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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世博与亚运、中国GDP荣升世界第二，这些盛世图景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淡去，而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嫦娥二号”飞天，“蛟龙号”入深海，高铁列车屡创“贴地飞行”世界之最等彰显自主创新力量的“中国制造”之荣光，则让国人铭记于心。
自主创新，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出坚实一步的2010年。带着“十一五”留下的财富和成果，我们翻开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页，开始了属于“十二五”铿锵的创新之旅。
高铁：用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人们常说“似水流年”，隐含有随着时光飞逝一切都将淡然而去的感慨。在飞速变化的中国，连街景市容都可以一年一大变，许多事物人们过眼即忘。但回首2010年的“中国制造”，我们有许多值得铭记的进步。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2010年，包括“嫦娥二号”、“蛟龙号”、高铁“和谐”号、“天河一号”超级电脑在内的众多高科技成果面世；2010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合计达611亿元，其中研发投入额最高的华为公司达到174亿元，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10%，而在全球PTC(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排名中，华为公司以1847件位居第二，中兴公司申请量增量排名全球第一……
这些最能淬炼中国创新力量的产品和公司，都为“中国制造”赢得了世界声誉。2010年的“中国制造”，在自主创新、转型、升级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上迈出了坚定步伐。
19世纪的“苦力”
正在华丽翻身
2010年，无论是国产大飞机C919，高速铁路946项相关专利，还是上海世博会上飞驰的新能源汽车、LED技术照明、全球首个TD-LTE演示网，都表明：我们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走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其中，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高铁，尤其引人瞩目。
至2010年12月，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达到7531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30%以上，稳居世界第一。
当不少外国人得知，5年前中国基本没有高铁时，感到不可思议。是的，仅仅5年，中国就从零跨越到世界第一，用典型的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遥想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开始建设贯穿大陆的西部铁路，但工程却被塞拉内华达和落基山两座山脉挡住了。当时参与工程建设的工人是中国劳动者“苦力（Coolie）”。清朝末年，1万4000多名为躲避饥饿而远渡美国的中国人被投入到了危险的工程，其中有3000多人因事故不幸身亡。曾有人说，“每一条铁路枕木就搭上了一个中国苦力的性命”。
在150多年过后的今天，中国人再次在美国西部铁道建设中登场了。此次出场的不是“苦力”，而是技术。中国高铁企业中国南车（CSR）就是主角。该公司与美国通用（GE）联手，在中国成立5000万美元规模的合资公司，就是瞄准了在美国加州建设高铁而成立的。
出人意料的是，以世界最顶尖技术引以为豪的美国通用公司，屈尊同中国企业联手的理由也是“技术”。由中国南车建造、并于2010年10月投入沪杭线的高铁“和谐号”，以486.1公里的时速刷新了世界纪录。通用认可了中国南车的速度。
19世纪做粗活的“苦力”和“21世纪高新技术”是经济实力转移的象征。美国的经济调查公司IHS Global Insight在2010年6月的报告书曾称，“到2011年，美国可能将把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让给中国”。也就是说，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的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位置将被中国夺走。美国媒体称，世界正在目睹昨天的“苦力”在华丽翻身。
荣耀背后，中国人付出30多年努力
根据国际铁路联盟定义，时速200公里以上就可以称为高速铁路。
1978年秋天，邓小平考察了日本新干线，无不感慨地说：“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当时，国外高速列车的时速已达到300公里，中国却仍久久停留在43公里的水平线上。
从此，中国开始了“追风”之旅。
高铁技术被称为“大国技术”，数十年来，全世界走在这一技术前沿的只有加拿大、法国、日本和德国。现在，这份名单上要打上“中国”的名字了。
2004年，中国引进高速列车技术时，日本川崎重工总裁大桥忠晴曾这样耐心劝告中方技术人员：不要操之过急，先用8年时间掌握时速200公里的技术，再用8年时间掌握时速350公里的技术。在大桥忠晴看来，这已经够快了。毕竟，新干线从时速210公里提升至300公里，日本人用了近3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人可等不起！从车辆到线路，再到通信信号技术，一边引进、消化、吸收，一边自主创新，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跑”了起来。
