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谈话节目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对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的介入性。由于其介入界面的宽泛度，在节目中总是镜像地反映出各类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尖锐地反映和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活动中，直接影响着人们既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行为。
广播谈话节目社会介入性的实质是什么？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生活要素的综合体，这就是它的社会性实质。而当它以广播为载体，贯穿于人们各种形式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中的时候，表现的就是它的介入性。这种介入定位在避开社会批判的休闲娱乐，求趣味不求思想的误识，关心的是怎样引导、提高、规范大众社会文化生活。
广播谈话节目的介入机制一方面是一种手段，藉此人们可以塑造或改造社会，使之更符合人性，更为和谐；另一方面它也是在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不断进步以后的一种社会实践。由于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人的生存维度的失衡，谈话节目介入的实质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人的生存维度及其内在本质。这种介入的过程不是简单话语再现，而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关系中，捕捉到反映现实人们生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通过选择、阻止、劝慰、激发等各种话语策略，来建构一个能将各种社会行为分类、定性并因而赋予其价值的话语空间。这意味着节目的再现实践既必须容纳和符合社会生存的多元化发展及其合理性要求，整理、归纳、演绎出个体生活有序的发展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其真实性和公正性的形象，从而赢得社会公信力。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弘扬社会正气，正确引导社会道德舆论导向，在听众的倾诉、询问与主持人分析、劝解和评述的互动中，为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心态提供丰富的社会认知资源。
广播谈话节目的介入机制是基于一个互动的界面，听众的参与有着充分的言谈自主性。一般来说，谈话节目中的话语主体不应就事论事地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主持人在对事件与事件主体进行评论时，应该尽可能涉及事件背后的普遍性社会结构以及个体的利益与主流社会倾向之间的冲突，形成真正的讨论机制，构成一个完整的与参与者共同建构成的自由表达意见和理性的形象，并引导性地将由主导政治所规范的秩序与个体的利益和谐地统一起来。
例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对一个听众的问题进行解答时，往往引起众多人的共鸣，一种矛盾和心理的解脱，会让更多的人从中感悟一些生活本质的原理。许多人正是从他人的生活遭遇中，从主持人对问题的理解、劝导和分析，通过自己的意识再加工，逐步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在我们的节目中经常有听众说，在陷入生活绝境近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时，通过长期收听节目，逐步恢复了生存的自信，是我们的节目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对这一现象开始我们还不理解，后来通过对一些典型事例进行分析之后，才发现，听众在听节目的时候并不是在被动地接受，实际上他是在分析的过程中进行了主观意识的再加工（这其中也许蕴涵着人类求生的本能），直至升华为个体的、积极主动的生活意识。我们认为，这种互动所形成的特定的形象思维，也正是谈话节目介入机制的一个基本点。
有人认为，谈话节目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是在一些家长里短的问题上，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挖掘的东西。但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却发现，所谓的家长里短，实际就是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矛盾的反映，它直接作用于社会各类矛盾。我们曾尝试做过一组节目《三哥》，这组节目打破了惯用的模式，以纯白描的手法，很平淡地叙述了一个下岗职工的经历。整个节目从始至终，没有一句豪言壮语，没有任何华丽的修饰，但是，听起来却是真正的发人深省，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光是听众来信就收到了几百封。许多听众反映，这组节目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绝境中只要不放弃追求，生命依然会充满积极的意义。
理论上讲，这种介入的实质是，将每个个体的矛盾事件累加起来并加以导向性地点分析论述，并以此作为主流社会的普遍要求，如此一来，所形成的社会均衡要求就高于个体的要求并比后者更有权威性，从而协调了个体差异。这是一个基于个体合理利益而建构的、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予认可的社会主流生活意识的平台，而且，所接触的个体数目愈多，对于众多的受众来说，则个体特殊性、个体与社会的不协调性，逐步就会被同化和消除，从而依照一个明显正确、合理的观点，去分析和理解生活中的一般事实。由此，单一个体社会存在的价值性就被逐步接纳和吸收。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孤独感日益普遍、沉重，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扩大和加深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情感差异和微妙感受。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步入成年，这个问题在许多青年夫妻家庭中反映得似乎更为严重。各类情感矛盾对于身负生活巨大压力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社会生活压力与个体的情感矛盾互为作用，同样会导致人的心理严重失衡。因情感矛盾的激化而犯罪和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节目中，这类问题的介入最为常见。这些年来我们也成功地化解了难以计数的覆盖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恋爱婚姻情感矛盾，多次从感情绝境中挽救出失恋少女、离异女性和因情感矛盾激化而欲走极端的听众。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我们认为，对个体情感矛盾的介入有其特定的规律，这种规律是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的。
一般来说，在人类的情感世界中，爱代表着人类情感的主流，爱的内涵包含着关爱、欣赏、关心、惦念、依恋、信任、崇敬等肯定性情感。与爱的情感相对的是恨，恨所代表的是否定的、消极的情感，它的基本属性是排斥和敌对。在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水平上，是“爱”而不是“恨”维持了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但作为个体的感情体验，爱和恨有时也是互为转化的。人际间的各类矛盾，各类情感冲突实际上都是爱与恨交织的纠葛。
所以，爱是介入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哲学家弗洛姆提出了爱的五个要素：给予、理解、尊重、信任和宽容。这五个要素实际上包含了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优秀品德,也是我们介入社会生活情感冲突的着力点。作为介入的主体，主持人需要将爱的这些基本要素，贯彻以节目的始终。这种爱的表现力，实质上是体现的公众舆论的代言，这也是我们对个体情感冲突介入的重点所在。
不言而喻，这类介入难度是非常大的。它要求我们的主持人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生活理论上的把握，这是一种内功。单纯的社会经验不足以构成节目的深度，脱离实践的理论更是谈话节目最为避讳的误区。
主持人的内功，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这样一些理论的和实践的综合素质上。可以这样说，有了这种功底，主持人和节目本身就具备了鲜明的个性特色，介入情感矛盾过程中，也具有了扎实生动的说服力。
面对各类社会矛盾的反映，谈话节目介入的领域是很宽泛的，诸如法律、就业、个体自我发展的种种困惑都会有所涉及，这就需要我们以更负责的态度和更丰富的社会生活认知，予以导向性地解说。
综上所述，广播谈话节目以其广泛的影响，对社会各类矛盾有着直接的介入性。其介入机制正是通过社会生活合理性视角，在揭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民众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的过程中，以具有公信力的权威性，协调各类社会矛盾冲突，以构建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整体秩序的和谐平台，完成传统的以政治教育为核心机制的媒体传播所无法完成的社会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