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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工作调研报告 时间:2023-07-24 19:10:07

摘 要: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党的群众工作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制约着党的群众工作健康发展,主要是对群众呼声的回应性迟缓,政策输出的透明性缺乏,群众工作的责任性缺失,社会治理的法治性缺位。努力做好党的群众工作,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以回应群众呼声来加深群众对党的感情认同,以密切党群关系来巩固群众对党的利益认同,以增强政策输出透明性来夯实群众对党的权力认同,以依法行政来增强群众对群众工作的法理认同。

关键词: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党的群众工作是党对其依靠和争取的对象进行联系、服务、管理、教育和引导等方面的工作 [1 ]。它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党的先进性和最高宗旨的体现和要求,更是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落实的基础性、经常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工作。习近平强调指出:“党的全部执政活动,离不开强有力的群众工作”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国家经济实力愈来愈雄厚,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通讯方式愈来愈便捷,交通越来越通畅,党的群众工作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理应更有条件、更得方法、更见成效。当前,很多党建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当前党的群众工作进行了分析: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党的群众工作,了解作为主体的党的心理状态及作为客体的群众的心理状态对于群众工作的影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与新时期群众工作创新研究,分析自十六大以来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演进,这其中包括十六大到十七大、十七大到十八大及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着眼于社区教育在家庭与社区内的重要作用,充分运用社区教育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以社会技术为视角,研究如何创新群众工作制度的方式方法和党的群众工作制度的建构。应该说,在新的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比过去具有更好的条件、更高的技术手段,但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却感慨群众工作不好做,党建专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多元化,也就是说群众的利益诉求与党和政府控制的资源并不平衡。由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当前党的群众工作中出现诸多问题,制约着党的群众工作效果。因此本研究主要立足当前社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分析当前党的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

一、当前党的群众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群众工作主体力量不足

毛泽东曾经说过:“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持久,也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当前群众工作的主体力量中的传统组织,比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其行政上的专业化加剧了组织上的封闭性,缺乏对群众的足够吸引力,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并且,群众工作主体队伍中“四风”现象的存在和滋生、腐败现象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群众工作队伍的力量;近些年来,新型社会组织和团体在一些地方蓬勃发展,在相关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一些地方对社会组织性质缺乏足够认识,漠视其作用,对社会组织掌控不力,存在利用社会组织资源做群众工作的力量整合不够、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现象。

2. 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够丰富

邓小平曾经说过:“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 [2 ]群众工作中,普遍存在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的差异、诉求、兴趣、心理、参与方式等变化认识不足、应对不力,工作方式僵化、粗暴,出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局面。习近平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党员甚至党员干部不会说话,处于‘失语’状态——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②

3. 群众工作的载体利用不充分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载体发生很多变化,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下,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有效载体和途径都需要我们努力探索,但一些地方、部门的党员干部不善于利用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网络传媒特别是新媒体与群众沟通,没有掌握舆情引导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洪流”中呈现出沉默、无所作为的状态。网络传媒特别是新媒体载体平台我们不去占领、利用,“键对键”地做好群众工作,非主流言论就会充斥其中,逐渐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探索和掌握有效的群众工作载体并整合各种载体,发挥各种载体的联动作用,形成网络化、数字化的统一平台,从而使党的群众工作协调一致,内外互动,互相交流,形成合力,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4. 群众工作理念在部分地方有简单化、庸俗化趋势

有的地方机械地以物质满足的方式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甚至出现了“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去解决”的论调,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和与群众的感情交流。部分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中津津乐道于“命令主义”,有的党员干部则一味迁就思想觉悟较为落后群众的意见或是部分群众的不合理要求,做了群众的“尾巴”。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一些党员干部“嫌贫爱富”、漠视弱势群体的现象。

显然,党的群众工作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存在反差,群众工作水平还有待提高。在政党转型、社会转型和网络社会勃兴的新环境下,世情、国情、党情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群众自身的状况、党的群众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目标任务也发生变化,要满足并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探究党的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党的群众工作。

