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信息接收、交换、传递的技术工具就是无线电。无论是白区还是根据地，也无论是军事指挥、地下斗争还是内部建设，党的工作都离不开无线电；它既服务于隐蔽战线，又面向广大干部战士；它是白区工作的生命线、军事指挥的技术参谋、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文化宣传的助推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无线电；民主革命；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6008206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工作有组织、宣传、技术三大手段，除了各级基层组织通过情报系统、地下交通站、邮局、内部出版或公开发行报纸杂志构筑的信息网络外，最重要的信息接收、交换、传递的技术工具就是无线电。由于无线电既涉及白区中的地下工作和隐蔽战线，又关系到军事指挥和战斗部署，历来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最高军事机密和情报机密，相关档案、人物、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解密。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无线电工作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党的无线电工作不仅起步早、技术水平高，而且在红军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网络化的格局，广泛服务于党的政治、军事、情报、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基本经验值得系统总结。一、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无线电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工作诞生于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周恩来、恽代英、陈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倡议、帮助和主持下建立起来，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中央特科四科。1928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是红军在全国的壮大，红色区域工农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发展；另一方面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这个时期也逐渐得到恢复发展。上海党中央迫切需要冲破敌人的封锁阻挠，加强对各红色区域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系，为此，这年秋天开始筹建电台工作。在周恩来首先倡议并亲自筹划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完备。张沈川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一个报务员，四科科长李强（注：建国后曾担任外贸部部长）带领科里的同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使用自制收发报机建成了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李强后来还发明过一种新式天线。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注：建国后曾担任邮电部部长）等同志后来都相继学会收发报和使用密语。
白区工作具有极大的危险性、隐蔽性、隔离性和复杂性，无线电台作为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发布指令、传达文件的重要技术工具，是白区工作的生命线。无线电台既具有小巧、快捷、隐蔽、准确、灵活等诸多优点，也具有难以回避的缺陷。由于电波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传播，信号瞬间可达天涯海角甚至太空，因此在任何一个角落，具有同类装置的第三者也可截收信号。同时，通过观察天线布置、电线走向，以及通过信号分析、测向、通信分析、密码破译等技术手段，可以锁定电台方位、信号来源、电台性质，并还原出原始信息内容，这就会暴露电台工作站、交通站甚至领导机关。党中央从建立电台伊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即既要发挥无线电台的优越性，又要警惕它的危险性。
首先，从事情报工作的核心干部必须熟练掌握无线电收发报、编码、译电技术，这既是工作的需要，又是安全的需要。譬如，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都是通过学习、管理无线电的机会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成功潜伏的。1928年初，后来担任国民党中统党务调查科科长的徐恩曾在陈立夫把持下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任职，同年夏天，他在上海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在陈赓的帮助下，共产党员钱壮飞考入了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并以其卓越的才能，迅速取得了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担任了他的机要秘书。李克农则于1929年12月经过考试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他是我党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也是一名电讯专家，有一手编制密码的绝活。胡底则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以后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实际上都是中统的情报机关。他们三人在敌人内部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机密，为党和红军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营救被捕的同志，隐蔽而有效地保护了党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武汉特务机关给徐恩曾的6封特急绝密电报被钱壮飞截获并用密码本副本翻译出来，经过钱壮飞、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努力，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下，武汉党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其次，无线电台必须具备一定的反侦察、反破译能力。无线电的技术特点决定了敌我双方通信和截收、保密和侦察、编密和破密的斗争始终在隐蔽战线、无形战线交织着。第三方在截收信号之后，一般都要对信号的来源和制作方式进行辨别和分析，有测向设备的还要依据信号的物理特性测定发射器的方位；同时，为分清敌我，摸清电台性质，还要对侦察对象通信流量、呼号、波长、收发关系及电台报务员的谈话、习惯、指法等进行技术分析；更高级、更艰难的工作是密码破译，需要在不知通信双方密钥的情况下，依据所截收的加密信号及其他资料，还原出加密信号的原始面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电台之初，受环境所迫，收发报机、天线都是自己购买零部件自制，但由于技术精良，所造电台极为精巧，敌人很难察觉。1930年3月至4月，中央和南方局（当时在香港九龙）建立电台通报联系，但是冬天即被敌人发现，遭到破坏，从此再未建台。值得一提的是，电台遭到破坏的第二天，英国人曾经利用这部电台同上海党中央通报，随即被我们识破。这说明，党新建立的电台在业务上、技术上是娴熟的，有一定的反侦察、反干扰、反破坏能力。
