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分析北京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以图书馆、公共艺术博物馆和公共艺术区为例，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提升北京公共文化空间软实力的对策：其一是以社区文化空间建设为基础夯实层级文化空间体系；其二是着力提升北京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其三是平衡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引导公共艺术区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关键词：北京；公共文化空间；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8-04（7）
从广义上说，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形式，主要指具有文化特征的公共空间，即凡是能够为市民所平等享用、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场所，都属于公共文化空间的范畴。具体而言，它既包括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设施和文化艺术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区、文化馆、科技馆等，也包括对一般公共空间的文化建构，如公共艺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介入、节庆活动中的文化仪式性空间等。从狭义上说，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指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设施和文化艺术场所。本文讨论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是在狭义上使用的。
公共文化空间既是塑造城市形象，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底蕴和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标尺，也是城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反映。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北京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十一五”规划期间，北京不断加大文化服务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在全国率先建成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网络，多项文化设施和运营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一些公共文化空间如博物馆，在总数量和硬件设施上已经能够与世界先进文化城市相媲美。
然而，衡量一个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显然不仅体现在文化设施的数量和硬件方面，更体现在文化空间的综合品质与利用率方面，包括文化服务能力、文化品牌影响力、文化竞争力、公众参与度、空间人性化等方面，恰恰是在这些软实力方面，北京应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先进文化城市的差距。因此，基于我们和其他学者所做的相关调研，并与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进行比较，本文以图书馆、公共艺术博物馆和公共艺术区为例，阐述提升北京公共文化空间软实力的相关对策。
1 以社区文化空间建设为基础夯实层级文化空间体系
一般而言，理想的文化空间结构是金字塔形结构，即市级文化空间位于金字塔的顶部，区级与街道层次的文化空间则位于中层和低层，沿着塔顶向下分布，塔底则由社区与邻里文化空间支撑，他们是城市文化空间的基础单元。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斯（Graeme Evans）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对城市文化资源进行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文化资源的空间层级系统，这个层级系统即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图1）。
目前北京在全国率先建成的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网络，便是一个近似金字塔形结构的公共文化资源空间层级体系。其中，市级和区县级公共文化设施可以将北京市最重要的文化设施加以整合利用，形成市级文化设施聚集区和区级文化设施中心，满足市民对高层次文化娱乐的需求，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街道（乡镇）和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则应该与居民人口规模相适应，有合理的服务半径，注重满足市民的日常文化需求。这种层级化的文化空间发展结构，综合考虑了环境、人口、资源、居民需求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保证了全市、区以及社区级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均衡性，正如黄鹤所说：“能够对于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做出回应，既为当地居民提供相应的文化设施和相关设施，同时也能够立足于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在协作的基础上从城市、区域范围来建立系统化的文化资源格局，增强整体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1]
对比世界一些先进文化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北京的文化空间层级呈现顶层文化旗舰项目国际影响力不足、底层以公共图书馆为核心的社区文化空间服务能力低、市民认同度和参与度低的问题。对于一个城市而言，那些标志性大型文化空间项目并不能全面而真实地体现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推动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力量来源于广泛的社会基层，尤其是社区和邻里层面的文化空间建设，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石，为社区居民的社会文化交往提供了基础平台，有利于增进社区成员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切实提高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
