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是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也是新闻媒介充分介入的时代。媒介不仅见证和记录，还隐秘而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些运动的构建和消解。本文试图从当时的《纽约时报》对新左派学生运动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入手，探究新闻报道在“学民社”走向激进化和衰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纽约时报》，“学民社”，激进化，衰落
[中图分拳号]K7 [交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6—0068—05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学民社”)是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它成立于1960年，早期谋求在现行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学民社”等左派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学民社”成为反战运动中的核心组织，引起了媒体和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组织日益壮大，新成员大量涌人。随着组织内部结构和策略的变化，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学民社”在60年代后期发展到高潮，此后却因诸多原因逐渐衰落。
新左派运动研究者认为，“学民社”的最终解体有其内部原因，也有外界影响。本文将从当时美国新闻媒体(主要以《纽约时报》上1965--1970年有关报道为分析材料)对“学民社”的报道模式和报道内容出发，考察媒体在“学民社”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从1965年底到1970年期间，美国主流媒体对“学民社”的关注一直不断，媒体所塑造的形象对“学民社”组织发展壮大起了一定作用，但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少。
1965年4月17日，“学民社”在华盛顿组织、发动并领导了美国历史上当时最大的一次学生示威游行活动，逐渐引起人们关注，也开始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对象。这个本身关注多种问题的组织在媒体的宣传下，成为单一性质的反战核心组织。
华盛顿示威游行活动上了当天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新闻，并且，还配有图片、大字标题、主题段落等相关内容。其他主流媒体和有线电视网也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他们基本上把“学民社”定位为当时美国社会上最重要的反战政治力量。能够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新闻的事件对大众舆论的影响力最大。许多为单一的反战运动而斗争的新成员纷纷涌向“学民社”全国办公室和地方分部办公室。“学民社”成员人数和支部数量在游行后的几周之内急剧增加。1963年10月，“学民社”拥有19个支部和610名会员。到1965年6月。该组织增加到80个支部，人数超过2000人；1965年底则拥有124个支部、4300名会员。随着新成员大量涌入，“学民社”原有局面被打破，它本身所具有的对多种问题关注的性质以及组织结构也因之发生了变化。
当大量新成员蜂拥而至时，“学民社”领导曾试图向他们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反战组织，但媒体报道中的“学民社”却被描绘成了这样的形象。于是，“学民社”面临自己新的政治身份的挑战。暴露在媒体面前的“学民社”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身份，而组织内部对于该以何种新的政治身份出现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难以向新成员明确界定组织的性质。很显然，媒体关于“学民社”是一个核心的反战组织的报道，使组织陷入到一个令其自身也感到困窘的境地。 示威游行以后，“学民社”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但没有形成任何反战议程，领导层不愿意把组织变成一个单一问题的组织。因此，虽然反战活动在全国展开，且呈激进、多元趋势，但“学民社”没有形成一个统领全国反战运动的组织。相反，对于几次大型的反战示威游行都表现出极为勉强的参与意识。但在1965年10月份“国际抗议日”期间，媒体却将这个对自身发展方向都充满困惑的组织推到了反战抗议运动的中心舞台，“学民社”行动和政治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使得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学民社”领导层与普通成员之间出现了代际和地理上的隔阂，全国总部和地方分部也出现了裂痕，加剧了组织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组织的危机。 譬如，针对媒体和保守派指责“学民社”一个“逃避兵役”的建议是不爱国的反美国行为，“学民社”时任秘书长的保罗·布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起草了一份声明，并筹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声明中提出了“建设，不是摧毁”的策略。但这份过于温和的声明遭到来自各地代表和成员的攻击，有人甚至提出了相反的标语“不建设，摧毁一切!”而且，从程序上说，布斯代表“学民社”制定的这个计划，没有经过组织集体讨论，是布斯的个人行为，结果引起很多成员的极大不满，造成组织领导人与基层成员的隔阂。