2004年至2005年，中国南车青岛四方、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和唐车公司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动车组是尖端技术的高度集成，涉及动车组总成、车体、转向架、牵引变压器、牵引变流器等9大关键技术以及10项配套技术，涉及5万个零部件，短时间内消化吸收如此纷繁复杂的技术，谈何容易！
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部件，每一项细微的技术，都凝聚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艰辛与付出。比如，高铁的乘客大多不会注意，两节车厢连接处外端有一对长条橡胶风挡，看上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在2005年双方联合设计时，中方人员问：“请问，这个橡胶长条是干什么用的？”“哦，没什么大用，只是为防止乘客从站台上掉下来。”
轻描淡写的解释却令中方人员疑云丛生，“不会这么简单吧？风挡的橡胶标准要求这么高，难道只为防止乘客从站台上掉下？”“哦，这个……应该还可以减少空气阻力吧。”对模棱两可的回答，中方人员将信将疑。2006年初，第一批原型车进厂后，中方人员通过试验分析，发现原来这对风挡竟然有替代转向架防止列车侧滚的功能。
三年磨砺，一朝惊艳。40对、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国产动车组，在2007年4月18日全国铁路第6次大提速时首次闪亮登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谐号”。中国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高速列车。
五年面壁，终成正果。至2010年，中国通过消化吸收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已取得累计946余件高速铁路相关专利授权，用“中国芯”、“中国脑”打造出“中国制造”的闪亮“名片”；完全国产化生产时速200至250公里的高速列车；自主设计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自主制造时速380公里动车组，成就高速铁路技术集大成之作，京津高铁、武广高铁、福厦高铁、沪杭高铁相继投入运营，越来越多的高速列车在地面上“飞”起来！武广高铁在线的动车组累计高速奔驰超过300万公里，故障率仅为十万分之四。这是国际一流的可靠性。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主创新
中国高铁在速度上不断刷新着世界纪录，其技术也被公认为国际领先，但国外不少人认为中国高铁技术抄袭了西方技术。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表示，中国高铁技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有大量创新，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不存在所谓“抄袭”。
从我国高铁发展的速度和成就来看，用举世瞩目来形容毫不夸张。目前，我国是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速度最高、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技术体系最全、集成能力最强的国家，高铁最高运营时速已达350公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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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10多年前，中国研究高铁已经20年，但核心技术一直难以突破，“蓝箭”、“中华之星”都是准高速，没达到标准高铁的水准。直到引进了德国、日本的技术并消化吸收，才把窍门点破了。
说到底，没有自己几十年的积累，仅仅引进别人时速200公里的火车，是不可能造出380公里时速高铁的。事实证明，单纯买专利，是无法实现自主创新的。高铁技术长期垄断在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手上。中国通过购买高铁设备和高铁建设，在实践中吸收消化，然后探索最新技术，这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自己的技术。买外国的专利？核心技术从来不卖，即使卖给你也是已经失去领先地位的技术。比如说，当年德国西门子提供的路轨混凝土垫板，各块均不相同，却能保证列车高速行驶的安全。垫板由中国工厂生产，但检测者都是西门子技术人员。为什么各块路轨混凝土垫板都不同，不同点在哪？这些秘密，德国人打死都不会告诉你。中国人最后自己反推，计算出公式。这，就是铁轨路面施工的核心技术。
有些西方人眼红中国高铁成就，并指责我们抄袭，这恰恰提醒我们，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突破终归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现代高新科技的发展也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在基础性知识产权通过购买与合作模式获得之后，在原有基础之上的创新成果，同样也是一种自主知识产权。
“天河”，用“中国智造”引领世界速度
打破美国多年垄断
攻克种种难题，不断创新，突破瓶颈，中国人自行研制的“天河一号”在2010年超级计算机的“奥运会”竞赛场上打破美国的多年垄断，摘得金牌。
2010年11月17日，世界超级计算机权威组织TOP500发布最新一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发的千万亿次级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荣膺第一，打破了美国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纪录，成为超级计算机新的世界之冠。
“天河一号”研发团队说，我们赢得的并非只是一场“看谁更快”的竞赛，而是一场为荣誉为国家的理想主义之战。