再次，对从事无线电台工作的报务员、译电员、机务员等工作人员在党性、纪律、业务上要有更高、更苛刻的要求，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核心机密。1930年秋，党中央为了给各红色区域和红军训练一批无线电工作干部，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开办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训练班，不到三个月即遭到特务破坏，二十多位同志被捕，其中麦建平等四位同志因受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先后在狱中牺牲。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红色电台不畏敌人的侦察和破坏，发出的一束束电波划破夜空，保证了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红军、地下组织的联系。许多无线电工作者倒下去了，更多的同志又顶了上来，李白同志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毕业于中央苏区无线电训练班，长征时期曾担任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是红军中著名的无线电专家，政治立场坚定，业务技术过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抗战时期，党派李白同志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几次被捕，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为党努力工作；日本投降后，他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牺牲在胜利前夜，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取材于他的事迹[1]。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有忠诚就有背叛。在白区，国民党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技术资源搜寻我党地下电台。1934年6月，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的一个主要报务员李竹声，他供出电台位置和另一位报务员盛忠亮，电台被破获，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也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共的联系，直到两年之后才得已恢复。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描述：“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2]
最后，白区工作要善于利用公开的无线电资源，如电报局、合作方电台、无线广播，既可以为地下工作提供掩护，又能提高政治斗争、统战工作、文化宣传的效率。譬如，潘汉年在上海主持特科情报系统时，为帮助中央和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及其负责人保持联系，创造了一个既巧妙简单又迅速安全的办法，即通过邮电局发公开明码电报。其前提条件是在邮电局内部预先安置可靠的内线关系。具体办法是：外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如果发生重大事故或是遭到严重破坏时，当地的有关部门负责人需要向上海的中央报警或联络，就用事先预约好的暗语，向上海发出明码电报。收报人、地址都是事先约好的，实际上是根本无法投递的所谓“死电”。比如，我党在广州的某一重要机关被破坏，交通发生了故障，那里的负责人就赶紧向上海发报，立即中断和该机关的一切联系。电报内容：上海，四马路，久安旅馆，王子平收；红花、白菊停运，春生。电报上的旅馆、收电人都不存在。内线见到这类“死电”就会立即将内容告知情报系统，中央就知道广州出事了，即采取应变措施[3]。此外，为了利用军阀内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同情、支持我们的政治力量，宣传我党的政治路线和纲领，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尽可能和中间势力、左翼势力、地方势力建立无线电联系渠道。联系形式是多样的，有时我们派人带电台去设立站点，有时交换密码本并约定电台的呼号、波长，有时直接利用对方的电台。中央红军曾派潘汉年、何长工进入白区和广东的陈济棠达成过秘密协议，双方商定交换情报，陈济棠还向红军提供过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后来两广军阀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让出了一条走廊，当然这主要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量。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中央派红军大学组织部长云广英作为代表到两广担任联络人，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他约定密码、呼号、波长等，并嘱咐：发出电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电台代发。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时和杨虎城将军也达成协议，杨将军还提供了一批电台设备。抗日战争期间，南方局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等都建立了秘密的联系管道。我党在刘文辉那里设置了一部电台，台长是王少春。潘文华那里派去的联络人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钱松甫和他的夫人江洪，利用潘文华司令部的电台划出一个时间段，由钱松甫用中共的呼号、波长、密码与重庆办事处电台联络通报，并用明码电文抄收延安新华社新闻给潘过目[4]。龙云那里由朱德的秘书提供密码本，龙云此后就利用电台与延安联系。二、党在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中的无线电工作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人民军队无线电台的建设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业余到规范的过程。无线电人才的来源多样化，有上海培养的，有苏区培养的，有起义投诚的，也有俘虏兵经过改造的；无线电设备的来源也是多元化的，有战争中缴获的，有自己组装的，有友党友军赠与的，也有自己购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无线电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将电台比喻为我军的耳目。纵观两次国共战争和抗日战争，人民军队的无线电工作始终做得比较好，无论是侦听破译敌方通讯，还是保证内部通讯安全畅通，对军事指挥、战役部署、瓦解敌军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不仅中央领导给予高度评价，就是我们的敌人也没有否认。从我军的历史看，要充分发挥无线电的技术参谋作用，有以下基本经验供参考。
首先，要将无线电工作纳入到参谋部的正规建设当中。人民军队的司令部、参谋部的建设在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从红军时期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对刘伯承的工作给了高度肯定。他在回忆录中说：“参谋部和部队都配备了足够的通讯工具，特别是无线电和长途电话。无线电不仅用于联络，也用于侦探，国民党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总之，我们这些较高一级的参谋部，特别由于刘伯承的努力，还是比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5]50有“叶高参”之称的叶剑英元帅也主持过红军的参谋工作。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也很不完善，机关和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司令部机关在组织指挥上误时误事的现象日趋增多。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叶剑英向中央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得到中革军委的支持。