而媒体对组织公众人物的打造，也对运动及其策略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加剧了组织领导层和基层成员，全国总部和地方分部的隔阂，还因为个体的激进形象代表了组织的激进形象，加速了组织的激进化。 报道中关注得更多的是个体，而非整个组织。组织为了宣传需要，也需要有发言人。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打造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一般都会考虑那些能够带来戏剧性效果的人，那些能言善辩、言辞激烈、具有好战和暴力倾向的人。而组织领导人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首先要通过激进、反常的言行和夸张的手段；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又不得不通过更加激进、更加背离常规的方式继续吸引媒体关注。
所以，报道过分强调公众人物个体形象的塑造，很容易造成对具体事实和具体情景的失真报道；还容易导致作为公众人物的组织领导人和基层组织成员之间的隔阂，也容易导致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其他领导人的嫉妒，更容易成为某些领导人追逐个人名利、实现个人政治目标和政治野心，不顾组织利益，随意发表哗众取宠言论的途径。
逐渐地，作为个体的公众人物的激进形象代表了整个组织的形象，成为受众心目中关于该组织形象最直接、最可感知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人物形象越来越激进，关于组织的激进形象也应运而生。
另外，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也同样影响了组织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刺激、更新奇、更暴力的事件是媒体的特点。《纽约时报》等主流媒对运动中夸张辞令和好战情绪的偏好，对冲突和暴力事件的着力渲染，也促使“学民社”及激进分子日益走向激进。
1967年5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左派从抗议转向暴力情绪”的文章。文章中用得最多的就是那些夸张的、极端主义的辞令，如组织领导人卡尔弗特的话：“……格瓦拉确实活在我们心中”等，“学民社”其他成员的话，如“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号召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直接行动高于意识形态”之类的话。全文充斥着诸如激进主义、直接行动与暴力之类的字眼，作者对于这些充满激进思想的引文都没有提供具体的说话语境和情境。
研究新左派运动的学者理查德·弗莱克斯曾说，新闻报道中所用的浮华、憎恨、挑战和愤怒的语调，使那些至少可以保持中立的人疏远了；它设置了容许事件被扭曲的基调，为警察的干预创造了条件；为运动打下了错误的政治基础，为人们加入该组织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使组织招募到了错误的人员。
此外，媒体出于常规惯例，对轰动性事件和违背常规的新奇现象特别关注。媒体热衷于报道运动中的冲突与对抗：激进派与右派的冲突，激进派与警方的对峙，反战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等都被放大处理。将暴力冲突与政治活动连在一起，对抗议组织非常不利，不仅影响了组织通过媒体传达政治观点，表达政治见解，还在读者和观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容易失去大众对政治活动的支持，甚至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而且，媒体这种追新求奇的特点，往往激发抗议者通过夸张方式走向极端，以便获得报道机会。运动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获得媒体关注，扩大影响，也不得不依靠反常和破坏行为来吸引新闻报道。艾迪·戈登堡在一项接近报界渠道的研究中指出：“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一个组织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的主流标准偏离越远，他们就越有可能接近新闻界。”
纵观《纽约时报》的报道，可以发现，它对于运动的报道，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参加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反战活动中的措辞也一次比一次夸张；活动中的好战倾向和暴力冲突也一次比一次剧烈。在1965年，一条纠察线就有可能成为新闻，但到1968年，催泪瓦斯和流血不止的头部才可以成为标题新闻。如果上一次示威游行的人数达到了10万，那么下一次要达到20万才会成为新闻事件。那些最残暴、最不和谐、最“精彩”的象征物，最有可能获得媒体报道——“越共”旗帜，焚烧征兵卡，焚烧国旗，烧毁预备役军官训练的建筑物。
