了争议，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一旦选择失误，可能意味着此前试验全部被推翻。“这个时候就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考虑问题，药物研发是商业科学，但你在冒多大的风险，你心里要有个概念。”
如他所料，最后的结果没有让人失望。Ⅲ期临床试验表明，凯美纳疗效和进口药吉非替尼相当，副作用更小。这个结果立刻轰动了全球，这是亚洲首个小分子抗癌靶向药，全球第一例抗癌靶向药的双盲头对头试验。2011年的世界肺癌大会上，在全球顶尖肺癌专家的注目下，孙燕院士带着这一分量足够的临床试验结果，为凯美纳赚足了眼球。
没有雄厚的财力，没有高端的人才，没有精尖的设备，为何是贝达打出了首个可媲美国际水平的创新牌？为什么同时期的中国没有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凯美纳？在外界看来，凯美纳的成功则带着浓厚的运气和误打误撞色彩。只是，整个事情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偶然”来解释吗？抑或是中國进行药物创新的时间真的到了，王印祥只是被选中的幸运儿，替时代完成这个使命？
历史总是被关键人物推动着向前走，对于中国的创新药历史来说，王印祥绝对是其中之一。他在偶然间做了一个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很了不起的决定，然后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莽撞和“偏向虎山行”的执拗见招拆招，硬是坚持了下来。超越期望的奇迹之所以让人着迷，归根结底，总是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闪耀，永不停歇。
再出发
凯美纳上市后，王印祥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临床推广上。省级会、全国会、各种学术卫星会，甚至包括肿瘤内科医生的科室会、早会，每年三四十场讲座，王印祥大多亲自出马。他很快感觉到，这不是自己的兴趣点所在。
“感觉很辛苦。倒不是体力辛苦，我感觉再往后，这不是我应该干的事。”到了知天命之年，王印祥身上早已褪去了年少时的热血和一往无前，他开始在家庭、事业和信仰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家庭上考量温馨、平安、喜乐，工作上考量更多的是兴趣和价值。”
经历过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一整套历程，王印祥俨然已经对中国新药研发环境看得更深更透。所有人都在说中国缺人才和缺技术的时候，王印祥却看到了美国制药公司研发人员25%都是华人，美国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里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华人的实验室。这批人中，有无数人想回国创业，但又不敢回国创业。支付体系、税收系统、资本市场，像是挡在中国新药梦面前的三座大山。新药上市后能不能快速进医保？复杂的税收系统能不能利好创新药？创业型公司能不能借助创业板顺利融资？“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离新药研发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制约中国药物创新的并不是人才和技术。”
王印祥可以做点什么？
“我们有设备，有人才，有经验，有平台，为什么不能支持这部分人回国创业？”2015年，他在亦庄开发区，贝达和几家风投基金的支持下，与胡邵京、周文来等几位科学家一起创办了加科思。这是一种“平台+基金”的创新工场模式，科学家带着想法和创业梦想回国，可以单独注册一个公司，资金、平台、设备和制剂、分析、毒理、医学、专利申请等等相关研发人员由后者提供，知识产权专利归属创业者做股东的公司，以此补缺创业者短板，助力中国新药研发。“凯美纳做成了，但我们仍然走了很多弯路。创业者太需要资金和平台了，但创新风口却稍纵即逝。”
王印祥现在的工作，就变成了每周接待一到两波从美国及世界各地来的人，聆听他们的愿景和故事、感受他们的创业激情，再选择合适的项目帮他们走完最后一程，王印祥的标准是全球创新。听起来像是一件浪漫的事，这个过程糅合了当机立断的快感和等待花开的美好，王印祥也确实沉浸其中。只是尘封已久的新药热情一旦释放，几乎让他招架不住，“我每次在海外医药圈演讲结束，都有很多人写邮件、微信给我。”
目前，加科思已经引进了4个项目，方向包括小分子肿瘤免疫疗、耐药性抗生素等，王印祥的目标是引进10个项目。加科思第一个自研项目是first-in-class，也将于10月份在美国FDA和中国同时申报临床。
采访结束已是黄昏。窗外起风了，不知名小草和大树突然起舞摇曳，玻璃窗隔绝了它们的呐喊，一种叫生命力的东西在无声飞翔。王印祥送记者出门，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转身，加科思大楼的办公室里还有项目要看，那里凝聚了一个叫做新药的梦想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