二、党的群众工作效果欠佳的主要因素

1. 對待群众呼声的积极性不足

回应,指党政部门及其干部对群众提出的要求和呼声做出及时反应,反映的问题和要求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在群众工作中,对群众的呼声回应迟缓往往表现在干部办事效率低、做事拖拉推诿,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要求迟迟得不到解决,导致群众中产生 “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心理。回应迟缓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究其原因,一是官本位文化盛行。在我国,“官本位”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不够完善,客观上公共权力还存有诸多“寻租”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官本位文化。二是群众工作考核机制存在一定偏差。实际工作中,往往是由上级部门考核下级领导干部群众工作的成效,群众较少有发言权,导致部分党员干部“眼睛朝上看而不是朝下看”,重视组织考核而忽视群众满意度。比如,有的地区一部分大学生村官全年“放羊”,工作时间脱离群众,生活圈子远离群众,不识村民,不熟村情,对群众的要求、愿望回应迟缓甚至不闻不问,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2. 政策输出的透明度不高

在利益分化、博弈的时代,政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利益资源,政策输出透明才能确保权力的公正行使和群众利益最大化。然而,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在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如征地、房屋拆迁、惠农支农等的中央政策的宣传、解释过程中,政策是否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往往是基于维护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或是出于“搭便车”心理,以为群众服务为借口,挟带私货,谋取不当利益。也有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在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政策出台过程中,缺少尊重民意、倾听民声、集中民智的诚意,民众没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即使有,其意见也经常被束之高阁;在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突发事件处理上,一些地方党政干部对群众、媒体、人大代表的质疑和呼声置之不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搪塞遮掩,严重伤害群众感情,诱发党群、干群冲突,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总之,政策不透明,权力乱作为,必然导致群众对党政权力的认同危机,进一步弱化党的群众工作。

3. 群众工作的责任感不强

在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带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真正坚持党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真正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党群关系犹如鱼水关系,党的群众工作亦卓有成效。当前,部分地区党群关系紧张、对立,呈现出较为严峻的形势。究其原因,一是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实现社会成员需要、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责任。部分领导干部在群众工作中重视个人的权利诉求、轻视为政者的义务和群众的权利,不愿深入基层,不真正接触和了解群众的需要,轻视或忽略社会秩序在社会健康运行中的功能。二是缺乏代表社会公正的伦理道德责任。马克思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 [3 ],领导干部的这种使命、任务,就是维护社会的公正,使公正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当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群众工作中的行为被“利益动机”所支配,唯GDP主义盛行,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部分社会群体成为利益的绝对受损者,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社会公正遭受弱化,造成党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利益”、“群众路线”的高调宣传与实际工作中执行效率低下的矛盾。三是缺乏保证政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领导干部履行这种政治责任意味着,一方面,要“在其位、谋其政、承其责”;另一方面,一旦败坏党纪、违背国法,就要引咎辞职乃至依法惩处。当下,一些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为内容的政治谣言经常从境外媒体传回国内,因为政治的敏感性和神秘性,这类谣言猎获了不少群众的好奇心。面对政治谣言,一些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感不强甚至丧失责任感,不仅没做好对政治谣言的辟谣,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反而自己也信谣、传谣。凡此种种,直接削弱了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认同度,使党的群众工作在诸多地方和部门呈现两张皮,领导干部虽然在形式上与群众做到了“面对面”,却始终无法达到“心贴心”,群众工作的效果不佳。

4. 社会治理的法治意识缺位

法治,其基本要义指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法治不仅规范公民的行为,更要约束党和政府的行为。当前,部分地方在群众工作实践过程中,缺乏法治精神,社会治理法治性缺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没有真正落实。究其原因,首先,与地方党政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 [4 ]的“压力性体制”有关。这种体制,本质上是一种人治体制。越到基层压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越小。因而,基层党政组织为完成事关其升迁的信访、维稳、计划生育等考核指标,必然面临着不让本地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重任。为完成此类任务,基层党政组织要么在矛盾、冲突刚显露时呈现体制性迟钝,不敢主动向上暴露问题、不敢依法执政,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掩饰态度,结果既丧失了解决矛盾的有利时机,又导致姑息养奸的严重恶果;要么在事态发展超出预料后,实行強制截访、限制人身自由、跨省追捕等乱作为措施,既缺乏程序正义,也罔顾实质正义。其次,与对人性中的幽暗意识认识不足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特别注重强调党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政党,但党的忧患意识不能等同于说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具备忧患意识。同时,我们又常常忽略了人性中还存在一种幽暗意识。这种幽暗意识是“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 [5 ]。领导干部的人性中都有获得尊严、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一面,但也有其根深蒂固的堕落的一面。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领导干部作为人的善的本原而充分尊重、发挥其个人价值、个人作用,同样也需要正视领导干部人性中存在恶的一面而通过严格的法治加以防范,约束、限制和惩罚其自私和可能滥用权力的倾向。比如,在征地拆迁的相关工作中,有的地方的领导干部与房地产商利益合谋、权商勾结,借公共利益、群众利益之名行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实,在此过程中,“少部分直接管理物资或掌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因权力而获益,他们的行为使社会管理陷入无序化状态” [6 ]。市场法治的缺位,现实版的“阿凡达”悲剧——强制拆迁事件不断上演。再次,与群众自身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缺位有关。部分群众不习惯也不愿意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在表达利益诉求时,合理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的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信访不信法,闹访不信法,使问题复杂化,给群众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三、强化“四个认同”,提高党的群众工作水平

