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谣言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即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或自然现象所产生的不确实信息。它的形成和传播受到国际政治斗争、国内社会变革和人们的认知判断能力、信息道德水准和信息管控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入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传播出现了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蛊惑性强，隐蔽性强，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的新特点，对社会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为此，在信息时代，必须从政府的信息能力建设、民众的信息道德建设和创建和谐通畅的社会空间等方面入手，加强对社会谣言的管控。
[关键词]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特点；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12-0047-03
“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谣言就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历史可谓悠久。早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就有对谣言现象的记载，《吕氏春秋·慎行》中的“察传”曾如此描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獗，獗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又如屈原在《离骚》中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忧谗畏讥，满目萧然”，等等，不一而足。
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舆论，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和作用对象划分，谣言可分为个体谣言和社会谣言。个体谣言是指对某个不具备社会影响力的个人或个体事件所产生的谣言。而社会谣言则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即有社会影响的社会的或自然的现象所产生的谣言。与个体谣言相比，社会谣言具有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破坏力强的特点。进人信息时代，社会谣言搭上了信息技术的快车，影响力和破坏力与日俱增，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必须对其给予高度重视。
一、社会谣言的形成机理
当今社会谣言的形成十分复杂，是国际政治背景、国内社会背景以及人们认知、心理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进入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复杂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而被进一步放大，危害性也进一步增强。
1 社会谣言是国际间政治斗争的工具。国际政治斗争是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为实现各自的利益和目标而进行的对抗性或敌对性相互作用，由于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不同而产生的政治冲突行为。这种政治冲突的攻击对象主要是政治人物和政治对手。由于社会谣言具有信息的不确定性，不需要事实作为佐证，而且具有广泛传播性，对人们的认知判断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可以根据政治斗争需要随心所欲地制造虚假信息，并广为散播，对政治对手展开谣言攻击，干扰民心，为自己争取有利的政治斗争态势，社会谣言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一把利器。
2003年的海湾战争过程中，为获得伊拉克民众的支持和国际社会舆论支持，伊拉克和美英两国之间展开了信息战，散布社会谣言和反谣言的报道轮番登场。比如，美国在开战之初就曾多次报道关于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死亡或者逃亡的消息，并通过潜入伊社会内部的卧底和线人广为传播，意图影响伊拉克人的抵抗意志。虽然伊拉克方面针锋相对，不断辟谣，但此举仍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伊拉克军队和社会内部的混乱和恐慌，为美军迅速打开局面打下了基础。
事实再次告诉我们，社会谣言是国际间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上讲，必须对社会谣言给予高度警惕。当前，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境外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渗透破坏，制造社会谣言是他们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利用我国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做文章，屡屡制造社会谣言，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意图制造社会混乱，对我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2 社会变革中的不确定性是社会谣言产生的现实诱因。社会变革是关系到公众利益的重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改变，原有的关系结构被重组，这一过程使得民众进入一个利益再分配、关系再构建以及认知再更新的变化过程。在这一变化中，各种不同的个人和集团，或以它自己特定的动机和愿望参与到社会变革当中，去琢磨事态发展的未来，并且努力让自己在变革中占据有利态势，而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因素，人们很难为自己的未来制定准确的预期。这种不确定的特殊状态为社会谣言的产生提供了平台。首先是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难免会出现迷惘和浮躁，进而衍生出怀疑、猜忌、不满和攻击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往往是社会谣言产生的心理源动因。