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是从电化教育发展而来的，它从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教育信息化2.0行动将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推向了又一个高潮。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教育技术有独特且深厚的历史，随着学科的发展，也有许多学者对电化教育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期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前辈们在其所处环境下为学科所做的努力以及为后辈留下的宝贵资料和精神财富。文章借由研究者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拍摄的有关于金陵大学电化教育发展的史料，以时间为主线，将1930—1948年间金陵大学的电化教育史划分为普及电影教育、战前电影制作、战时课程建立、战时学科发展和回温稳定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重要事件进行详细解读，试图为我国电化教育史研究增砖添瓦。
[关键词] 金陵大学; 电化教育; 孙明经; 电影与播音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 言
随着《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启动，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已经步入了2.0时代，往前追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便是电化教育。提到中国电化教育史，就不得不提及在其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代表性院校之一——金陵大学（Nanking University）。1903年，孙熹圣（孙明经之父）应邀到金陵大学的前身——南京汇文书院任教，他不仅将“电影”一词带到了南京，还在教室内使用电影教学，为“校园电影”开了先河[1]。李龙和谢云提出我国电化教育诞生于1915年，其标志为金陵大学东大楼前“校园电影专用放映场地”的建立 [2]。而对于“电化教育”一词的出现，应该是陈礼江在1936年以“中华民国”教育部名义发文时指出的“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合称为电化教育”[3]。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与金陵大学密切相关。本文借助现存放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中的部分抗日战争前后有关于金陵大学电化教育工作的资料，试图了解那段时间金陵大学发生了什么，孙明经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我们又能从前辈在电化教育探索的路上学到什么。
二、金陵大学电化教育概况
金陵大学前身是成立于1888年的汇文书院，1910年由汇文书院和同为美国教会学校的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组建而成，是美国基督教会卫斯理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陶行知、南怀瑾等知名教育家就毕业于此。金陵大学将电化教育应用于学科教学的开端是在1922年，郭仁风教授（T. B. Griffing）陆续将电影放映机、摄影机等在当时来说十分先进的技术引入金陵大学，幻灯片放映也开始从吸引观众到应用于教学[4]。1930年春，“电影教育”一词在中国诞生，其
由来为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博士成立的“电影教育委员会” [3]。1934年，电影教育委员会改组为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之后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华民国”教育部合作，扩展为教育电影部。1936年6月，金陵大学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托，派遣魏学仁前往日本北海道拍摄完成人类第一部彩色日全食电影。关于“电化教育”名称的正式确立，据孙明经先生回忆，是由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亲自确定此名称[5]。金陵大学对电化教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由此获得了受民国政府委托承办三期电化教育培训班的机会 [6]。之后，金陵大学设置电影部，魏学仁担任主任，孙明经担任副主任。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金陵大学也随之迁到了重庆，再辗转迁到成都。直至1938年，金陵大学才恢复教学工作。
1941年9月21日，虽然当时日本空军掌握着我国甘肃省临洮县上空的制空权，但中国空军派出战斗轰炸机担任航拍机，二十多架战斗机和一个高炮团担任警戒，金陵大学的区永祥在五千米高空云层以上操作电影摄影机，完成了人类的第一次航拍日全食电影的壮举[7]，这也成了电影在教育领域的首次应用[8]。1942年3月，金陵大学理学院创办《电影与播音》月刊，是当时介绍、研究电化教育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要传播媒介和交流平台[9]。据统计，在1934年到1948年的15年时间里，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共拍摄了16毫米教育电影共110部（其中孙明经本人摄制了63部）[10]。1952年，由于全国院系调整，金陵大学被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辛显铭曾经评论金陵大学的电化教育事业：开展最早、时间最长、人才与软件资源最多、成果最优、应用最多、影响最大、效益最高[11]。