1. 及时回应民声,加深群众对党的感情认同

群众工作必须以感情认同为源头。感情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行动,行动关乎成败。无论是党组织及干部对群众的感情,还是群众对党的感情,彼此间认同度愈深,党群关系就愈融洽。如何回应民声,来加深党群之间的感情认同?

首先,要熟悉、掌握和运用群众语言。语言贴近群众,感情上和思维方式上也自然容易贴近群众。一要说群众听得懂、通俗、平实的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既是对群众的尊重,也是各级党员领导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既是认识问题,也是作风要求;既源于领导干部自身素质的要求和对群众需要的深刻把握,也源自对群众的真情实感。二要说群众想要听的话。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必要,就算是“官话”,群众也会认同,也算“群众语言”。长期以来,许多领导干部在宣传与教育群众、引导与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不看对象、不分场合,习惯用官方语言中一大套正确的大道理来应付群众,群众不理解、不认可,群众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也就大打折扣。要考虑群众的差异性和理解能力,善于把官方宣传话语与群众语言实行对接,注重灵活运用个性化、形象化、诙谐性的网络语言和底层群众大众化、通俗化、口诀化的语言,使党的群众工作真正做到“面对面”和“心贴心”。

其次,要了解和把握群众情绪。群众情绪是群众感情的一个信息源,也是观察社会运行状况的风向标,群众对我们党的政策“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都可以通过群众情绪呈现出来。了解和引导群众情绪,一方面,要深入基层调研,准确把握群众需求。如毛泽东形象地强调:“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 [7 ]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引导。网络便捷、匿名的特性,使得网上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空间广、真假信息鱼龙混杂。网络很容易成为网民情绪的宣泄场,特别是部分微博大V们,受关注度高,其微博中的不实信息、不良信息一旦转发、传播出来,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相关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必须对网络舆情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把它作为了解群众情绪的重要渠道,及时回应网民的相关诉求,及时引导网络舆论动态,及时监测事态发展,及时处置网上舆情。

再次,要正确对待群众上访行为。当前,群众上访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基层干部解决问题不公正,有的是司法不公,但更多的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和冲突,导致问题没有得到合法的解决。无论是什么原因引发的上访,都应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积极妥善解决,不能一味压制,更不能打击报复。

最后,要注重群众满意标准。在党员干部群众工作的考核过程中,加大群众满意度在干部考评中的权重,改变重组织考核、轻视群众意见的偏差。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真正把习近平强调的“好干部标准”落实在党的群众工作实践过程中。

2. 增强政策输出透明性,夯实群众对党的权力认同

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以群众对党的权力认同为前提。权力认同实质就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或权威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8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不仅要通过宪法规定获得群众权力认同,也要通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来实现权力认同,更要通过“把理论上、政治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党员干部执政为民,转化为受法律强制约束、人民严格监督的权力规范行为” [9 ],必须通过增强政策输出的透明性,监督、制约党政权力以确保权力的公正行使。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10 ]唯此,党的群众工作的效率才高,效果才好。政策输出透明主要体现在党政信息的及时、准确公开。当务之急是加快制定《信息公开法》。一方面,强制性地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设置程序性义务——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尊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间接地为群众设置程序性权利——从相关机构被动公开到群众按程序申请点题公开,确保党员、群众对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政策制定、实施的知情權、参与权、监督权。总之,确保党政信息公开沿着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进行,既保证党政权力的合法行使,体现程序正义;又有效地防止中央政策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失真、变形、走样,防止党政权力对群众权利的侵害,保证实质正义。