其次，社会变革过程中原有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的构建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其间社会秩序难免会有所混乱，而权力运作也难免有失规范，伴随而来的往往是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为社会谣言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现实依据。再次，在社会变革中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往往超出以往人们的认知范围，需要完成认知的更新，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态度来审视社会变化。而认知更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少人难免会以老眼光看待新鲜事物，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这也是社会谣言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全方位、整体性的极其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传统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还是社会层面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抑或个人层面的传统思想信念和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而这些变化和问题，客观上都成了社会谣言的诱因。现实生活中盛传的许多社会谣言都是由此而生。因此，社会转型期是社会谣言发生和传播的“黄金期”，也就不难理解了。
3 民众信息识别能力的滞后和信息道德的缺失导致谣言的盛行。谣言的产生与传播还与社会成员的识别能力和道德素质有很大的关系。“愚昧与谣言的传播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言的传播往往是在缺乏一定的识别能力的群体中广有市场。1947年，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艾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给出了一个决定谣言产生的公式：R=ixa其中，R=谣言(rumor)，i=重要度(important)，a=模糊度(ambiguity)，1953年，克罗斯对上面的公式进行了修正，R=i×aXe其中，c=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他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x公众批判能力；在这个公式中，克罗斯加入了公众批判能力的因素，他指出谣言受众的批判能力也是影响谣言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受众的批判能力越强，谣言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而“一个人，如果他习惯于用理性来思考，具有相当强的批判能力，那么，他也不会轻易接受流言蜚语的。这里所指的民众的批判力实际就是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它直接与民众的文化素质相关。一般的来讲，文化素质高的高低与信息识别能力的强弱成正比，“谣言止于智者”，说的也正是此意。而在当今中国，民众的文化素质依然不容乐观。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有十几
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不够”。许多人对谣言缺乏基本的识别能力，成为谣言传播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此外。民众信息道德的缺失也助长了谣言的盛行。信息道德是指在信息的采集、加工、存贮、传播和利用等信息活动各个环节中，用来规范其间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总和。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等，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信念、价值观和习惯，从而使人们自觉地通过自己的判断规范自己的信息行为。信息道德是一种自我信息管理的手段，在自我道德意识的作用下以自觉、自发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信息行为。由于信息道德的缺失，在社会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民众传播不实消息、传播虚假消息，往往并不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的举动，没有引起道德的谴责，在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谣言得以轻易传播，从而助长了谣言的盛行。
4 谣言的产生与别有用心的目的直接相关。谣言的产生更是与其制造者的“动机”、“目的”直接相关。无论什么样的谣言，它最初都是由某些具体的人怀有一定动机、一定的目的而以一定的方式“故意”捏造出来的。这些动机和目的包括：①为了报复——这类人主要从维护自身私利的需要出发来制造出谣言，以报复或攻击对造谣者自身利益造成直接或间接侵害的其他个人或集体或国家，并试图达到扰乱他方阵脚之目的。②出于嫉妒——这种人出于“安慰”和“平衡”自己因嫉妒他人而造成自己“不安”和“失衡”的心态的需要，千方百计地托言中伤对方，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进行无端攻击。③惟恐天下不乱甚至以此为乐——这种类型的人并无特定的政治的或其他的目的，而只是出于一种畸形心理和偏执性格的本能反映。他们乐于猎嗅“野闻”，整日捕风捉影，到处搬弄是非。造谣传谣、惹是生非成了这些人生活甚至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别有用心的目的，导致了谣言的产生。
5 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为社会谣言产生提供了机会。社会信息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各类信息的总称，是社会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息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类人群，贯穿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也就是社会信息的产生和使用过程。正是由于社会信息与民生的密切关联性使得社会信息秩序成为社会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众生活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维系一个正常的社会信息秩序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正常的社会信息秩序需要通过规范高效的社会信息管理来实现，如果社会信息管理出现问题，社会信息秩序必然紊乱，社会谣言现象就是一个典型反映。