北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与文化之都，公共图书馆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指标。据北京市文化局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截止2012年底，北京地区现有市、区县级公共图书馆24座（含国家图书馆），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乡镇文化站和社区行政村文化室全都建有图书室或书屋，基本建成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但是，按人均情况统计，2012年北京市人均拥有藏书1.01册，人均购书经费2.69元，与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这其中，作为公共图书馆纵向延伸的社区图书馆，在北京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中更是“短板”。据2011年统计，北京有1238个城市社区图书室，城区的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到90%。但是，据我们对海淀区一些社区图书馆的相关调查与访谈，就其硬件设施、服务能力、利用率、居民对社区图书馆的认同感等方面而言，普遍不太理想，甚至能够正常发挥基本功能的社区图书馆都很少。在社区图书馆的设施建设、运行机制、服务能力、市民参与度和认同感方面，应该说北京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在美国，各级公共图书馆不仅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而且也是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据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2008年统计，92%的美国人把社区公共图书馆看作重要的教育资源，年借阅量高达20多亿件。美国社区图书馆因为有国家图书馆设计准则的约束，硬件环境与功能较好。社区图书馆为不同年龄层的居民提供不同的图书借阅和音像借阅服务。同时，社区图书馆还开展家庭作业帮助、“阅读是根本”（Reading is Fundamental）等适合中小学生的活动。美国人常将社区图书馆和麦当劳相比，不仅分布广，而且都有很好的位置。以纽约布鲁克林区为例，它有58个分馆（相当于社区图书馆），还有中央图书馆、商务图书馆、数字馆、一个儿童流动图书馆和三个普通流动图书馆。据2010年统计，布鲁克林区各类图书馆全年流通量高达19542812人次。[2]与此相对照，北京全市24个市属图书馆2013年全年总流通人次为1033万人次。[3]
因此，基于国外一些发达城市的经验，结合北京实际，就如何加强北京基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从城市文化规划方面提出以下两项对策：
第一，依托社区，以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和方便市民实际需求为标准，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公共文化空间服务范围和市民参与性的重要因素。总体上看，北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在全国城市中处于领先水平，中心城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分布相对密集，郊区及城区边缘的公共文化设施分布相对分散，尤其是城市边缘在承接中心区居住、产业功能拓展之后，公共文化与服务设施仍显滞后，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呈现出相对不均衡性。例如，王德利对北京市文体设施空间差异特征的调查表明，北京市文体设施呈现出中部城区高于周围区县的格局，其中海淀区和朝阳区公共图书馆个数及藏书量最高。[4]我们调查北京市民在使用公共文化设施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时，市民认为离家太远，交通不方便的占比较高（图2），这间接印证了公共文化设施在空间布局上存在的问题。
一般而言，对于社区层次的公共文化设施，其布局方式与市区层次的公共文化设施有所不同，即适宜采取星状的布局模式，以服务地域、范围、人口数量为标准建设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服务半径要适宜，即以自行车出行5～8分钟、步行 15～20 分钟为文化半径来兴建，以方便市民就近使用。同时，图书馆的建设要打破区划，在总、分馆服务半径的社区内，不需要再建社区一级图书馆。2013年2月，北京市朝阳区在开展文化资源普查和文化需求与满意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北京市第一个专项的文化设施空间规划——《朝阳区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该空间规划不仅构建了四级文化服务网络，而且明确“15分钟”服务半径的原则，即1000米范围内要有一座文化活动场馆，形成“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以便居民使用文化设施。朝阳区的这一作法值得推广。
第二，以社区图书馆建设为着力点，采取有效途径，明确社区文化空间建设与服务标准，解决社区图书馆市民认同度和参与度低的问题。
在我国，社区一般指的是街道、居民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域范围，因而加强社区图书馆建设主要是指加强街道及城乡居民区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这一层级的图书馆一般对应于小型图书馆的建设标准。如前所述，近几年北京城区的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虽然很高，但是社区图书馆规模和标准实际上各不相同，发展也参差不齐。一些具备独立馆室，由专职人员管理的社区图书馆运行相对较好，但与活动室或会议室合用的非独立图书室，则实际发挥的作用很小。大多数社区图书馆馆藏图书量有限，更新频率较慢，无法满足不同年龄层居民的阅读需求；而且许多社区图书馆功能单一，人员不到位，业务水平有限，不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仅仅停留在单纯阅读和借还图书的基础功能层面。除此之外，市民对社区图书馆认知度不高，更是制约社区图书馆发展的重要瓶颈。例如，2007年时拥有30万居民的天通苑社区由物业公司筹建了三家社区图书馆，藏书近万册，但是自建馆以来，图书馆始终冷冷清清，2011年统计成立四年来读者仅百人。
实际上，在许多国家的图书馆网络建设中，并没有独立于公共图书馆系统之外的社区图书馆系统，而是采取总馆/分馆制。北京的社区图书馆建设应当充分借鉴总馆/分馆制在资源共享方面的优势。例如，美国图书馆的类型有总馆、分馆、图书站、借阅处、汽车图书馆等。在新建的社区，首先设立汽车图书馆的服务点，随着社区人口增加，逐步建立由小到大的固定借阅处、图书站、分馆。总馆和分馆是“一元化”的垂直管理系统，藏书、人员由总馆统一调配，总馆与分馆、分馆与分馆之间的借还书刊采取“通借通还”形式。[5]