3. 密切党群关系,巩固群众对党的利益认同

党群关系本质上是利益代表关系,党与群众之间本质上是利益共同体。党群关系好,利益认同度就高,就更易于做群众工作。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以利益认同为纽带。利益认同表现在:高度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利益选择的正确性;高度关注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追求利益分配的合理性;高度关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落实,确保利益实现的可行性 [11 ]。因此,要密切党群关系以增强利益认同。

一是履行社会责任,满足群众利益诉求。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12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每一个社会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只要是正当的、合法的,都应该得到满足。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身就是在执行党的社会职能,并且只有切实满足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诉求,党的群众工作才会卓有成效,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巩固。

二是履行道德责任,顺应群众公正诉求。公正是群众理解和看待当前利益关系的常态心理,也是解决利益问题的政治伦理基础。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利益等在所有利益群体中群众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确保利益成果共享;立足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构对不同群体带来的利益的差异性,从政策取向上努力找准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切实强化对农民工、失业工人和大学生等“特殊性群体”的利益关怀和利益扶持力度。总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政策实施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巩固利益认同的内在之义。

三是履行政治责任,确保政局和社会稳定。政局和社会稳定,群众才心有所向、力有所使。确保政局稳定,内在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问题上始終保持坚定的立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内在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以有效地对群众答疑、澄议、解惑。

4. 严格依法行政,增强群众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法理认同

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以法理认同为支撑。法理是体现法律精神的原理,是法律条文背后的道理。法理认同主要表现在:法律与制度日益成为个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保障自身利益、规范党与国家权力的力量,它要求一切权力机构都要依法行政;同时,它所依据的法应该是“良”法,也就是说,法律法规应该是合乎大多数群众利益的。当前,党的群众工作,从法理认同角度看,还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地方党员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强,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甚至有的地方采取与国家法律精神相违背的一些土政策,比如,对城市里流动商贩的强制驱离,对上访群众的粗暴打压。在利益博弈成为社会常态背景下,必须增强法理认同以保障党的群众工作的合法性。

首先,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政党体制中和社会—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中处于执政领导地位的现实,以宪法和制度建设作保障,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在法律框架内公正公平公开地处理事关群众利益的问题,严格依法执政、科学行政,防止少数群体控制话语权,进一步增强群众在法理上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依靠、认同。

其次,要在群众工作中,把民主决策、柔性管理与权力制约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文明执政、文明行政,以利于凝聚各方共识、减少对抗性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比如,对城市里流动商贩的管理,要坚持小商小贩的生存权高于城市的整洁权这样的文明执政理念,强化对城管部门的执法监督,既保证小商小贩自主谋生的需要,又对其经营地域、时间进行合理规划,不影响其他市民的正常生活。

再次,要把群众工作经验制度化,以此提高群众工作的法理认同。群众工作是一项经常性而不是一项突击性的工作,要及时把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加以总结提炼,上升到制度层面,再在实践中推广并接受检验。比如,有的地方实行党委领导下政府与民众、团体、社会的多维互动,长期坚持“民主恳谈会”、“听证会”这样的协商民主形式,有的地方长期实行“党员志愿者”制度。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群众工作的主体性愈来愈强,群众工作的效果就会愈来愈明显。

总之,强化“四个认同”,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夯实党的群众工作的规律性要求,也是与时俱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实践创新,更是党应对“四大危险”、经受“四大考验”的必然要求。

注 释: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的总结讲话[EB/OL].http:///a/20050624/001199.htm.

参考文献:

[1]谭和平.群众工作认同的制约因素与提升之道[J].理论导刊,2015(8):32-3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9.

[4]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5]张灏.张灏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80.

[6]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66.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

[8]胡伟.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29.

[9]侯万锋.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J].兵团党校学报,2011(5):5-9.

[10]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

[11]王成平,郑廷友.论“十一五”规划的利益认同性[J].理论月刊,2006(12):67-70.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On the Problems and Their Solutions of the Party’s Mass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ANG Hui,HE Yicheng

Abstract:At presen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er-changing society,the CPC’s mass work has confronted with many new problems which restrict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ass work. It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Party’s tardy response to people’s voices,lack of policy transparency,lack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ss work,and absence of rule of law in soci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buttress the mass work,we need to work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being responsive to people’s voices to improve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 to ameliorate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s interest,enhancing the policy transparency to boost people’s identification of with the Party’s power,and promoting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to better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s legal principles.

Key words:new context;the CPC;the mas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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