目前，从现实的角度看。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为社会谣言产生提供机会。具体表现为：一是社会信息不够透明。社会信息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在民众的高度关注下，如果社会信息不能有效公开，民众势必会对事态的进程产生种种盲目性猜测，从而导致谣言产生。二是信息监管技术落后。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不断出现，这给信息监管技术带来全新的挑战，目前，某些信息监管技术还比较落后，对一些新型信息传输领域的监管还不到位，致使有害信息得以传播，其中也包含谣言的传播。三是信息管理法律法规滞后。由于法律法规的滞后，许多新型传播行为的性质难以界定，对这些新型传播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往往也难以追究法律责任，这为谣言等有害信息的传播寻找到了途径。在不能得到有效制裁和责任追究的情况下，谣言等有害信息传播的成本和风险大大降低，客观上助长了其滋生蔓延。四是信息应对能力不足。面对谣言惑众，信息管控部门的应对能力还有一定差距。一方面不能及时组织有效信息对谣言予以反击，另一方面，反击谣言的形式、手段和方法陈旧单一，效果不好。这样不仅不能有效破解谣言，反而使权威部门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更加助长谣言的势头。
二、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特点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这也造成了信息时代谣言传播的一些新特点。
1 信息时代社会谣言影响范围广泛。在缺乏现代传播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社会谣言一般采取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进行，并且有一个从开始走向饱和，最后走向低潮，直到消失的过程。传播速度较慢，社会影响范围有限，一般局限于某一个地理区域。进入信息时代，多样化的传播手段为社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渠道。在现代通信网络中，借助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多种信息技术载体的综合作用，社会谣言的传播呈现出放射状和复合性的态势。社会谣言可通过现代通信网络向无数人发送，同时无数人可以接受，并且在接收与发送谣言信息过程中，不同的信息载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了信息的叠加与强化，呈现出交叉、共振、互动的传播方式，这使得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传播往往一开始就以一种高强度的传播方式存在，瞬间就达到饱和状态，而且可以跨越时空限制，作用的物理空间广阔，受众数量庞大。因而，信息时代的社会谣言的影响范围是巨大的，造成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是惊人的。
2 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蛊惑性巨大。在社会谣言采取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时代，人们对谣言信息的获取仅仅是通过传谣者的口头形容和文字表达，有限的信息量和有限的展示方式，决定了人们往往要靠想象和推测来完成对谣言的笃信。而进人信息时代，海量信息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成为谣言传播的巨大推动力。首先，海量信息为社会谣言提供了巨大的信息资源。社会谣言的传播者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迅速组织大量相关信息来来充实和佐证谣言，增加其可信性。其次，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让谣言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使受众难辨真伪，从而增强蛊惑性。比如，在信息时代社会谣言中大量采用的图形和图像技术就大大增强了人们的信任度，因为视觉认知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信息时代社会谣言传播主体的隐蔽性强。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个性化的信息传输空间，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隐蔽的空间。社会谣言制造者可以隐没于信息网络之中，以匿名的形式或虚拟的身份进行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而现代信息网络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信息空间，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发散式的传播，打破了以往单向传输的限制，具有交互性和无限复制性的特点，这使得社会谣言的传播的源头难以查找，传输路径也具有隐形性。因而使得社会谣言传播主体的隐蔽性非常强。
4 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凸现。与传统的社会谣言人际传播相比，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传播更具有无意识性。首先，海量信息的出现，对人们的认知形成了巨大挑战。在人们认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面对海量信息容易出现判断的失误和认识的偏差，在客观上容易导致社会谣言的形成和传播。这种社会谣言的形成和传播没有明显的目的性，具有无意识特征。另外，由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使得信息时代的个体话语权得到空前解放。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信息载体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其中不
