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一个层面，与党的建设息息相关。在落后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锐利理论武器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改造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但初期，马克思主义并不为广大中国人所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断的传播，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党的建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以中央苏区为切入点，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党的建设的一些内在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推进党的建设的迫切战略任务
1、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建设的理论生命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成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寻找到符合拯救自己国家的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俄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俄国与中国存在极其相似的情况，因此对想挽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推动他们去认真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才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篇章。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9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不丢老祖宗，又讲新话，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走到今天。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系，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纯洁党的队伍的需要
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党对革命力量的重新认识，有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加入了共产党。随之而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掺杂进了党内，不断侵蚀着党的纯洁机体，影响和阻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化。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将不能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中占据领导地位，从而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于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用马克思主义来洗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建设。
首先，成分问题。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的偏僻农村，政权的主要参加者是广大农民，大部分党员是农民。据1930年赣西南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占80%，知识分子及商人占10%，工人只占10%；闽西党员为，农民占60%，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占10%，工人占13%。紅军中的党员成分也大致与地方党组织相同。据1929年冬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红四军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共占81.2%。[2]毛泽东在当时就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
其次，思想问题。其时党的队伍内，由于成分的复杂，导致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逐渐滋长。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党的建设问题列举出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如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投机分子等。1930年，中共闽西特委指出：“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太多，分子复杂，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4]
二、中央苏区党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举措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工程，但当面临当地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贫瘠，这一普及过程毫无疑问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了将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转变成革命的“物质力量”，苏区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组织机构层面
为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真正成效，中央苏区充分发挥了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制定实施了严格的措施。1929年6月颁布《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其中规定“各级党部必须有专门执行宣传工作的组织”，如中央局设有出版局与印刷局，出版局下设编辑部、发行部；红军总政治部设有出版发行科；各部门设有宣传队，下设有口头与文字宣传股，等等。其职责为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动员。
此外，还对基层宣传队的运作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5]
可见，中央苏区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精干机动、战斗力强的宣传队伍，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可靠保证。
2、学习形式
一是进学校学。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央苏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校，如闽西红军学校、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中央党校等。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如整党训练班、党支书训练班等，训练时间较短。当时中央苏区的一些主要领导都会亲自来训练班讲课。这些学校的开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整个苏区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彰显党的先进性，党组织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在工作和生活中加强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等舆论阵地宣传党的纲领、宗旨等；充分利用红色歌谣、话剧、顺口溜及标语口号等文艺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来学习吧》《沈阳号炮》等独幕或多幕话剧；1933年，中共中央局机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
3、学习内容
于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而言，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进步书籍是禁止出版的，且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关于马列主义的书报非常缺少。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办、出版各种书报。一是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苏区创办出版了160余种报刊（目前保留下来的实物报刊有13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红色中华》、《斗争》、《党的建设》、《红旗周报》、《战斗》等等。也有油印、传单式的小报。一是图书：据统计，1931年至1934年出版的图书达389种（年均图书出版97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三个国际》、《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书籍。这些书刊成为党员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干部队伍觉悟的重要载体和渠道。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实践中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建设的思想武器和根本所在，而党的建设则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载体。推进党的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始终的。
首先，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开辟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环境给党的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发觉赣南闽西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党在村落中的组织，……，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6]因此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7]
鉴于这种情况，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创造性解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会议突出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必须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8]
其次，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和实施主体。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是党组织最基本的有机单元和战斗集体。支部工作的成效会直接投射到整个党的方针政策落实的效果上。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对党支部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提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方略。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通过多年的革命实践，更加重视党的支部建设，提出：“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9]党的各级组织都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开展组织生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不能例外。此外，还严把党员的入口关，坚决按标准发展党员，对于不符合标准且屡教不改的党员，“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10]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得到群众的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党的组织也得到了不斷的壮大。1931年11月之后，中央苏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党的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党员数量猛增。尤其是1932年夏至1933年秋，党员数量成倍增加。苏区江西省1932年3月党员数量增加到23000人；同年5月底又增加至35000人；1932年7—8月间，整个江西省有党员60000余人，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2.5%；1933年秋，达97451人。福建全省至1932年3月党员人数恢复至6800人左右，1933年6月猛增至20000人。红军中的党员数，1932年底为9749人，至1933年9月已达15000人以上。因此，到1933年夏秋间中央苏区由原来的20000余名党员增加到13万余人之多。[11]
再次，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优良的工作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体现。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2]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使得党在形成优良的作风的同时，团结和带领苏区群众开展巩固和壮大了苏区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散发着伟大的理论光辉。
理论联系实际，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要实现“大众化”，为群众所接受，就必须能够在正确的指导方向下，妥善地解决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为此，毛泽东认为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而且还亲自到寻乌、长冈乡、兴国等处调查，留下了《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经典著作。理论联系实际对立面就是“本本主义”，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3]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靠途径。为解决群众饮水难的问题，毛泽东亲自在瑞金沙洲坝挖了一口水井。直到今天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的优良作风仍为群众广为传颂。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的重要武器，更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形成“马克思主义”自觉的重要方法。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决议对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贯彻落实的意见：“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甚至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中，还专有一节来实际指导“怎样批评同志”。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1]彭光华主编.中央苏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3][6][7][8][1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西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9][1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