可见，与国外发达城市相比，北京公共图书馆体系中，社区图书馆所应发挥的社区文化纽带与公共教育作用基本没有体现出来。政府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在资金筹措、服务对象、管理运行、主题活动及设计特色等方面，借鉴西方一些先进城市的成熟作法和成功模式，尤其是探索如何让社区图书馆成为社区真正的文化中心与居民交流平台，以此倡导喜爱阅读、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比单纯提高社区图书馆数量与硬件更为重要，也更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2 着力提升北京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
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发挥文化中心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北京将于2020年建成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在文化上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有许多指标。例如，文化资源和文化输出的辐射力、国际文化领军企业的数量、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力等，这其中，以顶级艺术博物馆为主体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关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指标。
当今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高品质的文化空间都有一定量的积累与规模。在丰富的城市文化空间序列中，博物馆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导性的顶级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文化财富的标志，是本地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从不同层面彰显国家和城市魅力，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重要的竞争力因素。例如，若论收藏古典艺术的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三大顶级；若论收藏现代艺术的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蓬皮杜博物馆和伦敦泰特美术馆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现当代美术博物馆。这些顶级艺术博物馆，用瑞士学者布鲁诺·弗雷（Bruno S. Frey）提出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可称之为“超级明星博物馆”（Superstar Museum）。弗雷认为，超级明星博物馆有五方面特征，即它是到该城市的观光客“必须去”的地方，能够吸引全球的旅行者；它拥有数量巨大的参观者；它必须拥有世界著名的画家及其名作，有能力提供世界一流的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它必须拥有一座使得其本身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品的建筑；它在两个方面被商业化：其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博物馆的书店与餐厅的盈利，同时这些博物馆也会给本区域经济带来决定性的影响。[6]可见，超级明星博物馆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艺术殿堂，是当之无愧的“博物馆之王”。
与纽约、伦敦和巴黎相比，在北京对外开放的151座博物馆中，称得上拥有显著文化影响力并成为主要旅游目的地的超级明星博物馆，无疑是故宫博物院（图3）。荟萃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精品、一级文物占全国文物系统馆藏一级品六分之一的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紫禁城及皇家收藏与器用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它是到北京旅游的观光客必去的地方，年接待观众量达1400万人次以上。尤其是巍峨的故宫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杰作，它自身便可视为一个伟大的建筑艺术博物馆。
然而，若按弗雷所界定的超级明星博物馆的特征来看，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尚存一些争议。例如，与国外超级明星博物馆相比，故宫收藏与陈列展品所占空间较小。而且，故宫作为博物馆的世界知名度小于其作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杰作的知名度，故宫的重要藏品和镇馆之宝，无论国外参观者还是国内参观者都知之不多。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无奈地表示，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故宫不是博物馆”，即便买票进来参观，还有疑问“这里是博物馆吗？”[7]单霁翔的感叹表明，在普通游客心目中，去故宫主要是参观皇家宫殿建筑，而非奔着故宫的藏品去，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将故宫作为博物馆来参观的认同度并不高。
不论故宫是否是典型的艺术博物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北京要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在顶级艺术博物馆方面，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故宫博物院的一枝独秀。有学者提出：“当前故宫博物院为走向世界级博物馆面临着解决超载，同时不断做出提升的两大难题。为了及时解决这两大难题北京需要立志开发多个超级明星博物馆。”[8]
无论是伦敦、巴黎还是纽约，除了世界公认的超级明星博物馆，即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外，这些城市还有其他多个具有显著世界影响力的顶级博物馆。例如，伦敦的泰特现代博物馆和英国国家美术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奥赛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跻身世界顶尖艺术博物馆的行列。北京除故宫博物院外，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博物馆，面积近20万平方米，为目前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已发展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旗舰。然而，不能回避的事实是，目前国家博物馆在藏品数量、珍稀程度以及品牌影响力等“软件”方面，与世界公认的超级明星博物馆还尚有距离。可见，北京与世界文化先进城市相比，不仅缺乏作为“真正的全球博物馆”的超级明星博物馆，尤其是至今没有像伦敦、巴黎、纽约的博物馆一样建立起本土的现代美术序列，没有一个收藏现代艺术的顶尖艺术博物馆。