乏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我们看到，在当前的社会谣言中有不少是因为谣言制造者自身的非理性心态造成的。尤其在一些青少年社会谣言制造者身上十分突出。比如，游戏心态和娱乐心态，怀有这些心态的社会谣言制造者并没有明确的攻击对象，仅仅是对制造传播社会谣言行为本身感到有趣好玩。但其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十分严重的。2008年5月29日，西安欧亚学院学生贾某侵入陕西省地震局网站，发布了陕西有强烈地震的虚假信息，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恐慌，后贾某获刑一年零六个月。事后在问起动机时，他的回答却是好奇和恶作剧的心理驱使。由此可见，非理性因素是造成社会谣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治理
正是由于信息时代社会谣言广泛影响力和巨大破坏性，因此，必须加强治理，尽量消除其不良影响，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当前，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政府信息能力建设。各级政府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机构，治理社会谣言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目前，政府信息能力的不足是社会谣言治理中的一大瓶颈。必须对此狠下功夫，才能有效遏制社会谣言。一是增强各级政府的信息意识。增强信息敏感性，提高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做到及早发现社会谣言，及时制止社会谣言。二是要增强各级政府信息运用能力。能熟悉掌握使用各类信息工具，灵活获取所需的各类信息，提高对信息的鉴别、加工、处理和应用的能力，以综合的信息分析和科学的信息运用来应对社会谣言。三是要提高各级政府的信息化技术装备水平。在信息硬件建设上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治理社会谣言提供必要技术支持。四是建立健全信息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信息传播规范有序进行，同时，加大对社会谣言制造和传播行为的惩处力度，达到震慑作用。
2 加强公众信息道德的建设。公众信息道德是维系信息秩序的精神力量，治理社会谣言必须借助信息道德的精神力量来规范人们的信息行为。首先，要树立公众的信息责任意识，即每个信息用户必须认识到，我们既是信息的使用者和享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在享有信息社会交往的一切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信息社会对其成员所要求的责任。它体现了信息主体道德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其次，要建立健全公众信息道德规范。进入信息时代，各种新型的信息行为层出不穷，传统的道德规范已不能完全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可能把传统的道德规范直接引人到信息网络中。因此除了发扬有效的传统道德之外，还必须根据信息网络的特点制定一些适合信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规则。日本在10年前提出的教育改革报告中就指出：“为了建设理想的信息化社会，我们必须尽快地确立面向未来的伦理道德，即确立作为基本的社会准则的‘信息道德’，探讨有关信息本质的客观基准和以个人资料为代表的信息保护制度。……‘信息道德’相当于交通道德和汽车的制动装置，正如驾驶员有了交通道德和制动装置才能安全、舒适、快速地行驶那样，确立‘信息道德’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功能的前提。”2006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布了《文明上网自律公约》，要求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和广大网民在以积极的态度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的同时，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标志着我国信息道德建设的迈出了坚实一步。再次，要大力推进全民信息道德教育。一方面，要依托各种媒体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信息道德，让信息道德深入人心，形成遵守信息道德光荣，违反信息道德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要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中大力开展信息道德教育。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其信息道德水准直接决定未来国家的信息秩序好坏。在青少年中大力推行信息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他们的信息道德意识与道德责任感，养成文明的信息行为习惯；提高青少年的信息道德认知，培养信息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培养青少年的自律精神。使青少年的信息行为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演进。
3 建立通畅和谐的社会空间。封闭的社会空间是谣言产生的催化剂。由于社会空间封闭堵塞人们不得不选择“私下小道”的形式表达意见，发表看法。这就为谣言提供了传播的渠道。正所谓“谣言止于公开”。保证社会公众的正当话语权，建立一个和谐通畅的社会空间是治理社会谣言的一剂良方。首先，要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政府部门要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允许媒体公正客观地报道事件真相，对于民众关切的各种问题要及时做出相关信息回应。以保证信息始终在公开渠道传播，以堵塞谣言流传的空间。其次，是要保证民众的正当的表达权，允许人们以合法的方式阐述或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包括一些不同的意见观点)。让人们的表达意愿得到充分尊重，以控制谣言的聚集程度。
通畅的社会空间是建立在和谐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各类社会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社会矛盾也比较突出。这成为滋生社会谣言的“土壤”。要从源头上铲除社会谣言的“土壤”，根本出路是妥善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体制、民众素质、物质基础等一系列的社会基础元素的深刻改进，绝非一蹴而就，就此而言，治理社会谣言，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