由国防科技大学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天河一号”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岁。他们出于对“银河”（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热爱而聚到一起，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突破核心元器件技术瓶颈，冲到了该领域的世界之巅。
他们说：“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参与者都有莫大的自豪感，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天河一号”的运算速度有多快？有人打了一个比喻，用“天河一号”计算1秒，相当于全国13亿人连续计算88年；用“天河一号”计算1天，一台当前主流电脑则需要计算160年。“天河一号”的成功研制，也让我国超级计算机制造能力从百万亿次跨越至千万亿次，截至2010年10月，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为天津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的“天河-1A”，速度为每秒2.5千万亿次，比第二名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计算机快30%。
为何要研发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究竟有什么用？是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各国争相研发超级计算机只是一场单纯的“看谁更快”的竞赛？
超级计算机可以帮助众多领域的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自然世界、发现科学规律，从而推动科技进步，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医学、气候预测、地球物理勘测和材料科学等。尤其在国防领域，目前美国已基本停止了核武器试验，而改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模拟试验。因此，超级计算机对于科研、国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天河一号”在天津超算中心投入使用后，已经有几十家用户排队预约。中石油有项运算任务，用以前的超级计算机，需要3个月才能算完，在“天河一号”上只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一个“天河一号”研发人员记得1988年经历的一幕：中国气象局从美国租来超级计算机。因为美国人不愿意把这种计算机卖给中国，中国气象局只能租用。计算机拉到中国后，放置它的屋子有24小时监控，中国人不能进去，连操作的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他说，过去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心里都有种被刺痛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研发自己的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的发展规律是每10年性能提高1000倍。2000年的国际先进水平是万亿次，到2010年达到千万亿次。因此在2005年，当国产超级计算机才刚刚突破十万亿次之时，科研人员就感到，如果要占领制高点，就要尽快攻克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
中国人如何突破技术瓶颈？
2007年夏，“天河”研发团队总设计师、国防科大副校长杨学军教授在国际计算机体系结构年会上发表了论文《64位流处理器体系结构研究》，引起轰动。
其原因，不仅在于这是十几年来中国内地学者首次独立在这一顶尖水平会议上发表成果，还在于论文为突破技术瓶颈作出了突出贡献。
普通个人电脑的结构，是主机+显示器，而主机的心脏就是CPU。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级计算机的主流技术路线就是把几十、几百、上千个CPU联结在一起。到了2000年，当超级计算机的速度达到了万亿次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时，人们发现CPU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不能带来运算速度的提高，造成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技术瓶颈。
科研人员将这些问题形象地称为“墙”。比如，所谓“内存墙”，就是CPU数量多了而内存带宽有限，会影响CPU读取数据的速度，就像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跑不快一样；所谓“功耗墙”，即超级计算机规模越来越大，用电量也随之增大。一台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用电量。曾有专家说：“如果不解决功耗问题，今后超级计算机只能与核电站建在一起。”还有“造价墙”，国外建一台超级计算机往往要斥资逾10亿美元。
为翻过这些“墙”，国外有人提出“异构”的概念，将CPU与某种加速器结合起来以提高效率。但至于用什么类型的加速器，二者如何融合，大家都在摸索。杨学军的论文，正是从理论上确定了CPU+GPU（图形处理器）这种异构结构的可行性，意义非凡。国防科大就是决定根据这个思路，来研发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这种结构目前看来是最好的”
整个“天河”研发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0岁，总设计师杨学军也才46岁。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大家都争得脸红脖子粗，就像吵架一样，没有老师与学生的区别，也没有上下级的区别。但他们说，这样轻松开放的氛围，才利于尽快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出新。
