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是动员我进复旦分校的人之一。从此我们始终在一起工作，一直到她惨遭不幸辞世。
世称江淮才女的戴厚英，早在1960年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三十多年来，除了其中有四五年时间我被借调在外单位工作外，我和她一直在一个单位共事。先是在上海作家协会，我们在一口大锅内吃饭，一起经历了动乱岁月，一起下干校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她改行进了高校教书，而我因厌倦文学编辑工作，居然在她的鼓动下，也走上了高校的讲台。在“文革”后期，我受命赴北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复刊事宜；她则被挑选进了市委写作组文艺组外围的电影小组，由此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也一度被列为“清查”对象。对此，执着的戴厚英并不甘服。她自持与“四人帮”没有政治瓜葛，不是写作组的正式成员，凭什么也要她“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因此常常与审查者“顶牛”。由于态度不端正，一直拖到1978年终因抓不到实质性的把柄才宣布审查结束。
半途夭折的处女作
《小巧儿》
审查结束后她去安徽老家探亲时，见闻了不少乡间故事，于是动起创作的念头。其中有一篇题名为《小巧儿》的短篇，寄给了《人民文学》。她知道我在《人民文学》，但没有把稿子直接寄我，也许知道我正在接受审查，不给我增添麻烦，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作者投寄给编辑部。小说编辑杨筠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这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她知道我与戴厚英相熟，便以欣喜的心情，转给我看看。之前，我从王道乾的来信中知道，她正在写长篇。在我印象中，她是搞逻辑思维的理论工作者，形象思维如何我不敢妄言。但读了《小巧儿》以后，真有点出乎意料，竟然出手不凡，把一个农村女孩子写得活龙活现，且故事动人，语言生动，文笔也优美，怪不得王道乾信上称赞她的长篇“写得十分动人”。我当即情不自禁地给她去了一信，称赞她写得很好，估计刊物会发表，鼓励她多写，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并顺便问她长篇写得怎样了？最后我告诉她，我已决定回上海工作，估计有些人不一定欢迎甚至刁难。但我毕竟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上海有我的亲朋好友，是我难舍难忘的第二故乡！
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在1979年2月9日写了回信，首先对我给她的鼓励表示感谢。她谦虚地说：她的短篇“粗糙得很，也不一定符合当前的要求。但我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是有感情的，应该写写他们，一次写不好，写两次、三次。已经开步走了就得走下去”。讲到她的长篇，说已改好二稿，有四十八万字。她信上说：“我写它，只是为了哀悼我的爱人。为了不受种种客观上可能有的干扰，我这一年来什么也不谈。……此书能否出版，还有问号。上海文坛你是了解的。因此，我是准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不过‘名山’也者，小室而已，‘后世’也者，女儿而已。但是我相信，尽管我不得不有所隐晦，还是多少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点真实的影子的。”最后她表示：“希望你早点回到上海，能帮我看看。你回上海，虽有人刁难，也有人欢迎，我就是一个。一个人要众口皆碑是不可能的，何必多所感慨！”
我觉得她能执着于文学创作，并对人际关系的豁达态度，都使我感到高兴，但对长篇的出版似乎消极了点。我还一度不无天真地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担这个心干啥？只要写好了还怕不能出版吗？到3月20日，杨筠告诉我：戴厚英的稿子已经审查通过，因为是写儿童的，所以准备在六月号上刊出。我知道后很为戴厚英高兴，马上给她去信报告了这个喜讯。并告诉她我可能在4月底5月初回上海。她接到信后立即复了一信。说她同时接到编辑部和我告诉她录用稿子的事，对编辑部的鼓励表示感谢。信中写到她长篇的事：
“……我最关心的是长篇《代价》。（注：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最早是用信件形式写的，故取名为《七封信》，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左泥看了《七封信》初稿后，改名为《代价》，最后才因广东作家出版了一本名为《代价》的书，最后才定名为《诗人之死》）此稿已交上海文艺出版社，五十万字。王道乾、刘景清两位看过都说不错。缺点是离真人真事（主要是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太近；反面人物写得不深，但我改不掉了。前一条，因为个人感情太深，有为死者立传之意；后一条，因为我心太好，猜不透坏人的心思。左泥同志非常热心，争取今年出书。我怕是那些‘朋友们’要从中破坏，有送到北京出版之意，但左泥一再说，上海也是出得来的，我就把一切交他去办了。我是还要写的，暂定名为《行程漫漫》，通过一个人的道路反映从‘反右’到‘文革’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十分感谢你的鼓励。所有朋友的关心我都是珍惜的……欢迎你回来，我们经过这几年相处，互相了解了，同志们都是希望你回来的。种种纠纷可以不管，只有一个字：做！大家互相支持和鼓励。能不能为人民做点事，不靠‘后台’，也不靠‘前台’，而只靠自己刻苦努力。”
