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汇丰银行主席R.M.加里曾经说过，“银行需要三件东西：好品德、好管理和稳固的资源，三者缺一不可，否则，绝无成功之可能。”加里将品德置于银行不可或缺的三大资源之首。品德关乎人文精神。讲人文精神，不仅是广泛阅读人文典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求真、求美、求善”的超越性的精神品质。当今世界各行各业，业务千差万别，若欲求得事业成功，人文精神万不可或缺。银行经营成功之道当然亦不可例外，老一辈的金融人亦在此方面有过切实的言教身传。
人文意识
中国文化倡导 “德治教化，修身治国”。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指的是用政治、法律和刑法来对待人民，人民只是免于罪过而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规范，人民便知廉耻且乐于服从。中国近代银行家都更看重道德、礼化的规范。
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就曾将独具魅力的人文精神融入日常工作，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1934年，张嘉璈在四川考察时提到，中国银行要保持最大最稳固的银行，“必须先将精神改变，执业机关化；而上下和衷共济，一如家庭”。
抗战时期，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揆与张元济等人在租界创办合众图书馆，不仅捐出全部善本书藉，而且在图书馆旁造屋居住守护。叶景揆创办的合众图书馆成为民国期间以善本古籍为特点的著名私人图书馆，为防止古籍外流，服务学术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无独有偶，银行家陈光甫也开办过一家海光西方文化图书馆。陈光甫在与馆长林同济谈及开设图书馆的意义时说：“我认为上海城市太商业化了，最好办个‘西方思想图书馆’，专收文艺史哲方面的书刊，一则可显出上海银行不是生意经，而是努力为‘纯文化’服务；二则将来中国文化革新，总需要吸收西方思想的精华，办这样的图书馆，意义亦大。”海光图书馆被列入沪上八大图书馆之一，解放后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责任
近代银行家还强调群体意识，认为它有利于践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传统文化的一大思维特点，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即“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这种观点自然影响了老银行家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让他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视，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应当是所有职业经理人，包括银行家应尽的义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者陈光甫重视银行的社会责任，力主“做生意的人不应孳孳为利，必须先尽社会上之责任而后谋利”。即使在战时，陈光甫亦不改变顾客至上的方针，强调：“存款为银行之命脉，顾客为业务之生命线，本行廿余年来报服务社会之一贯方针，始终不渝，以有今日之基础。”他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立行训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用陈光甫自己的话来说：“所谓服务社会，其所以能对社会扩展服务之区域，发挥服务之精神，表彰服务之效率者，首在如何接近社会，又在如何深入社会，更在如何适应社会之需要而不可分离，尤在于如何能促进大众社会之繁荣而共跻康乐，如此方为本行尽服务社会之能事。”陈光甫在此强调了服务社会应体现在“服务之区域”、“服务之精神”、“服务之效率”三个关键词，他一生的经营实践可谓在不断诠释着这一“服务社会”的理念。为此，陈光甫在全国率先面向大众，开办一元钱开户存折，想方设法汇聚中小企业和社会上的闲散小额资金，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等有利于市民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圣约翰、金陵、工商等各大中学还设立了一百多个办事处，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藉以养成国民之俭德。
陈光甫认为，“银行之真正力量，在于人事之健全程度”，而风气为经营事业之精神，其良寙足以左右事业之成败。他要求同事间要协力做事，重大我，轻小我，“有大公无私之精神”。“银行譬如一球队，行员如队员，队员球艺优长而不能合作，终不能占胜利”。他认为，办银行要推进业务发展，首先要树立良好的风气。他说，“所谓良好风气者有二：使每个同人均能廉洁清正，刻苦耐劳，以全副精神来致力所务，不阿私、不取巧，亘以光大其服务之机构为职志，而不斤斤于个人之荣辱与得失，所谓银行是我，我是银行。”他经常告诫大家，“同事谊属同舟，休戚相关，必须推诚合作，和衷共济。不以一己或一单位之利益为前提，处处推己及人，顾全大局。全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务须打成一片，达到和谐融洽之境地。”
陈光甫十分注重高级职员的个人操守。他要求高级职员均能以身作则，树为楷模。他说曾国藩有云：“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一二人之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在上者导之于前，千百人景从于后，风气纯良之银行，其业务未有不昌隆者。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不同于“科学主义”，关乎“善”、“美”的科学才是科学精神。从这个意义看，其实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商业银行开始注重资信调查，用客观、公正、科学的调查结果，来帮助判别信贷决策之取舍。
当时，身为上海银行公会主席的李铭和张嘉璈、陈光甫、徐新六、章乃器等深感银行界依靠跑街的探听了解，甚至相互保密互不通气的旧习已经与现实情况太不适应，成立一家专业严谨的信用调查机构实为必要，于是有了1932年中国征信所的出世，此乃中国举办征信事业之嚆矢。当时沪上华商银行均加入为基本会员者共18家，此外还有甲种会员16家，乙种会员13家。在才华横溢的章乃器的主持下，一举挤垮三家日本人主办的信用机构和一家美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成为全国独占事业；还出版《征信行名录》，压倒英商《字林西报》独占几十年的《行名录》，影响极大。
陈光甫率先在国内银行中设立了调查部，负责对贷款对象的资信调查。中国、交通、金城、浙江兴业等银行也相继纷纷设立调查部。与其后其他银行调查部不同，上海银行特别注重对企业负责人的调查，在陈光甫看来，放款对象的资力、经营能力固然重要，但负责人的品质、家庭和社会关系对他所经营的企业影响极大，同样不可小视。
“宗教”情怀
林语堂有一句名言，叫“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在商言商”无可非议，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家不仅要讲究信誉和策略，有时还要有点出世的“宗教”式精神，才能真正做成事业。
陈光甫曾在一次演讲中坦陈，他的心头深藏一种“宗教情绪的培养”。这里“宗教”暗喻一种无所求的信仰，它可以锻炼我们一种情绪，一种敬畏谦冲。陈光甫一生做了很多常人难于理解的事情，他早年在学校开办储蓄所，方便学生储蓄；在银行开设一元钱账户，吸纳小额资金；在大江南北创办中国旅行社，方便民众出行；在上海番禺路开办海光西方文化图书馆，收集西方名著。这些事，初看与银行业务并不相干，却直接或间接帮助上海银行快速发展成为“南三行”的佼佼者。细而究之，恐怕与他的“宗教”情怀不无关系。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此非饱食暖衣，亦非逍遥无事，即为快乐。并非有钱有势即为快乐。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走来，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
无独有偶。张嘉璈在讲到他心目中的理想银行时说，这种银行“须有教会的精神。”而叶恭绰在总结自己特点时则强调，自己在讨论公司组织和工业技术问题时，“同时也可以谈谈宗教哲学。”这使我联想到马克思十分欣赏的那段话：“银行制度是是宗教的道德制度，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更重要。”
人文精神是一种“软权力”，可以视为影响员工“自愿”行事的一种能力，它代表着一种高端的管理力量。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文明进步，人文精神必将发挥越愈重要的作用。当今弘扬近代银行家的人文精神，目的是需要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里，为人文价值建立起不亚于金钱、权利的第三种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