他们从国外买回性能最好的GPU，将其与CPU连在一起，却发现运算效率只有20%。
为了突破难关，他们拉着核心团队去长沙郊区“闭关”。那个地方手机信号差，不通公交车，人呆在那儿更容易沉下心来思考问题。
长达半年的“闭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CPU+GPU的性能最高达到了70%，之前的那些“墙”都被一一成功翻越。目前整个“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共使用了16384个CPU和7168个GPU。GPU结构简单，功耗低，价格也比CPU便宜很多。“天河一号”除了在结构上取得突破，还拥有多项创新，如自主设计的高阶路由芯片和高速网络接口芯片。更值得一提的是，“天河一号”的CPU芯片中，有一部分为国防科大自主研发的“飞腾—1000”。之所以没有全部使用国产CPU，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户使用的很多第三方软件都是基于国外芯片环境开发的，在“飞腾”上无法运行。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比尔·戴利教授曾表示：“中国的‘天河’计算机采取的CPU+GPU的结构，代表了未来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趋势。随着计算机规模的不断拓展，这种结构虽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但目前看来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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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外战”制胜法宝
广东创造，把脑力转化为生产力
除了实力强大的“铁老大”、国防科技大学等“国家队”之外，地方企业、科研机构和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在2010年同样迭有建树。
2010年12月初，“广东十大创新人物”和“广东十大创新企业”评出。“广东十大创新人物”有：丁磊，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创始人；刘蔓仪，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镜堂，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力华，深圳市蓝韵实业有限公司总裁；李楚源，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南山，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建跃，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曾益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院长、中科院院士；谢敬，深圳雅图数字视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院长。
“广东十大创新企业”是：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这些企业和个人来自不同行业，却有着共同的原动力——创新。比如文化创意产业代表、《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的出品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蔓仪亦跻身其中。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楚源的获奖感言也是力证：“企业要进步，就必须做到敢为天下先，把脑力转化为生产力。”
另外，“广东十大创新人物”中有三名院士，其中就包括建筑大师何镜堂，他带领的年轻团队设计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他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把现代和传统元素结合了起来，代表了中国精神。”
上海世博会“中国制造”高端亮相
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上千辆新能源汽车穿梭，节能环保的LED照明遍布各处，直饮水系统安全供水超过10多万吨，还有全球首个TD-LTE演示网......“中国制造”以高端形象亮相。
信息技术在上海世博会得到广泛呈现，超过7000万张门票采用了RFID芯片技术，300万张世博手机门票则融合RFID和SIM卡技术；园区食品采用RFID芯片技术，以达到食品从田间到运输等多个程序的电子化监管及溯源功能。一向注重新技术研发的海尔公司，则展示了能自动给手机发短信的空调，能与衣物和洗涤剂沟通的洗衣机，能自动检测食物储备的冰箱，能控制家电、电灯和窗帘的电视界面。
同时，太阳能也被应用到世博会的景观设计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各个细节中。在园区内，形态各异的太阳能景观灯、太阳能指示牌、太阳能喷泉和动态景观等随处可见。国家电力馆的“魔盒”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由传统电网和新能源发电共同组成的虚拟发电系统，可以将风能、太阳能、水电以及生物热电更好地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
在世博园区，半导体照明总用量达到20多万盏，占整个世博园照明的80%，是世博园区最“闪耀”的技术，世博园区也成为全球最大的LED技术集中示范区。新型环保技术在本届世博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通过多功能型节能建筑材料的采用，各展馆对低碳建筑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一次集中呈现。