原以为一切都顺利了，谁知我回到上海后，料想不到的事接踵而至。首先是《小巧儿》出了问题。6月份她来看我，竟然说《人民文学》把《小巧儿》给退回来了，退稿信上的唯一理由是“稿挤”。她把退回的原稿给我看，但见稿子上除了责任编辑杨筠的修改字样外，还有副主编刘剑青改动的笔迹和排版人员批的发排字号。这显然是已经决定发厂排版时被抽下的，那就不是“稿挤”的问题了。据我知道，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和诗人闻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一定是从上海方面传去有关“闻、戴之恋”中、捏造攻击戴厚英的流言蜚语中受到影响，才采取退稿这种断然措施。我当即鼓勵她把稿子投寄别的刊物。可是性格倔强的戴厚英不肯罢休，她表示一定要写信给李季抗争。事后知道她说到做到，给李季写了一封言词愤怒而激烈的信，指责他不能公正待人。当然李季未作任何答辩，我也不便向《人民文学》询问退稿的真实原因，只是建议她把稿子投寄到其他刊物去。最后在东北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但从这件事上我预感到上海确实隐藏着一股能量不小的阻力，她那长篇小说的出版，定会受到更大的曲折风波。某些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批判、迫害，或在派性捉弄下遭受过委屈的人，心里有一股怨气需要发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怎么能依仗今天的有利身份和某些权力，暗中对某些人的工作调动，作品的发表、出版横加干涉呢？然而更加恶劣的是她的长篇《诗人之死》几经修改定稿后出版遇阻了。
突如其来的
“新晚报”事件
所谓“新晚报”事件，据说是：戴厚英在广州私自接待了一名香港记者的采访，并借香港报纸发泄不满，攻击上海报纸对她的批判，美化自己，而且还指名道姓进行人身攻击等等。听到这些传言，我作为朋友，很为戴厚英担心：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岂不是雪上加霜吗！于是，我马上写信给戴厚英。一方面告诉她“新晚报”事件在上海引起的剧烈反响；另一方面我批评她怎么会这样不谨慎呢，这时候还随便接待香港记者！同时向她了解究竟事实真相如何？不久，戴厚英于1982年3月19日和4月4日两次给我来信，讲述了事实经过和她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自从上海各报对《人啊，人！》发起批判以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关心，其中有一位暨南大学姓潘的教师，也要求拜访她，希望了解她的创作情况。她本已谢绝各种交往，无奈对方也是一位教师，而且声明：他是为了研究《人啊，人！》，不是采访写文章。戴厚英相信了。于是，在医院出院那天，她就和他随便地“神聊”起来。她谈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对上海有人诬称她是“漏网的帮派分子”作了些反驳。谁知这位老师背地里凭记忆拼拼凑凑，任意改造，写成了一篇题为《戴厚英及其〈人啊，人！〉》的文章，化名“阿旭”在1982年1月19日的香港《新晚报》上发表了。戴厚英是在2月中旬才知道此事，当即大为恼火，写信去批评。作者连忙道歉，表示一切后果由他负责，并补寄了该份报纸。戴厚英读了该文后给我来信指出文中有五点问题：
一、他根本没有记录，全凭印象，而作者却全作为“采访记录”；
二、他自以为好心，删去和修改了我的自我批判的内容。如我说，我一登上文坛就是打人的小棍子，还讲到进作协时我是“三根小辫子”之一等，他却拿来反作为吹捧我的根据；
三、他把从别处听到的关于我的传说，也当做访问的结果，写进文章，如说我是“才女”之类；
四、他根本不能区分一个人说话的幽默和玩笑，而且是有具体语言环境的。他把这些拼凑成一段一段的话，用我的口气，加上引号，好像俨然是我说的；
五、他只与我有极少的接触，但却一口一个“厚英”地叫，使人相信他与我是非常熟悉的、所写的全是真的。文字也拙劣到极点。
戴厚英对该作者事先不打一声招呼，就自作主张发表此文，气极了。思虑再三，她写了一个简单声明，说明文章的作者不是香港记者，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并未征得本人同意，通过出版社的关系寄到了《新晚报》。可是严重后果已经造成，无可挽回，一纸声明，反被人讥讽为“此地无银三百两”。
“清除精神污染”，
《人啊，人！》再次受批
对《人啊，人！》的批判断断续续，中间一度停顿，但到了1983年11月开展“清除精神污染”以后，上海以至广州等地报刊又一次掀起批判旋风，而且由作品推及作者其人。
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对复旦分校带来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市教委办的一位领导公开指责党委书记李庆云思想严重右倾，与戴划不清界限，斗争不力。特别批评了党委在这种情况下，还批准她到广东去写作（尽管事先向市教委打过招呼）。有关部门还三天两头派人到学校，了解批戴的情况。最后派了三位领导来“帮助”李庆云检查路线上的错误。并责成党委：一，停止戴厚英再上讲台授课；二，撤销戴厚英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职务。
李庆云事后告诉我，他当时心情很矛盾。作为下级党委，对上面的决定不能不执行。但他明白：这对一个教师来说是最严厉的处罚了，等于是取消了她的教师资格。如果简单的照章办理，势必严重伤害了她。怎么做才能既执行了上级的决定，又不伤害到戴厚英呢？学校党委同中文系的领导一再商量，最后决定还是让戴厚英先返沪再说，并要我先与广东花城出版社联系。我写了一封信给花城的领导岑桑同志，讲了上海的情况以及要戴返校的意向，并希望他不必让戴看到此信。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戴厚英知道我给岑桑写了信，执意要看。岑桑只得给她看了。结果使她深受刺激。岑桑在4月20日给我来信中说：
