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基督教的分支，俄罗斯东正教具有区别于新教与天主教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对世俗政权的依附性、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重视神人性原则、重视灵修、重宗教仪式等。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文化与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逃脱不掉的“母体文化”，引导和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基本精神取向。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中图分类号：B976.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4－0051－04
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大地风云变幻，革命、变革、改良等社会运动不断，俄罗斯人苦苦找寻着自身命运的天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舍斯托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在各种学术流派与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中，在社会改革与变革风起云涌的宏大背景中产生。这些思想家的学术探索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而是具有实践指向的，他们力图从理论上为俄罗斯探寻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出路。可以说，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理论在形成过程中深受东正教的影响。
一、俄罗斯东正教的产生
基督教自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后，逐渐分为东西两派，而395年罗马帝国的最后分裂则进一步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基督教逐渐分化成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从思想来源上看，东派注重教父思想特别是希腊教父思想，而西派则只注重早期的教父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等的不同，决定了“希腊东方的神学模式，比较神秘与注重思辨，并且强调敬拜的权威、流行的敬虔表现，以及东方基督教累积起来的非正式与不成文的传统遗产。拉丁西方的神学方法，则比较崇尚法律与务实，并且强调成文法规与客观标准的权威”。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东西方教会于1054年彻底分裂，实则这种分裂只不过是东西方教会正式宣布了已经存在几个世纪的分裂事实。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对教义和学说传统等的不同诠释，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争夺教会的领导权。具体来说，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依靠的对象上，自奥利金以后，东方的主教和神学家就把耶稣所说的“磐石”诠释为彼得的信仰，但并非是彼得这个人。而罗马教皇则宣称“彼得优先论”，声称罗马教会是由耶稣门徒中居领导地位的彼得所创立的，因此理应由罗马教皇享有最高地位，而这引起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强烈不满。其次，是由于东西罗马帝国争夺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的结果。如863年君士坦丁堡教会以罗马皇帝为后盾，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传教活动，派遣教士到邻近国家传教，这遭到了同样在扩张自己势力的西罗马的坚决反对。再次，反映在教义中的“和子”问题。在381年尼西亚一君士坦丁堡信经的希腊文上没有“和子”这个句式，而在尼西亚信经的拉丁文版本上则具有“和子”句，即：“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东方主教坚决反对西方在未经东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基本信经，并认为西方的观念是建立在奥古斯丁思想上的，是非正统的。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导致1054年东西方教会最终分裂。西部教会以罗马为中心，称自身的宗教为天主教，强调自身宗教信仰的普世性；东部教会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为中心，称自身的宗教为东正教，强调自身宗教信仰的纯粹性与正统性。
俄罗斯的东正教来自拜占庭传统。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希腊正教定为基辅罗斯国教，史称“罗斯受洗”。“罗斯受洗”标志着东正教被正式引入俄罗斯并成为其国教，这一受洗对俄罗斯来说是历史性的事件，它长久地决定了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文化道路。正如弗洛罗夫斯基所指出的：“罗斯受洗是俄罗斯精神的觉醒——是召唤她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走向精神清醒和深思熟虑。而与此同时，古罗斯通过基督教同所有周边文化世界产生了创造性的和活跃的相互影响。”“罗斯受洗”标志着罗斯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同时也促进了罗斯各部的团结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它的引入对罗斯原有政治体制、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
与天主教及其他宗教相比，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些传统在不同层面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正教的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世俗政权的依附性。东正教的教权长期受到世俗政权的控制，是为世俗政权服务的。这一点不同于西方教会。西方教会曾有过教权高于皇权的历史，强调君权神授。而在东正教国家里，皇帝作为东正教的最高领袖，他不仅有权任免教会牧首，而且有权召集宗教会议和批准宗教会议的决定，有权诠释教义和制定教规，有权管理教会生活等。
(二)坚持教义上的正统性。俄罗斯继承了希腊东正教教会的传统，它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存而不是发展或寻找宗教真理。这一特点从俄国主教尼古拉为首的俄日差会在庆祝俄国皈依基督教九百周年之际，给其母教的信中可见一斑。在这封信中，他抨击了作为理性运动的新教和天主教，指出它们不断变换观点以适应时代，从而损害了教会的权威与教义。在信的最后则指出：“只有东正教才能把上帝的话那甜蜜的源泉供给那来到东正教面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受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其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的终结，决不作些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正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护它不犯错误。”东正教只承认圣经和圣传是教义的基本来源，反对天主教对原有信条的任意修改和诠释，认为这是背离基督教传统的，这有损于教义的纯洁性。
(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从哲学上讲，神秘主义强调用直觉和非理性的方式来洞悉事物本身和最高存在。而在宗教上，神秘主义则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和神能够有精神上的直接交往，人能从神的交往关系中，从神的启示中领悟到存在的‘秘密”。宗教中的神秘主义主张通过冥想和灵修等迷狂的方式达到对上帝的认知和与上帝的合一。神秘主义与东正教具有密切的关联，正如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所言：“神秘主义是东正教的空气，是密度不同的，但恒久在它周围运动着的空气。”。东正教的神秘主义体现在对上帝、教会、祈祷等的理解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正教的这种神秘主义特征与俄地理环境等因素直接相关，如漫长的冬季与宁静的冬夜便于人们进行内心的沉思等。
(四)普遍重视灵修方式。灵修现象起源于4世纪，提倡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荒野、洞穴和断崖中进行修道。这种灵修生活，一方面，可以缅怀昔日的殉道者，使教徒保持着自我牺牲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在修道中通过祈祷以求社会和人的完善，