虽然在1915年金陵大学东大楼前就建立了校园电影专用的放映场地，但是此时的电影放映仅用于当时金陵大学最繁盛的学科之一——农学。之后，同时期的上海大夏大学以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在开展有关教育电影的活动，为什么金陵大学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之后电化教育学科发展的佼佼者呢？其一，金陵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陶行知在归国后便开始倡导在课堂中应用媒体，他是文化人士参与播音教育的第一人[11]。孫明经曾说：“金大搞电教，其理论根据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4]其二，当时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蔡元培、陈裕光、魏学仁、郭有守等学者都意识到电影在教学中应用的优势，并开始在校内倡导与助推。
三、1930—1947年金陵大学电影与
播音项目的发展①
根据金陵大学在1947年5月发布的影音项目简要统计报告，可以将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项目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普及电影教育、战前电影制作、战时课程建立、战时学科发展和回温稳定阶段，每个阶段的起源都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沿着长江，学校从南京迁到重庆、成都，又再次返回南京，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机会。
（一）普及电影教育阶段
其实在1930年之前，上海的柯达公司就进口了近100卷伊士曼教学电影。1930年，金陵大学化学系主任唐美森教授（J. C. Thomson）将从上海柯达公司借用的影片在课堂中运用之后，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之后魏学仁博士发现电影是教学的一种重要媒介，电影的应用为理学院的课堂带来了极高的效率。南京其他学校的校长争相寻求为学生播放这些电影的特权。理学院最开始是允许其他学校组织学生团体观影的，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产生观影需求之后，学校聘请了一位放映员“走出去”，为其他学校的学生放映电影。潘澄侯教授被任命为掌管预订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个时期的电影应用获得如此大的关注，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对新事物的新鲜感。由于伊士曼电影都是英文的，所以电影最开始进入学校时并没有获得很高的满意度，因此，学校安排化学系教授裘佳奎主持将伊士曼所有的电影翻译成中文版，与此同时，伊士曼也同意给大学免费提供所有他们生产的电影，并将翻译版的备份留给学校永久使用。学校的很多工作人员也参与了翻译工作，在战争爆发前，已经有60部电影翻译完成，这些电影占了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电影的一半。
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金陵大学电影教育的启蒙阶段。首先得益于唐美森教授独特的眼光，将电影带进了金陵大学的课堂，让教师和学生意识到电影为教学与学习带来的催化作用;其次是魏学仁教授对电影推广所作出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当然，这次的推广与宣传也不仅仅限于金陵大学校内。正
因为让大众意识到了教育电影的作用，才产生了制作教育电影的需求，推动了电影教育的发展。
（二）戰前电影制作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36年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虽然这个阶段持续时间不长，但是电影教育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当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家开始意识到教育电影带来的效益时，有人开始提出制作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电影。在1936年2月，正常的生产计划就正式开始了。当时孙明经承担了拍摄祖国大好河山以及国情调查电影的任务，由于局势紧张，孙明经随后投身于《防空》和《防毒》两部教育电影的制作，教会大众如何在战争中面对毒气和空投时自救以及救护他人。后来被称为“影音部”的部门成立，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教师将其课程与教材可视化，从而实现更好的教学，办公场所从拥挤的潘教授办公室搬到了理学院的一个内院里，可供4个摄影师工作。上海的柯达公司也提供了实验室和相应的设施，各项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教育部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电影教育，潘教授被任命为这项国家项目的负责人。在金陵大学的帮助下，“中华民国”教育部为200多人提供了3个短期的培训课程，培训之后分配到25个省市工作。