伦敦、巴黎和纽约公共艺术博物馆建设与展示其文化软实力的经验，无疑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北京艺术博物馆事业带来启示。其中，有两个经验特别值得北京借鉴：
第一个经验就是重视提升策展者的设计与专业水平，拥有一定数量有品牌价值和创意的展览策划。现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康柏堂（Thomas P. Campbell）认为：“世界级博物馆有几大指标：一是建筑，二是藏品，三是观众，四是策展人和学术研究人员。藏品可以通过收集，观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吸引，但核心是策展人及学术研究人员。要具备一批专业人员，才能策划非常有学术意义且被大众高度接受的精彩展览，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一个博物馆的世界地位。”[9]大都会博物馆的成功，有赖于其收藏的300万件跨越5000年的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但也与其着力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交流，通过17个学术策展部门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策展活动有很大关系。同样，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成功运作与高知名度，也与其创意十足的策展体系密不可分。可见，提升艺术博物馆的世界知名度，藏品本身不再是成功的唯一要素，策展成为一项重要的艺术推广工程，它是博物馆文化能量的强有力的表现。
第二个经验是如何以艺术博物馆为文化辐射源，使博物馆不再是锁在自己编织的时光经纬里的静态文化空间，而要走下“神殿”，以城市文化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在文化展示、社会教育、旅游观光和公共建筑艺术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体现其多重文化价值功能。美国博物馆界广泛奉行一个原则，即如果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就是它的灵魂，因为只有通过有吸引力的展览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才能把藏品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播给大众，使藏品活化，真正发挥藏品的价值。根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相关统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每年要举办160多场文化专题类讲座和100多场音乐会，每年由该馆的公共教育部所组织的相关活动超过 2.1 万起。而且，活动的形式也十分丰富，如公共讲座、研讨会、电影首映式、博物馆之夜、时装发布会、公共音乐会、家庭项目、少年儿童网上互动项目、专业研究者项目、残疾人观众活动等。此外，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教育策略，尤其注重与学校、社区合作，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提供与之相应的美术教育课程，并提供博物馆作为体验场所与学习空间（图4）。美国艺术博物馆通过各种手段将其营造成普及艺术教育课堂的理念，非常值得北京借鉴。目前北京的艺术博物馆在发挥其公共文化生活中的艺术教育功能与知识传播功能方面，尤其是如何与学校、社区携手拓展教育内涵、学校教学与博物馆实物有机结合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3 平衡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引导公共艺术区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魏鹏举认为：“艺术集聚区是指文化艺术的相关从业者以及相关行业机构，在某个特定的区域，自发或组织形成规模性丛集，并被认为或认定为具有专业化的地理识别度的地域空间。”[10]这一界定强调作为一种文化地理现象的艺术区。本文所指的艺术区，主要是指一种在艺术家群落基础上生长发育的公共艺术区，它有集中的文化配套设施、有机的艺术市场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它不仅为艺术家提供创作工作室和展示展览的空间与交流场地，也是将艺术家们的创作推向大众的一扇窗口，同时，它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艺术体验场所，并具有公共艺术的熏陶和教育功能。
对于世界文化大都市而言，艺术区的存在能够孕育艺术大师，丰富城市文化景象，彰显城市文化魅力，体现城市文化软实力，这就好比北京的798、纽约的苏荷（SOHO）、巴黎的左岸之于所在城市的艺术名片和文化地标意义一样。
北京798艺术区所在的工厂区域，是1952年由前苏联援建、由前东德德绍一家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德绍设计院采用了典型的包豪斯风格设计电子工业区的厂房，造型简洁朴实，线型灵活多样，尤其是其中的六七处厂房采用锯齿形现浇筒壳结构，梁柱为弧形Y状结构，北侧屋顶为横向天窗，整体造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感（图5）。在当代国际范围内如此规模的包豪斯建筑群并不多见，非常珍贵。正是这一独特的工业建筑遗产与现代艺术的奇妙交错，成为吸引艺术家们来到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
艺术区是文化空间而不是单纯的产业基地，它与其他空间形态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与城市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对于文化空间的营造而言，最难的是文化内涵、艺术氛围这些无形的文化财富，无法如物理空间一样短期内通过设计规划而打造出来。因此，城市政府在规划建设艺术区时，从空间区位选择来看，应尽量避免采取新建开发区的“飞地”模式，而应在承载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街区、有独特地区识别性的建筑遗产（包括见证城市工业发展的产业遗产）中进行培育，尽可能沿袭其原有空间特征，保留其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经过赋予其新功能的规划设计与合理开发，使其转化为文化资本，从而突显建筑遗产新的文化价值效应。像798这样将老工业产业遗产孵化成艺术区的模式，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文化导向的旧城更新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实践。