世博会6个月，“中国制造”依托前沿技术，获得良好的口碑。如果能将这些成果延续、传承、再创新，何愁不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扳倒美国巨头，民企海外维权“五连胜”
2010年12月初，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法院判令美国莱伏顿公司撤销其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中国通领集团提起的“337”调查。
至此，6年间，通领集团因手握过硬的专利技术，在美国已取得知识产权官司“五连胜”的战绩，彻底打破了美国竞争对手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
通领集团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温州出口民企，主要生产具有自主专利的漏电保护断路器（GFCI），产品全部销往美国等北美国家。GFCI产品是美国政府强制规定推行的安全保护装置，每两年必须更换。因此，形成了一个需求巨大的成熟市场。通领集团生产的GFCI产品从2004年进入美国市场仅6个月，就占领了10％的市场份额，引起了美国同行业的恐慌，遭受了美国500强莱伏顿公司和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强烈抵制，并引发了一系列以知识产权侵权为由的专利官司，上演了美国企业轮番上阵恶意诉讼的车轮大战。对此，通领集团毫不退缩，缜密决策，积极应诉，并连续获胜。
通领集团董事长陈伍胜说，这次胜诉既胜在运用国际规则，也胜在我们有充足的自主知识产权。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即便有最优秀的律师、最公正的法官，也赢不了官司。今后我们会在技术创新上下更大功夫。
业内人士及专家认为，通领集团扳倒美国巨头实现海外维权“五连胜”，标志着中国民企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变，创造了中国企业在海外专利诉讼的经典案例，对中国企业应对美国“337”调查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没有雄心与危机感的国家没有前途
五年内“中国制造”竞争力最强？
充当低端、廉价的世界工厂，总有山穷水尽的一天。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更多依靠创新而不是模仿的经济模式。“中国制造”的这种战略与成果，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响。
2010年6月24日，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表了《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报告于2009年底至2010年初访问了全球超过400名CEO及制造业高层管理人员。德勤表示，综合受访者的意见，拥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是制造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其重要性已超过如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传统因素。而基于成本较低和拥有充裕的高技术人才，中国制造业在目前和未来5年内都被视为竞争力最强劲的国家。报告预计，到2015年，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从目前的第四位下滑至第五位，是唯一居于高位而排名预计将下跌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将会分别稳守首位和第二位，第三位是韩国。
德勤中国制造业领导人杨莹表示，过去10年，中国制造行业的知名度获得提升，尤其作为外国外包生产、外国直接投资及联营的区域中心。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提升竞争力方面具备优势，这些可提升的优势包括创新型人才、劳动力、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与政策等。
中国高铁使美国沦为
第三世界国家？
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领域，中、美、俄、欧显然是最大的玩家。“北斗”卫星的发射，使中国打破美、俄垄断，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10年6月2日，我国成功发射第四颗北斗卫星导航。美国《太空评论》说：“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精度似乎可以和美国的GPS相媲美，美国化解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威胁，最好的办法是把GPS从第三代升级到第四代。”因为美国GPS第三代到第四代的升级比原计划推迟了5年，“北斗”让美国产生了危机感。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航天分析师莫里斯·琼斯博士认为，各国使用的美国GPS导航系统均归美国政府所有并由其运营，尤其是有关军事信息的导航，中国在试图打破美国的垄断。著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专家格伦?吉本斯说：“中国研制‘北斗’是出于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主权控制、国家安全考虑、锻炼人才、制造能力和开拓全球市场的工业政策考虑，以及显示中国又拥有了一项成为大国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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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荣获“世界第一”的称号，对此《华尔街日报》引用美国计算机专家的话说：“这台机器毫无疑问是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是一个转折，标志着经济竞争力从西方转向东方。”