“她看信后，激动非常，立即病发卧床，给你写了信，要立即回沪。我还不曾见过她激动到如此地步呢！经过几位好友的苦苦劝说，她才稍稍平静下来，但精神十分委顿，不思茶饭。我们把她送去医院，医生说是神经官能症。”信中还建议，不要叫她在这样的时刻返沪。他们打算让她到增城去继续写作，到6月初再返沪。出版社还准备派一位女同志去陪她。花城出版社对一位处于严重逆境中的女作家，如此宽厚和爱护，令人感动。
果然如岑桑所说，4月19日，即在岑桑给我来信的前一天，戴厚英给我来信了。从信中可以感知她极度激动的心情，她表示要立即回沪。
在如此激烈的情绪下，要她马上回沪是不妥的，何况她还在生病。事情拖到该年5月，在13日那天，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王熙梅找到我说：党委已决定让他去广东找戴，一则是代表组织探病；二则要婉言把停课、停教研室主任的决定告之。最后我们商量出了一个主意：王到广州后向戴表明，鉴于戴身体不好，需要较长时期休息，为此建议戴主动写个报告，申请辞去教研室主任；原准备开的文艺心理学课程暂停。党委也赞成这么做，王熙梅这才成行。但此时戴厚英已由花城出版社安排去增城休息。王熙梅并未见到戴，只好委托岑桑代办。几天后岑桑赶到增城转告了王的意见。单纯的戴厚英未加思索，就按照總支书记的主意写了报告。不久，身体略好，她就回到上海。学校师生仍像过去一样欢迎她回来，她的心情也舒畅多了。没想到不久又发生了恼人的事件。按规定1982年10月份起，教师普加工资。按标准戴厚英可加两级，但在宣布名单时，中文系领导按党委的口径说戴厚英的工资暂缓增加。这可触怒了戴厚英，她要据理力争，立即气势汹汹找到党委书记处责问：要党委说明理由。李庆云书记满脸无奈。他也知道这是不合情理的，何况戴厚英当时的工资很低，每月只有65.5元，好容易等来了一个“普加”的机会，结果是“暂缓”。面对戴的责问，他无言回答。她哪里知道，为这事学校党委曾几次打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建议工资还是加给她为好，李庆云还亲自找到教委领导商议，但都未获同意。
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多少年来极“左”思潮的害人之深教育了大家。党委书记李庆云就表示过，过去这种极“左”的做法害了多少人，埋没扼杀了多少人才，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三年多了，还能这样只凭道听途说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整人吗！为了暂时缓和矛盾，先安排她回老家好好养病。
这期间，我从戴厚英多封来信中知道，广东的有关领导和一些知名作家，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些领导和编辑，以及一些素不相识的热心读者，都向她表达了许多鼓励和安慰。有的充分肯定其作品；有的请她去休养写作；北京中国作协的张锲甚至劝戴厚英到安徽省當专业作家，仍可定居在上海，还说这是安徽老作家陈登科的意思。有的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她爱惜自己，把目光放远，还愿意在医药方面帮助她。有一位身患绝症的女青年怕她从此被开除公职，陷入困境，表示尽管自己工资很低，但要尽力帮助她，并说：“我保证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多么可贵的真挚友情啊！
有什么比在逆境中受到这种抚慰更感人的呢！戴厚英深深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和厚爱，她打消了“真不想活下去”的念头，重又奋起。在难挨的岁月中，以顽强的毅力，排除干扰，坚持完成了第三部长篇《空中的足音》。之后的几年，形势逐年变好，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逐渐使她安稳下来，过着稍为舒坦的生活。对她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在上海，某些领导对过去的极“左”做法表示了歉意。到1984年11月，按政策应该给她加的工资加了，并把过去扣发的部分补足了。在宽松的氛围中，她先后去汕头大学、香港等地讲学，多次参加笔会，结识了不少知名的作家、评论家。1994年6月，上海市高评委审定批准她晋升为正教授，唯一的宝贝女儿戴醒，长大后在国外求学，最后定居国外，成家立业。她又几次出国探亲，并在国外结交了许多作家朋友，但她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写作上。她认为，作为作家，最根本的是拿出作品来。这些年，她除了教学工作，就是埋头创作。从1978年起至1996年止，十八年间，她先后出版了12本书，计有：
长篇小说7部：《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风水轮流》、《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其中《人啊，人！》一书，还先后被译成英、法、意、荷、日、俄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
中短篇小说集2部：《锁链，是柔软的》、《落》。
散文随笔集4部：《戴厚英随笔全编》（上中下三部）、《结庐在人境》。
自传半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
以上这些作品，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增添了不少光彩，做出了不少贡献！
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于家中被求助于她的乡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