从当前北京艺术区的发育生态与中外城市艺术区的兴衰变迁中可以发现，如何平衡文化生态与商业繁荣的关系，是已成为品牌的艺术区能否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关键。从纽约苏荷艺术区的模式开始，中外城市品牌艺术区的发展轨迹似乎难逃这样的宿命：城市中心历史文化风貌区或工业化转型导致的空置与废弃的厂房区域——艺术家群落自发聚集——画廊和商业机构进入——影响力与知名度不断提升——房租高涨与环境嘈杂——艺术家群体性逃离与艺术区业态失衡——艺术区定位变化，或变身为时尚商业区或文化旅游区，或作为艺术区逐渐被边缘化直至湮没无闻。虽然艺术区发展的上述宿命，也许是由艺术区生命周期不可抗拒的演进规律所决定，但毕竟那些自然生成并俨然成为表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地标性艺术区，是必然与偶然因素奇妙结合的产物，其成功难以复制，若仅仅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并最终沦为商业附庸，不啻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巨大损失。
以798艺术区为例，它将踏上“开始是艺术，结束是商业”的发展之路吗？实际上，2006年以来，798艺术区在文化艺术业态的分布上就出现了艺术与商业、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商业化、旅游景点化倾向一直在增强。随着到园区来参观、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园区内的非艺术类餐饮和商铺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导致艺术区商业化倾向更为严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和旅游功能的开发，必将破坏艺术区所特有的文化艺术生态，影响艺术区的定位与评价。刘明亮在2009年对798艺术区198家机构和个人所作的调查表明，有55%的人认为798艺术区的现状实际上是一个旅游区，而非艺术区。[11]
显然，作为艺术区的798，不是纯粹的商业空间，它的核心魅力不在于商业繁荣，而在于其激发灵感的空间氛围与浓厚的艺术氛围。宁泽群和金珊在对“中外访问者对798艺术区的需求动机和偏好”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吸引中外访问者的主要特征是798艺术区的文化艺术体验与感受，而798的艺术表达形式（开放性的创意氛围和自由空间，让游人能够在其艺术表达中自由自在体验它的艺术魅力），是对中外游客的总体满意度评价中影响因子最大的一项。[12]然而，如果798没有了艺术家群落的支撑，没有了艺术家与公众的有机互动，其独具魅力的艺术氛围终将烟消云散。如此一来，它的商业价值与文化旅游业也就失去了根基。虽然由于其之前建立的声誉效应，可让其商业消费与旅游价值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将难以持续发展，带来的将是艺术与商业的两败俱伤。
无疑，艺术区的成长如同城市空间的改造，是在多方利益的博弈中前行的。在艺术区“重艺术还是重商业”的博弈之下，艺术区的经营管理者应有长远眼光，将艺术区文化品牌增值作为衡量艺术区经营状况的重要标准，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角度谋划艺术区的长远发展，而不能仅仅让“文化”和“艺术”成为赚取商业利润的工具。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谈到文化政策制定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关系时指出：“可以将文化政策的目标函数解释为寻求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联合最大化。这两种价值的权重显然会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面向文化产生的政策就得在服从文化约束的条件下更强调经济价值的创造，然而，定位于公开的文化目标的政策，比如对创意艺术家的支持政策，则应该在服从经济约束的条件下更加强调文化价值。”[13]从根本上说，对于像798这类具有原创艺术展示与交易、历史建筑与人文景观呈现、公共艺术体验与教育等综合功能的艺术区而言，应更强调其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商业价值本质上是文化艺术价值的衍生物，文化艺术价值的保存与提升其实也是艺术区发展的重要手段。
因此，798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力量的适度介入。政府应加大对公共艺术发展的扶持力度，通过政府提供政策引导与经济支持，平衡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引导艺术生态的良性发展；实行保护性开发，合理规划与限制798内的非艺术类商业机构；建立各种公共性文化艺术基金，对非营利性的、有公共艺术与公共教育功能的艺术家及艺术机构进行资金扶持。只有这样，798作为公共艺术区才能走出“开始是艺术，结束是商业”的宿命，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13-114.
[2] 统计数据来源：http：///34/2014_3_11/3_34_88637_0_0_1394528226718.htm.北京市文化局官网，2014-3-11.
[4] 王德利.北京宜居之都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85.
[5] 余子牛.图书馆总馆/分馆制的研究与实践[J].图书馆，2006，（3）：16.
[6] Bruno. S. Frey. Superstar Museums： An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2： 113-116， 1998.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7] 曾茜.故宫是不是博物馆得故宫人先自问[N].成都商报，2012-03-07.
[8] 金旻宣.从世界超级明星艺术博物馆现象透视北京超级明星艺术博物馆[N].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产业e周报（第148期），2013-04-02.
[9] 李健亚.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专访[N].新京报，2013-02-20.
[10] 魏鹏举.艺术集聚区与中国当代文化生态[J].文艺研究，2010，（5）：133.
[11] 刘明亮.北京798艺术区：市场语境下的田野考察与追踪.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D].2010：115.
[12] 宁泽群、金珊.798艺术区作为北京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考察：一个市场自发形成的视角[J].旅游学刊，2008，（3）：59.
[13] [澳]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王志标，张峥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1.
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