德国《明镜》周刊说，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常被西方扣上“拷贝”的帽子，但“天河一号”证明中国已经是一个创新国家了。美国橡树岭实验室超级计算机专家唐格拉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天河一号”在短期内被超越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天河”目前使用国外进口CPU，但主要是出于研制进度和成本方面的考虑。超级计算机最大的难点是让无数个芯片迅速且顺畅地协同运转，解决这个问题的互联芯片完全是中国自主制造的，中国未来一两年之内就可能自行研制出自己的CPU芯片。
高铁“和谐”号创造世界纪录，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反响，比“天河”与“北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不可思议的5年高铁建设使美国看起来像第三世界国家”，福克斯新闻网认为，这方面美国已经落后了。美国《新闻周刊》认为，中国的铁路革命可以跟美国19世纪铺设跨大陆铁路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开通相比。
中国高铁向世界输出更引来一些国外媒体的猜忌。日本《产经新闻》分析说：“中国热衷于‘大高铁网’，是为了促进资源进口，扩大对周围国家的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把高铁网络建设到中东的产油国，这才是中国出口高铁的最大目的。日本《朝日新闻》则反思日本高铁为何丧失机会，“尽管日本的高铁科技是世界最好的之一，但却无法打入国际市场。日本的高铁科技过于注重日本本身的标准，它的发展过程过于孤立，日本的整个铁路事业只懂得往内看。”
英国《金融时报》质疑如此大规模的高铁网络可能并不实用。美国《新闻周刊》则认为，高速或许有助于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变得更为均衡，能帮助北京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蛟龙”入海堪比“神舟”飞天
深海潜水器一向是只有美国、俄罗斯、日本与法国才能生产的高精度产品，2010年8月中国“蛟龙号”的出现令这些国家大吃一惊。
《纽约时报》认为，与将宇航员送往外太空一样，“蛟龙”深海潜水器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蛟龙号”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技术强国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纽约时报》还猜测中国深潜器有军事用途，“中国的深海潜水项目秘密进行了8年，经过深思熟虑”，目标是深海那些“传递外交通讯的海底电缆、丢失的核武器、沉没的潜艇和大量导弹试射后落入海中的弹头”。
美国《纽约时报》将中国的深潜计划与俄罗斯的北极海底插旗联系在一起，甚至称中国在“秘密抢占水下主权”，对此，中国评论家宋晓军反驳说，中国研发深潜只是为了寻找公海资源，按照国际准则，谁先探测谁就拥有开采优先权。而且“蛟龙号”插旗的地点在自己的专属经济海域，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对于外媒称“蛟龙”号大概有40%的零部件是从国外采购的，中国专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制造深海潜水器，都不是完全用自己的零部件，都要进行全球采购。“蛟龙”号的整体设计还是我们自行完成的，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了，“中国制造”的创新力量的进步有目共睹，但高耗能、高污染而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和标准话语权缺失的重大隐患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西方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创新成果的嘉许固然值得国人自豪，但最了解“中国制造”弱点与缺陷的还是中国人。
从2010年“中国制造”的进步，我们发现一个规律：我们应在消化中不断成长并超出，仿制永远仿不出人家的核心技术，关键还是要自主创新，有了自己的杀手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让别人费尽心机来仿制。中国不是没有自主研发能力，而是吃进口的“软饭”吃惯了！要是我们下定决心，大力投入，自主研发这块硬骨头完全可以搞定！
实际上，创新是“中国制造”能否真正“后来居上”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中国经济的二元化结构，未来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将长期共同成长；“中国制造”的危机和潜力同样巨大，“中国创造”的贫乏和潜力同等惊人，已有一定基础的制造企业，能否从组装车间进化到工厂、再进化到高效率的精密制造？单纯制造型企业，能否推出自有品牌，向价值链的高端进军？贴牌代工的企业，能否自创品牌？技术领先企业能否尽快掌握核心技术，成为“中国创造”的标杆？
2010年“中国制造”的多领域突破，让中国人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工业文明带来的尊严。没有雄心与危机感的国家与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当全球消费者都愿意溢价购买中国产品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商业文化、创新价值观，才能真正体现“中国创造”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