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进入北宁路锦州机务段机器房做钳工。由于他钳工技术好，又热心帮助工友，很快便成为工友们的知心朋友。欧阳强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秘密筹建工会组织。1923年3月，欧阳强在沟帮子建立了铁路工会小组。同年8月，京奉铁路总工会沟帮子分会成立，冯昌任工会书记，李加晓为总代表，发展会员达80多人。
1923年下半年，欧阳强在沟帮子铁路机务段建立了北宁路沟帮子站党小组并任组长，党员共7人。在此基础上，1924年，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建立，欧阳强任书记，组织委员为李华灿，宣传委员为林立。这是辽宁省境内最早建立的中共基层组织。后来，该支部党员发展到10人。沟帮子铁路支部的活动范围包括北宁路沟帮子站和营沟路的营口车站，隶属于中共唐山地委。
沟帮子铁路支部成立后，领导工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1927年，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转归满洲省委领导，同年起开始发动多次罢工运动。1930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对沟帮子铁路支部建设予以指示，并派杨一辰等视察指导工作。在刘少奇的关怀下，以沟帮子为中心，北宁铁路关外段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
辽宁最早传播进步思想的报纸——《泰东日报》
《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10月3日，为日俄战争后大连地区第一份中文综合性日报。报纸除了在整个东北地区发行外，还在北平、天津、华北地区设发行站，日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12万份以上。《泰东日报》虽然由日本人控制，但在爱国知识分子傅立鱼担任该报编辑长期间，《泰东日报》呈现明显的进步倾向，虽未能开辟专版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但却能自觉、主动地在各个版面上不时刊发宣传、介绍国外无产阶级革命情况的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尤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时，《泰东日报》于1919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连续13天在第五版转载了由该报编辑鹃魂翻译的美国记者魏廉（一位曾在苏联亲身经历过十月革命并和列宁有过较多接触的记者）撰写的纪实报告《六个月间的李宁》（李宁即列宁），全文约6000多字，热情歌颂了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作出的成绩。这是在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中文报纸上，最早观点鲜明地报道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实性专文。
“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喉舌，大肆宣传“日中共荣共存”、 “王道乐土”等思想，愚弄中国人民。1941年太平洋战争期间，《泰东日报》宣扬“大东亚战争必胜”、“英美必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10月，《泰东日报》停刊。
辽宁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傅立鱼
傅立鱼出生于1882年，1899年考取秀才，1900年于安徽大学肄业，旋以官费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分校。在日本留学期间，傅立鱼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1920年7月1日，傅立鱼创立爱国进步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并担任会长一职。
1921年1月，傅立鱼倡导开设了“星期讲坛”。1924年，共产党人李震瀛来到大连，为青年们慷慨陈词《中国与世界》。1925年年末，共产党员秦茂轩也到大连传播先进思想。大连工人运动领袖傅景阳、共青团大连特别支部书记杨志云、著名艺术家欧阳予倩、著名学者胡适等人，陆续来到大连发表讲演，甚至连汪精卫、林长民都曾登上“星期讲坛”。
1923年7月1日，青年会会刊《新文化》（后来改名为《青年翼》）创刊。这是大连的第一本进步刊物，还曾得到孙中山的亲笔题词。刊物发表了很多进步文章，比如李大钊的《史学概论》《史学与哲学》等。傅立鱼还开设了图书馆，为青年们订阅进步书籍。1928年，傅立鱼遭到逮捕，被驱逐出大连。“九一八”事变后，他还主动募捐支持东北的抗日义勇军。
辽宁最早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星期三会”
1912年，外国传教士在当时奉天城内的大南门里成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1922年，阎宝航、郭纲、高子升、吴竹村、何松亭、巩天民等进步知识分子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内部自发形成了进步学习组织——“星期三会”。他们利用每星期三晚上研究青年会会务的机会，讨论反对封建礼教和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问题。
1923年，青年会的郭纲去广州、上海等地出差返回沈阳时，带回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这些革命书刊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阅，促进了马列主义在沈阳的传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为当时在沈阳传播马列主义的秘密据点。
1924年，高子升、苏子元、郭纲、吴竹村、巩天民、何松亭等人又在“星期三会”的基础上组成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他们深入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与出路。
1925年1月，中共北京区委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到沈阳开展建党工作。任国桢经常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阅读报刊，借此机会广泛接触和联络进步青年。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苏子元等一批进步青年成为沈阳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5年6月，由任国桢等发起和组织，奉天省学联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共同举办“暑期学校”，为中共沈阳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辽宁最早的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
1923年12月2日，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工人傅景阳等人，受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影响，发起成立了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为了使工会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傅景阳在报日本殖民当局批准时，特意在“工会”二字中间加了个“学”字，以示是个工人学习组织。工学会下设夜校、讲演、救济等7个部，会长为傅景阳，副会长为于景龙，总干事为唐继先，顾问为傅立鱼和金子雪斋（日本人）。
翌年，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邓中夏、李震瀛的帮助和指导下，于12月2日召开的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将“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易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从此，大连中华工学会成为全市性的工人团体，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大连中华工学会以夜校为阵地，向工人讲解时事和革命道理，宣传新思想，以促进工人团结，提高民族自信心。大连中华工学会曾召开“中日工人恳亲会”，联合日本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1926年4月，大连中华工学会参与组织与领导了震动全国的“四二七”福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对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1927年8月2日，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后，大连中华工学会被查封，其领导人傅景阳被驱逐。
辽宁最著名的一次大罢工——“四二七”福纺大罢工
1926年4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金票（日币）涨价，1元金票换1.2元小洋（奉票）。25日，大连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福纺”）厂方开饷用小洋，又按金票扣饭费，致使4月份的饭费上涨，发饷的工头又从中克扣，赤裸裸的盘剥激起了中国工人的强烈愤慨。针对工厂的情况，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决定将大部分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与反虐待、争取工人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有计划地组织罢工。
4月27日上午8时，工人代表侯立鉴等3人向日方厂主角野久造正式提出工人们的6项要求，被断然拒绝。上午10时30分，侯立鉴下令关掉全厂总闸门，拉响汽笛。工人们随着汽笛声浩浩荡荡地涌出大门，党领导的“四二七”大罢工爆发了。
4月30日 ，大连各报纸竞相报道了福纺工潮的消息。5月1日，大连中华工学会发表《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人泣告各界同胞书》，揭露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工人运动的行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先后派张炽、邓鹤皋、尹才一等人到大连领导罢工斗争。同时，罢工还得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援。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地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纷纷发表宣言，声援福纺工人大罢工。
连续3个多月的罢工，给日本殖民当局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抵制日货后，日本殖民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8月4日，罢工工人召开了复工大会。8月5日，工人们开始上班，持续整整100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日本殖民统治地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反压迫、反剥削的群众斗争。这次罢工，带有强烈的反帝性质，在关东大地上掀起了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怒潮，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