“中华民国”教育部在全国配备了135套电影设备（每套包括一台电影机和一台发电机）以及4000台收音机。同时，由于对电影的巨大需求，“中华民国”教育部安排金陵大学制作20多部电影，也向金陵大学购买已经制作好了的电影复印件。之后，金陵大学建立了一栋大楼作为影音部根据地，专门为电影制作活动提供场地。由魏教授牵头的一行人还被派去日本拍摄日全食，据孙明经回忆，当时在北海道拍摄的彩色电影还是第一次，而其他国家的观测队都未曾拍彩色片[4]，由此，这也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彩色日食电影。1937年7月，孙明经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金陵大学由于战争被迫迁到了重庆，而孙明经也在拍摄任务的中途被误抓，辗转回到南京之后，由于局势紧张不得不放弃了深入探索的计划，生活稍微稳定之后，便将华北考察期间的拍摄经历整理成《抗战前夕万里摄影记》[12]。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孙明经能被学校领导、教师委以重任，不仅仅因为他刻苦奋斗的品质，更因为他对学科以及教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维，对电影教育的满腔热血成就了孙明经，也成就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
（三）战时课程建立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从1938年初到1941年8月。从1938年1月在重庆重新开展常规工作开始，经过5个月的探索之后，在四川、重庆、西藏东部等地风景、工业都极具特色的有利条件下制作了许多有趣的电影，之后将电影送到香港、印度加工，但是由于过程烦琐且耗费时间长，很多电影素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电影部以重庆为根据地时，当时的空袭很频繁，每次将易碎的设备和影片送到防空洞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尽管条件如此艰苦，战争爆发前在北方拍摄的电影还是在剪辑当中，也重新制作了几部新的电影。这些教育影片经过社会放映之后，让身处抗战环境中的国民看到祖国大地的富饶，士气大涨[13]。同时，在“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支持下，金陵大学理学院开办了电化教育专修科，开设电影与播音专修课程。当时孙明经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技术、教育、艺术修养进行综合培养，认为这三方面是一个电教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14]，这从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影播音系的课程大纲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其中技术类课程有放映技术、播音技术、电影摄制、无线电学、活动画技术等，教育类课程有影音教育、教学电影、摄影科学、电影文献、无线电文献等，艺术类有摄影艺术、摄影厂设计、广播电台设计、洗印厂设计、影院设计等。
此阶段末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孙明经提供了奖学金，资助其在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期间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进行考察。这次机会使得孙明经获得了许多有关于电影制作所需要的新设备以及想法，为学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人说孙明经在当时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过多地注重技术上的教学[13]，忽略了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培养。但是在抗战期间，技术和工具本就发展水平有限，很多教师对于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并不熟练，在课堂上也只能是作为辅助工具使用。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教师应该在结合环境、学生等因素后设计最适合的教学方案[15]。当代的学科教学中使用技术同样也只是作为辅助，而学生身处新时代，对各种数字化产品应用得心应手，所以对于学生的培养，教师应该找到技术与教学之间的平衡点，更重要的是，技术手段是为教学服务，而不是取代教师角色。
（四）战时学科发展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内的电影展始于1930年，当时是采购了一些教学胶卷在金陵大学的课堂上使用，直到1942年10月，才使用有声电影播放设备，使得播放内容更为广泛，包括英美历史、文化等。在此阶段近五年的时间里，由于孙明经的回归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采购的各项设备到位，专修科的课程扩展到了18门课，包括音乐、艺术、电影史等课程。1944年之前有4个班共27
名学生毕业，1944年春季学期有38名学生注册了专修科课程。从1944年开始，其他学院的学生也开始选择专修科的课程作为选修课，到1947年春天，共有来自14个学院的106名学生学习了这些课程。在电影放映方面，金陵大学在1944年总共展出电影828场次，其中成都地区从1943年的220场次增至540场次，其他288场次在重庆地区，合计观众量从1943年的近60万人次增至90万人次，其中还不包括一些由于空袭、断电而被迫中断的播放计划。成都地区课堂放演也从1943年的13次增至69次，这意味着专家们开始意识到电影在辅助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有效性，而成都地区其他各类机构特约放演从1943年的72场次增至308场次，意味着公众也开始意识到电影对教育的价值。