他研究制定了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将原来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一些机关部门予以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并对各机关的职责予以明确规定，进行了严格的分工。和刘伯承一样，叶剑英重视运用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组织电台人员有计划地侦听和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从而获取了大量敌人的情报[6]82。从红军时期开始，总参谋部形成了一局（作战局）、二局（情报局）、三局（通信局）、四局（管理局）的基本架构，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从职能划分看，二局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通讯，三局负责内部通讯。从效果上看，红军对国民党军一直保持着无线电领域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保密、侦听和密码破译方面。周恩来曾经对斯诺说，“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2]。“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7]70这一方面得益于红军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不仅将电讯侦听和破译纳入到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之中，而且还有专门机构（二局）负责，里面云集了红军最优秀的电讯和密码专家，如曾在苏联培训过的刘鼎，以及曾希圣（二局局长，建国后曾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诤（建国后曾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等人，他们都具有出色的记忆、编码、解码能力，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7]72另一方面，国民党似乎对白区红色电台的搜寻力度要远远强过自己军队内部的电台建设。“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 [7]72长征期间，红军能屡屡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无线电工作功不可没。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水平更高的日军，军委总部、八路军和新四军至少保证了自身通讯的安全。曾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彭雪枫对电台的管理和运用就极为重视。他认为：“电台的管理，属参谋处，应做到绝对秘密。其次就是管理，应使其隐蔽起来，爱护电台，放置在司令部的附近，同时应给一代号，不可直叫电台。” [8]191他任新四军四师师长时要求，战场上“获得密电码本或原文与密码同记之字（可推出其密码之编制），应立即送往野战军情报科或中央情报机关，以供专家研究”[8]436。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回忆录中说：“战争中，我高级司令部照例收听敌方无线电报。对延安发出的中共电报固然也曾截收并努力破译，但因与苏联的密码相似，始终未能破译。” [9]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电讯侦听和情报工作一样做得风生水起。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从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就被消灭七十余万人，进攻势头受到遏制。1947年1月13日，朱德和任弼时专程到安塞慰问军委二局。任弼时说：“有了对情况的周密了解，指挥员才能下正确的决心。你们的工作就是指挥员下决心的根据。‘勇敢、侦察、决心’是战争胜利的必要因素，因之每个战役的胜利，你们都有功劳。” [10]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在山西临县三交镇设立后方委员会，总参一、二、三局一部分及总卫生部共五千余人都集中在三交镇，军委90%以上的电台设在这里，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及中央与全国各战略区的通讯联系都要靠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保障。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说：“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 [6]222总参谋部自己侦听和汇总各大区野战军、地下组织的情报为中央军委提供决策依据，为全国各个战场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报，包括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高层对战局的判断等，各野战军首长不只一次表扬过总参情报部门的工作。
其次，无线电通讯要形成网络才能保证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方面军的联系畅通。无线电通讯如果只是单台对单台、局部对局部，没有形成全局性的网络，那么其功效是有限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如使用其他的通讯和侦察方式安全、准确，如利用策反、审俘、武装侦察收集情报，再利用地下交通站、联络点传递情报。红军初创时期，极度缺乏电台和技术人员，即使缴获的电台也都是15瓦特左右的小电台，不能和上海党中央通报，各根据地如江西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各部红军相互之间也无法建立无线电联系，只好各自为战。为解决通讯网络问题，中央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首先是建立中央与主要根据地的纵向联系，其次是各根据地、方面军建立横向联系，再次是各方面军内部军、师、团之间建立无线电联系。从1931年开始，中央开始向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派遣报务工作人员，利用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无线电器材建立电台和中央通报。1931年9月，江西中央红军和上海党中央实现通报。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缴获敌梁冠英六十九师的电台，实现了和党中央、中央红军、湘鄂西红二军团通报。与此同时，1931年派往湘鄂西红二军团的报务员，也同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建立了电讯联系。这样，在此后的反围剿作战及长征中，各部红军能实现一定的配合、策应、掩护行动。一般而言，苏区主要机关、部队之间都有无线电联络，甚至还有固定电话联系。李德在回忆录中说：“从瑞金到建宁有一条战地军用电话线，我们逗留过的兵站和少数比较大的地方苏维埃政府都有电话相通。” [5]61军队中电台一般配到师一级单位，团以下单位主要靠电话、通讯兵联系。长征开始时，“所有部队，包括师指挥部，都拥有足够的无线电设备、野战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5]111。由于人员伤亡、设备损毁以及部队在快速运动中，各方面军的联系一度不畅。虽然四方面军不断向中央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不知道中央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由于电台功率不足，中央红军也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才结束。斯诺曾描述他在陕北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的地方。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 [2]。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各根据地、大军区、野战军之间已形成网络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无线电联络机制，并和情报网、交通网实现交汇结合，使延安、西柏坡这样的指挥中枢能依赖无线电波在几千里之外实现对整个战局的全面掌控，协调指挥各战区部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郭化若在论述八路军的参谋工作时指出，第三科即通讯联络科的中心任务是保障指挥之顺畅。它的工作内容：（1）发挥现有的通信工具之作用，以组织通信联络勤务，保障指挥与协同之不间断（技术的通讯是从上而下的设置，人员的联络是从下而上的派遣）；（2）组织并训练通信部队与通信人员，指挥他们的工作；（3）指导司令部之收发工作；（4）调查路线交通；（5）布置通讯网及设备交通；（6）保障通讯联络之秘密；（7）研究通信技术之改善[11]163。通讯系统的建立、通讯网的完善、人员的训练有素是实现上述任务的核心要素。