“学民社”渐渐处于这种激进化形象的包围中。某种程度上说，有组织自身的因素，即组织内部确实出现了好战和暴力倾向，但当这种暴力的幽灵还没有成为组织内部的主导情绪时，媒体所塑造的这一形象却已广为人知了。“学生造反者”、“极端激进分子”、“革命先锋队”、“城市游击战”、“街头对垒”等夸张和浮华的辞令频频出现在报道中；越来越脱离美国主流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嬉皮士形象和越来越离谱的反叛者言行频繁见诸报端。这些激进的、极端的、反常的言行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引发了右翼势力和政府权威部门的压制和警察的镇压，反过来又点燃了运动参与者的愤怒情感和偏执情绪。
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示威游行者与芝加哥警察发生直接对抗与暴力冲突。事件发生前，媒体的报道起了关键作用。会议召开前，《纽约时报》特别强调对运动组织者浮华、好战言论的报道，强化了他们将在芝加哥迫使民主党代表直面越战问题、并将采取激进行动的形象。对于芝加哥市长戴利和联邦官员的报道则强调，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尽职尽责地保卫芝加哥市的安全和稳定，报道了他们切切实实地将芝加哥变成了一座武装营地的消息。通过对两个对立形象的刻画，媒体预设了一个双方冲突的情景。
这一预设的情景变成了事实：在芝加哥街头，运动参与者与警察发生了直接冲突。在摄像机前，示威游行者高声齐呼“整个世界在观看!”而此时，警棍挥舞，鲜血直流，照相机摔在地上，“意象”变成了现实；而现实又以更为夸大的形象展现出来。
在这种歇斯底里中，1969年6月，“学民社”作为一个组织土崩瓦解。在导致运动失败的众多原因中，媒体报道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忽视。一方面，许多学生因为“学民社”看上去充满暴力，缺乏理性而远离了这个组织；另一方面，许多“学民社”领导人也接受了媒体所塑造的被夸大的形象，把自己视为一股严肃的革命力量。“气象员组织”就是这样诞生的。
从“学民社”分裂出来的极端激进派“气象员组织”是夸大其词的形象塑造的产物；其成员把媒体所描绘的形象内化为自己真实的形象。他们打算使正常的会议中断；使自己成为国家神话中现存秩序反对反叛力量中邪恶的一方。当气象员组织成员在芝加哥街头横冲直撞，在1969年“愤怒日”活动期间面对摄影镜头砸毁汽车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扮演由尼克松反对革命的力量所设置的魔鬼的角色。媒体妖魔化了的“学民社”在“气象员组织”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二
除此之外，媒体还将反战行动主义者与嬉皮士混为一谈，对反战激进派和温和派区别对待，将“学民社”的反战活动与共产党组织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这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报道模式，对于“学民社”日益诉诸极端而暴力的手段，最终成为政府打击和民众厌恶的对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斯摩尔说，尽管新闻记者大多是自由派或温和的民主党人士，但电视、新闻报纸的老板一般都倾向保守主义，当出现社会不稳定或混乱局面时更是如此。在大多数报纸和电视新闻中，中产阶级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两位反战抗议者说：“媒体设定了何为可接受的抗议行为，而这些限制常常反映了社会准则。” 仔细审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对“学民社”的报道，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反战运动中那些背离常规的言行特别关注，如《纽约时报》常常将关注焦点放在那些与美国社会传统形象不同的人身上，对那些“不修边幅、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牛仔裤的持不同政见者”(《纽约时报》1965年4月17日)很感兴趣；那些“喃喃自语”、“蜷缩在睡袋里”、“胡子拉碴”，一幅凌乱不堪的人居然批评美国的越南战争政策是一种错误，指出导致这场战争的美国政治体制必须彻底根除(《纽约时报》1965年6月13日)。这样的一群人，对于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美国体制的普通民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新闻记者在塑造这些形象时，也像中产阶级普通民众一样，被反战先锋队中出现的文化和政治革命者的激进和背离常规的活动所困扰。这些青年人是“违背了成人传统”的反叛分子，而这些传统对自由派新闻记者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尤其在媒体后期的报道中，非法的反战运动与合法的反战运动被区分开来，两者形象的突出对比更加凸显出非法反战运动的妖魔形象，
当战争的合法性受到置疑，人们对于战争的支持率下降的时候，合法的反战活动受到了推崇。此时，媒体树立了令人尊敬的反战温和派形象，以取代激进的、暴力对抗的、危险的左派形象。媒体塑造的反战形象是那些为了“尤金·麦卡锡装扮你自己”的谦谦君子和温文尔雅之士，取代那些不修边幅、衣衫褴褛、焚烧征兵卡、扛着越共旗帜的嬉皮士和激进左派(《纽约时报》1967—1968年)。这种对比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而媒体在表现“学民社”激进与暴力的同时，还将反战运动与反美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不仅加深了普通民众的反感，也使权力部门的压制措施更为严厉。