培养教徒的群体意识。这种灵修主张通过在祈祷中呼唤神之名来达到“灵性之美的异象，心灵正在寻求向这种美接近的各种道路……这也是那照亮地上云游者之路的光。它号召超越现有生命的界限，改造现有生命”。信徒们希望能通过灵修，来达到最终的救赎。
(五)圣像与圣徒崇拜传统。布尔加科夫曾指出，在笃信的东正教徒中，对画有主耶稣基督、圣母、天使和圣徒的圣像崇拜占有显著地位。圣像使人产生神的在场感。东正教对于圣像的崇拜是不同于天主教与新教的，天主教尽管也承认圣像崇拜，但并没有东正教那样普遍，而新教依然存在着对圣像进行破坏的传统，他们只保留了十字架，圣像崇拜往往被当成偶像崇拜而予以批判。对信徒来说，东正教的圣像画不仅具有审美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圣像画着重表现的不是脸面，而是“面容”，通过圣像画的抽象性、轮廓性描写，来表述一种庄严与神圣。东正教还具有很深的圣徒崇拜特性，他们所崇拜的圣徒包括苦行型、圣愚型和先知型等。
总之，与作为基督教分支的其他宗教流派相比，俄罗斯东正教具有独特的理论特征。除上述特征外，东正教的特征还表现为它的多中心性，它对神人、末世论主题、宗教仪式的重视，它对“宗教象征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忠诚”等。
三、东正教对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塑造
任何一个思想家，无论他承认与否，时代是他思想的界限。他生存于思想中的时代，力图从时代中去把握时代中的思想。同样，任何一个思想家也离不开他所存在的母体文化，这就是他的切身境遇，这种境遇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可选择性结果，对此只能是接受和承领，当然批判也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接受与承领。东正教在俄罗斯有着独特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所逃脱不掉的母体文化。从总体上看，东正教从以下几个方面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首先，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使命意识。俄罗斯文化中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而这一使命意识又来自俄罗斯民族对自身使命的认知。无论是在平民与文化阶层，还是在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终极意识、末世论意识和弥赛亚意识，都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终极的民族，是具有伟大历史使命的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也表现在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深切认知，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无不是向着远方，寻求天国真理与普遍拯救的朝圣者形象；而且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赋有对其他民族的救赎意识，从历代沙皇所深信的第三罗马到苏维埃时期所建立的第三国际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也正是这种使命意识，推动着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也正是由于这种大胆的探索与使命意识，使他们能找寻到并敢于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土化。
其次，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神圣意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所建构的体系的神圣意识是与俄罗斯的东正教宗教传统直接相关的，正如叶夫多基莫夫所指出：“俄罗斯文化，就其渊源而言，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泉源汲取营养的”，就连18世纪反教会的诸种思想潮流和19世纪60年代的虚无主义，也只有从东正教这一独特源泉出发才能得到理解。东正教文化渗透既强化了俄罗斯民族意识，也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并最终成为俄罗斯文化的自觉底色。俄罗斯文化中所具有的深深的苦难意识与“俄罗斯文学总是面向受苦受难者”(索尔仁尼琴语)，也是源于东正教，源于俄罗斯人对东正教精神的基本理解——走向十字架的基督是苦难的象征。这种对于宗教中苦难意识的重视，对于苦难的神圣化理解，既激励着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去探索俄罗斯的现代化出路，又使他们所建构的理论学说弥散着神圣意识。
第三，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精神意识。俄罗斯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民族，而且是一个重精神性的民族。在东正教的影响下，俄罗斯文化形成了崇尚理想，崇尚自我牺牲与利他主义的精神，而这也构成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精神性维度。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富于哲理思考，“思考哲理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俄国有无数男人喜欢提出哲学性质的问题：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上帝，关于永恒的生命，关于恶和非正义，关于如何实现上帝之国”。当然，这种富于哲理思考与俄罗斯阴郁的天气、皑皑的白雪和漫漫的长夜不无关系。也正是这种对精神性重视的文化传统，使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没有仅停留于传统文化资源中，而是为俄罗斯去探索新的理论资源与可能路向。
第四，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性格。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从事智力劳动与创造的人，如作家、艺术家、诗人、教授等，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社会批判者形象，他们是“由各社会阶级而形成的集团，他们是依观念而不是依共同的职业或经济的地位而结成的知识阶级”，他们是一群具有强烈实践关怀的群体。而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代表。在东正教文化的塑造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表现出了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普济主义精神、罪感意识。俄罗斯知识分子认为自身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而为了实现对民众的救赎，他们把对平均主义的向往、对民众利益的渴求、为社会公正而斗争，作为压倒一切的“真理”。甚至在民众利益与真理发生冲突时，俄罗斯知识阶层常常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公正，却因此而忽视了真理”，认为“如果真理的毁灭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人们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满，那么就让它作出牺牲”。
总之，东正教对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形成及其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塑造功能。与此同时，也构成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基本精神。作为在东正教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东正教是其不可回避的成长土壤，并构成了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学说底色。东正教所强调的神人性原则、末世论观念、神秘主义信仰等，都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独特世界观的形成与学说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4
[2]乐峰.东正教形成初探[J]世界宗教研究，1983，(4)
[3]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
[4]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乐峰.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5
[6]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8
[责任编辑：刘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