再次，无线电队伍的人才培养要立足于自身形成常态化机制。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根据地都遭到敌人严密封锁，人员、物资、设备、武器都很难进来，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无线电台、俘虏报务员不失为一条捷径，为此红军制定了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7]72俘虏的报务员除了当工作人员外，更重要的是当教师培训我们自己的报务员。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代理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的郭化若曾回忆，“为了建立上下左右的联系，我军在积极准备筹建无线电队，首先是训练自己的报务员。龙冈战后，我军得到一部收报机，争取了三个无线电工作人员，总部迅即选调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战士约二、三十人，培养小报务员。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开学，这时已学习了四个月，勉强可以上机收发报了。第二期也已开始训练。现在专等仗一打起来，就去收缴敌军的电台” [11]28。无线电训练班是党在苏区创办最早的技术学校，第五期后改为通讯学校。从上海党中央派去的报务员也充当了教师的角色，不仅是学校系统培训、理论教学的教师，而且更是实际上机操作的师傅。他们言传身教，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红色报务员。像蔡威（有“中国红色电波之父”之称）、宋侃夫（建国后曾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子纲等同志由党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创建了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蔡威同志担任二台台长。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陕苏区时，他们三人联手解开了国民党川军的第一个密码“通密”，此后，他们一鼓作气解开了川军的所有密码。后来，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以及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蔡威领导他的团队一次次把侦听和破译的国民党军队密电提供给红四方面军首长和红军总部，为红军的反围攻和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立下汗马功劳。1936年9月22日，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到达甘肃岷县朱尔坪村时，蔡威因感染重伤寒去世，但他带出了一批出色的无线电战士队伍，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成为我军的无线电英雄。红军到达陕北后，致力于开办无线电学校培养自己的报务员。斯诺曾记录：“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2]这些报务员毕业后分配到各根据地、各野战军，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并在当地带出一批新的报务员。1942年10月14日，彭雪枫在淮北军区作报告时表扬了电台的同志：“电台人员都是技术人才，大都是熊科长梦飞一手教出来的，他们终日终夜坐在那儿戴上耳机子，听几千里几百里以外的无线电码，用耳听，用手抄，用眼看，浑身的神经都紧张着，一抄就是几百几千字，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能下台。” [8]477除了陕甘宁边区这样地处后方、较为稳定的根据地外，深处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没有条件开办学校，人才培养主要靠“传帮带、干中学”。党和军队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形成了培养无线电工作人员的常态化机制，一靠学校系统培养，二靠实践锻炼提高，三靠自身勤学苦练。因此，我们在资金、物质、器材、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保持了对敌的无线电优势。
三、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抓住了无线电通讯这个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高技术通讯工具，培养了自己的无线电工作人员，还以无线电为突破口，派人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在资金、物质、人员、器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保持了对敌人在安全、侦听、破译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形成了覆盖各根据地、野战军、主要地下交通站的通讯网络。一束束不曾中断的红色电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添加了最好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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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xperiences of CPC’s Wireless Telegraph
Work in Times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CHE Lin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China）
Abstract：In times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reless telegrap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ical tool of information receiving， information transferring， information passing. Whether KMT’s governing area or CPC’s governing area， whether military commanding or underground struggling， CPC’s constructing， CPC relied on wireless telegraph， which served for secret front and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soldiers， and which was the lifeline of the work of KMT’s governing area， the technical staff of military commanding， and the strong weapon of political struggling and was the propeller of cultural propagating.
Key words：CPC； wireless telegraph；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experience
（编辑：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