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老王》这篇课文时，不少学生对杨绛的“愧怍”之情难以理解，认为杨绛作为文革中的受压迫者对待老王已经很好了，没必要对老王的不幸产生愧怍。学生的问题引发了笔者对杨绛“愧怍”的深入思考，这种“愧怍”源于什么呢？
1984年3月，杨绛写下的《老王》被选入初中教材。在文革结束8年后，暮年的她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怀念老王这个人，表达内心的“愧怍”，更是通过作品来表达对文革时代甚至一切疯狂时代扭曲人与人之关系的愤慨，以促人警醒，让人深思。
一
要想解读杨绛先生的《老王》，必须深刻了解杨绛所处时代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气候。杨绛和丈夫钱钟书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与当时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和“文革”等风气不合拍，挨批斗自然成了必然的事情。1963年8月间，杨绛和钱钟书夫妇先后被群众“揪出来”，打成了“牛鬼蛇神”。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又被“揪出”，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劳动改造的“先遣队”被送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流亡”期间，钱钟书由感冒引起喘病，输氧4小时才抢救出险。他因大脑皮层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状如中风，将近一年才回复正常。杨绛在《老王》里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这句“不知怎么的”，隐藏了杨绛的多少艰辛与磨难？因果之间，怎么可能是不可知的空白？
杨绛夫妇成了“牛鬼蛇神”，自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在人格上得到同等的待遇。在《老王》中，杨绛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自己不敢乘三轮。”这显然不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问题，而应是政治影响问题。作为被“揪出”来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作者坐人力三轮车无疑会被认为是压迫劳动人民，这一坐又会成为一次批斗的借口，所以作者不敢坐三轮车。
和下层人民关系亲密，却不能和下层人民友爱相待，这对杨绛来说，不能不给她带来心灵上的某种压抑，这种压抑的扭曲关系的根源应是当时残酷的社会环境。
二
社会环境的残酷扭曲着人的性情，而扭曲的性情又会通过人物的行为表现出来。
老王是善良的，在心里总是把杨绛作为亲人一般对待，愿意为杨绛送冰块，还车费减半。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杨绛放入冰箱。老王送的冰还比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杨绛重点写老王用三轮送钱钟书去医院是有着深刻寓意的。老王总是热情地帮着杨绛把钱钟书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杨绛一定要给钱，老王还哑着嗓子“悄悄”问“你还有钱吗”。“悄悄”一词既写出了老王不肯收钱又不得不收钱的矛盾心理，因为他知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经历了抄家和批斗，已经倾家荡产，可他又不想让杨绛成为剥削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所以老王“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在载客三轮取缔后，老王把他的三轮改成送货的平板三轮。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杨绛虽然没有说明这位先生是谁，但从文本意脉来说这个“货”应该是指钱钟书，否则作者写的这件事在文中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赘余。“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想把乘客围住了，就不会掉落，体现出老王对杨绛一家的关心与呵护。
特别是老王在病重之际，感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特地送鸡蛋和香油到杨绛家，表达出对杨绛一家人的感恩与沉静告别。
虽然杨绛一家给予了老王不少帮助，如照顾老王的三轮车生意，给老王送大瓶鱼肝油，多给老王钱等，但杨绛面对老王的真情举止时，她却显得异常冷静，矜持，防备，保持着距离感。如老王病了，杨绛甚至连老王得了什么病都不清楚；老王死了，杨绛也是在十多天后才知道的。特别是病重的老王给杨绛送鸡蛋和香油时，杨绛竟然“害怕得糊涂了”。她记不清老王送的鸡蛋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只知道程序似的“转身进屋去”拿钱，竟然“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然后又“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我们不禁要问，杨绛为何“害怕”一个年老多病、孤苦无依的骑车人老王呢？
杨绛的这种表现并非许多论者解读的那样——杨绛看不起劳动人民，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嫌弃老王。在《干校六记》的结末，杨绛说：“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故我”的杨绛又是怎样的人呢？楊绛虽出身书香门第，却有着贫苦民众的朴实与真率，她常说“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亲密”。钱钟书赞她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平时的她不仅对家人，而且对其他人也是温和友爱。钱钟书的婶婶也赞杨绛“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后来，杨绛在干校接受改造时，种菜、扫厕所，各种粗活她都做得。
就是这样和下层关系亲密的杨绛在文革中遭遇长期的冷遇，处境卑微，特别是她作为被革命的对象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无法与他人建立平等的关系。她眼看着穷苦的老王受苦累病痛折磨，接受着善良的老王对她一家人无微不致的关心却难以平等地回报，这无疑使杨绛在内心产生愧怍之情。
三
杨绛和老王二人行为相待的不平等，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关系相视的不对称。现代德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两种关系：“我——你”“我——它”。这两种关系指的是“我”对与“我”相关的一切事物的态度或关联方式，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对关系者的态度不同，与之打交道的方式不同，则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就不同；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不同，其人也就不同。马丁·布伯说：“凡称述‘你’的人都不以事物为对象。因为，有一物则必有他物，‘它’与其他的‘它’相待，‘它’之存在必仰仗他物。而诵出‘你’之时，事物、对象皆不复存在。‘你’无待无限。言及‘你’之人不据有物。他一无所持。然他处于关系之中。”
在《老王》一文中，杨绛称老王最常用“他”这个第三人称关系代词，共用了50个“他”。这表明了杨绛在心理上保持着与老王的分离感，即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它”关系，这是一种源于自然的分离。而老王则称杨绛为“你”（如“你还有钱吗？”），即为“我——你”关系，這是一种源于自然的融合。
在“我——它”关系中，“我”为主体，“它”为客体，这只有单向的由主到客，由我到物（包括被视为物的人）。而在“我——你”关系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我——你”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由的关系。“我——你”关系要求人利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对别人的全部存在做出回应。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敌人”抽象化、非人化，从而煽起仇恨的现象就表现了人对作为“它”这一抽象对象的冷酷无情，而不是对作为“你”的具体完整的对等相关者的亲密无间。
杨绛和老王互视关系的不对称正是马丁·布伯所说的两种关系的不对称体现。在文革期间，杨绛虽在一定条件下善待老王，照顾他的生意，给他送大瓶鱼肝油，多给老王钱，但在心理上难以走近他——这个无产阶级者。杨绛的这种心理，正是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进行抽象化、非人化的典型体现。杨绛只能眼看着老王身体一点点衰弱，却无法对老王做出任何实质性、非“正常”的救助。有人指责杨绛虚伪，没有把老王接到家中进行照料，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可言的。试想，如果杨绛这样做了，她会赢得个关心无产阶级的美名呢，还是会落得个腐化无产阶级的罪名呢？我想，后者是一定的。
所以，“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杨绛否定了自己对待老王所能想到的“总觉得心上不安”的原因，只是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在文革中作为无产阶级的老王是个幸运者，而这个无产阶级幸运者却在文革中悲惨地死去，而杨绛这个文革中的不幸者在文革后认为自己是个幸运者，这无疑是那种荒谬时代给杨绛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位认识。杨绛借个人的“愧怍”来传达出对文革社会非人关系的思考，她含蓄地道出混乱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灾难，意在提醒后人反思这段历史，警惕这段历史。所以杨绛对老王的愧怍不仅是个人的愧怍，更应是时代社会对老王的愧怍。
参考文献
①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德]马丁·布伯：《我与你》，北京：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
③熊芳芳：《语文：生命的，文学的，美学的》，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杨绛：《干校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⑤杨绛：《走到人生边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作者通联：江苏灌南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