1944年2月8日，孙明经写信给中国基督教学院相关委员会的C. A. Evans先生，表示根据1943年期间展览项目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对教育类电影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期望获得持续性的支持。同时，也撰写信件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的John Marshall先生，向其汇报1943年学期报告和展览数据，第二学期比第一学期观众数目增长了三倍，由此表明了中国对教育影片巨大的需求。孙明经向Marshall提出两方面的需求：在纽约组建委员会，提供影片以及委派工作人员。孙明经建议委员会名称为：金陵大学电影委员会，并希望John Marshall、Donald Slesinger和C. A. Evans等人作为委员会成员。同时，由于项目工作的进展，急需一批有视听教育经验的工作人员能够在大学教授电影与播音等相关技术课程、协助开展录音等工作。孙明经在给中国基督教学院相关委员会M.S.Bates先生的信件中提到，希望Bates先生能够帮助在纽约组织委员会，从而促进以金陵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大学的视听教育发展，并说服传道部委派两名传教士做一些视听教育准备工作，与其合作项目扩展到其他大学、基督教中学和教堂。虽然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辛条件下，但是孙明经也依旧能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来丰富教学资源、推动学科发展。同时，这个阶段也催生了许多组织自发开展项目，建立电影放映站。许多机构也开始向金陵大学学习如何开展视听教育项目的经验。
（五）回温稳定阶段
第五个阶段是从1946年初到1947年底。在金陵大学视听教育活动开展的第17个年头，经历了1936年到1937的巅峰时期，走过了十四年抗战时期，尽管存在设备严重损坏、重要文件丢失、专业人才流失、工作地点简陋等困难，但都一一克服了。1946年4月底，“影音部”搬回了南京，办公楼重建起来。1946年10月31日，影音部向金陵大学各位教职工下发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表示各系教师均可以个人名义到影音部选看任何影音部所收集與置备的教学电影和教学幻灯片进行备课，并可以带领全班学生到影音部放映教室上课。除放映电影外，还备有反射、投射两用幻灯机，教师可自备图片，或实物标本，或用自制或收集的幻灯单片，在讲课时配合放映。而孙明经、罗静予、杜维涛三人为了更好地将电影播音应用于教育教学中，时常发起供影音工作者共同交流讨论分享的座谈会[4]，座谈会不仅仅使各位电教工作者之间可以相互沟通，自由参加的金陵大学影音专科班的学生也能从中获取在课堂学习中无法学到的内容，开阔视野。同时，学校成立了广播台——“大学之声”，建立了更强的人才团队和国际关系。
四、结 语
笔者通过对存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中的部分相关历史资料的梳理和理解，希望进一步了解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鼎盛发展以及如今教育信息化的到来都离不开金陵大学以及相关前辈们的努力。金陵大学历经种种艰辛，经历过低潮也到达过鼎盛时期，虽然最终在当时的政治因素影响下难以避免走向衰落的结局，但是在学科发展的整个时期，还是有许多的经验和精神值得当代的电教人学习的。
在同时有好几个院校开设电化教育课程的民国时期，金陵大学能成为极具代表性的电化教育院校，说明其在发展方向上的正确引领。即使战乱时代如此艰辛的条件下，学科的前辈们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教学。从最初仅仅为了推广、宣传，到受到启发将电影引进课堂，再到翻译外文电影供国人更好地理解电影内容、享受观影过程，最后开始让大家能够看到国人自己拍摄的电影，是前辈们扎实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理念将电化教育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前辈们非常注重电影的宣传、推广和普及，并且有一套合理、科学的方案和流程。在校内利用工具让教师能深刻体会到将技术应用于课堂的效果与优势;前辈们将电影在校外公共场合进行播放，将这种技术带给社会，让更多的人体会到电影带来的震撼。这样的理念与方案同样可以应用到今天。我们也可以参照前辈们的方法，一方面要说服家长、其他学科
教师、学生在日常的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有效合理地应用技术;另一方面也要向整个社会进行信息化普及，让所有人都有着将技术融入生活、融入教育的意识和能力。
如今的我们身处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智能时代，教育信息化已成为电化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其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是以往电化教育阶段所不能比拟的[16]。最后，用笔者所拍摄的资料中表明当时电化教育核心思想的话来作为结尾：我们做的和我们将要做的都聚焦于重建民族，促进世界和平。视听展览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捷径。没有语言障碍，它本身就是国际友谊的语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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