1965年10月15—16日，“学民社”参加了由
“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合作委员会”(NCCEWVN)倡导的“国际抗议日”系列示威游行活动。此间媒体的报道不仅更多地强调示威游行活动中发生的暴力冲突；还打破新闻惯例，更多地依赖政府官员和权威人士的声明和言论，很少引用新左派和反战人士的呼声；更重要的是，媒体还致力于挖掘“学民社”与共产主义者的关系，构建了一个关于“学民社”一逃避兵役一共产主义颠覆活动之间存在联系的报道框架。
这次活动中确实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参与了组织领导工作。在纽约和伯克利发生了某些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导致了暴力冲突。但据斯摩尔研究，在此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中，遵纪守法的示威游行者和右翼组织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都是由右翼组织首先挑起的。然而，因为有了共产主义者的参与，长期以来受到冷战思维浸染的美国民众虽然越来越怀疑政府在越南政策上的正确性，还是更容易接受右翼极端分子的立场，将其看作是一场受到共产主义者操纵的运动。媒体的报道则强化了这种认识。
10月17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司法部长卡曾巴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标题是：“美国调查反征兵组织：卡曾巴赫说共产党参与了青年运动。”这个标题非常清楚地界定了一个问题：共产党的渗透活动。报道中提到，卡曾巴赫指出司法部对隐藏在反征兵运动背后的组织进行调查，而当问到“学民社”时，他指出这只是司法部正在调查的组织中的其中一个。在这篇报道中，逃避兵役和共产主义成了主要内容。事实上，卡曾巴赫本人在指控“学民社”叛国问题上也犹豫不决。
《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并且将其作为概括全篇的标题，无疑是对这种提法的肯定和默认。这种选择表明了时报的立场。这个框架一直贯穿于关于“国际抗议日”的所有报道中。10月19日《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的标题是：“约翰逊公开谴责反征兵抗议活动——敦促展开调查。他担心敌人会怀疑美国的决心而进行更加激烈的斗争，从而延长战争。国会也持批评态度。曼斯菲尔德声称，示威游行者不负责任，破坏了实现越南和平的努力。”这份来自华盛顿的电讯，引用的主要是约翰逊和国会参议员的言论，他们都将反战和反征兵活动与共产主义国家、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但是，报纸没有引用任何来自左派的声明和陈述。
处于失语状态下的“学民社”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媒体塑造的形象。媒体具有选择性的夸大其词和过度渲染引起了民众的反感，激发了警察的过度反应、引发了政府行政部门对运动的压制。而民众的疏远、权力部门的打压反过来刺激了运动参与者的愤怒和偏执情绪，使运动变得更加激进。在恶性循环中，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愤怒和偏执强化了媒体最初设置的报道框架，也使民众和政府权力部门的反应更为剧烈。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催生了这个时代重要的政治矛盾体的诞生：到60年代后期，当反战运动在规模和人数上日益扩大的时候，当民意测验显示反战人数稳步上升的时候罔㈣，普通民众失去了对学生反战运动的宽容和耐心。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激进派的情感的话，那就是“够了!”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82％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阻止学生示威游行；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52％的美国公众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即使是和平、有序、合法的活动。
美国政府各级权力机构也加大了对“学民社”的打击力度。尼克松上任伊始便毫不犹豫地实践其竞选承诺一维护法律与秩序——利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各地司法部门打击“学民社”的各种活动，如进行了著名的“芝加哥八人”审判案；各州、各地城市的司法、安全、情报部门都发动起来，对学生运动进行压制和镇压；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紧随其后，提出和通过多项压制学生的议案，在美国立法史上，还从未调动过如此巨大的人力，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来控制或清除一种想象中的社会邪恶势力；学校在压制过程中也毫不示弱，极尽其能事压制学生，上层行政官员、教授、教职员工、保守派学生都对学生运动持反对和抵制态度，学校当局则动不动求助于外界的武力，如警察和国民警卫队。 结果，“学民社”被彻底孤立了，远离了群众，远离了基层，远离了最初的设想，日益走向激进，走向分裂，走向宗派主义，走向被镇压的命运。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