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历了血与火的时代，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历程的“红色档案”的保护与留存历经千难万险，非常不易。这些“红色档案”在白色恐怖下、烽火硝烟中保存下来，创造了中国档案史上的奇迹，被传为佳话。
陈为人呕心沥血守护“中央文库”
1932年下半年，中国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白色恐怖极其严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但是，我党自1921年成立后10多年间的机密文件和档案资料，不能随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出去，只能暂时存留于上海。当时，党内称这些机密文件和档案为“中央文库”。
为了保护好“中央文库”，中共中央决定安排具有丰富地方革命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陈为人和他的妻子韩慧英担任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担负起秘密保护“中央文库”和档案整理的工作。当时，在中外反动势力盘踞的上海，做这项工作非常危险。出于对“中央文库”安全的考虑，也是为了陈为人夫妇的安全着想，党组织决定陈为人不再参加党的其他活动，专职负责此事，对外联络由韩慧英承担。
陈为人是湖南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同张太雷等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4年起曾先后在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和中共北方执委会工作。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往东北筹建中共满洲省委，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8月，他又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举办的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中的学员，多系苏区和白区的中共地方军委和中共中央机关直接选送的干部，每期30人。陈为人对党无比忠诚，从事地方革命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中共中央就把保护“中央文库”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
为了把“中央文库”保护好，陈为人和妻子在上海以开设具有湖南特色的湘绣店作掩护，夫妻俩白天扮成商人打理生意，夜里关起店门，在密室里整理中央文件和档案。陈为人对妻子说：“我们受党的委托，定以生命相护！”
1935年2月，韩慧英在一次外出接头时不幸被捕。为保护中央文件档案安全，陈为人立即转移文库，并以每月30块银元的高价租下了上海小沙渡路一幢两层洋房，作为新的“地下文库”。妻子被捕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地承担着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生活最艰难时，他常常悄悄地到离住处较远的菜市场捡拾别人留下的菜叶，带回来充饥。艰险的工作环境和多年的劳累，加上以前曾经被捕遭受牢狱之苦，陈为人的身体严重透支，患上肺结核病，经常咳血不止，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生命守护着“中央文库”。直到1936年下半年，陈为人终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当他把一箱箱文件和档案完整无缺地移交给党组织时，自己却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昏死了过去。1937年3月，陈为人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1950年，这批历经磨难、保存完好的“中央文库”文件和档案，由中共上海市委派专人护送至北京，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后被保存在1959年建成的中央档案馆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早的一批档案。
红色档案的“长征”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开始了战略突围性的长征，中共中央机关相随转移。长征，经历了世所罕见的千难万险。在极其艰难的长征途中，保护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文件档案，也成为一项硬任务。为使党和红军的重要档案文件随长征转移，并得到保护，同时又能保证部队轻装突围和作战，中共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出命令，对各部队携带文件的数量作出规定，要求既要携带好重要文件档案，又要轻装前进。中央军委依然保留机要科，负责日益增多的机密电报文件的摘抄和保管工作，并组建了一个专门运输队，负责文件档案及其相关物资的运输工作。这个运输队，一边运输保护文件，一边随军作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不少同志为了保护“红色档案”，在长征途中牺牲了。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秘书也随身携带和保存了一部分文件档案，毛泽东十分重视档案的保护和收集，他把一对装着档案文件的竹编箱子带在身边，箱子中不仅有中央重要文件，还有长征之前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写的《长冈乡调查》《兴国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的手稿。他说，生命可以牺牲，但这些档案文件是不能丢掉的。这两箱档案文件，伴随毛泽东长征，历经艰险和磨难，被带到了陕北。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经历“长征”的红色档案，被保存在1959年落成的中央档案馆里。
抗日烽火中“红色档案”保护与运用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是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侵略，尤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疯狂扫荡，也给我党的档案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异常艰难的形势下，我党一直重视档案材料的收集和保护，中共中央秘书处于1938年成立了材料科，专门负责收集、保存党的历史档案和当时的文件。中央秘书处还成立了档案室，作为专门管理历史档案的业务机构。1941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党中央对中央机关档案集中管理工作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决定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的档案集中到中央秘书处材料科统一管理。
为了更好地发挥档案文献的作用，使之为党的建设和抗日战争服务，经党中央研究决定，中央秘书处担负起了党的历史档案的整理编辑工作。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套党的档案文献资料汇编，并先后在延安出版。两套“汇编”，收集了大量党的档案文献资料，总计400多万字，首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点划定档案文献选编范围的形式，成为党的历史文献和档案编辑的开山之作。两套“汇编”被列为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和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必学读物，并为1942年2月开始的党的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学习材料，也为党的“七大”的召开提供了文献资料上的参考和借鉴。这足以说明我党对档案文献整理以及运用工作的高度重视。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也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设置了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确定人员编制，负责档案管理、整理、保护和运用工作。有的抗日游击区还设立“临时档案室”，将装有档案和文件的箱子背在肩上，随部队打游击，被戏称为“游击档案室”。可见，在艰苦的抗日斗争环境中，我党的档案工作丝毫也没有放松，而是克服许多困难，经受了严峻考验，在抗日烽火中得到了加强。
解放战争期间“红色档案”的转移与保护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在完成其军事部署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8个月作战，人民解放军迫使国民党放弃了全面进攻计划，国民党于1947年3月将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放在南线两翼，即山东和陕北。在国民党集重兵对陕北进攻时，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实行战略性疏散转移，而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机关在延安十多年间积累的大量档案文件，作为党的宝贵财富，也需要安全转移，妥善保护。
为了做好特殊时期党的档案文件的安全转移和保护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特地召集中央秘书处的同志，专门研究档案转移和保护工作。在听取中央秘书处专题汇报后，刘少奇说：“档案必须保证安全，但又要区别对待，可以把档案分成四类处置，既重要又机密的是一类，重要而不机密的是一类，机密而不重要的是一类，既不重要又不机密的是一类。最重要的，非确保安全不可的叫做甲类；重要而不机密的叫做乙类；不很重要，可以在紧急时候予以处理的叫做丙类；立即可以销毁的叫做丁类。”在战时紧急情况下，通过分类对档案进行保护和处理，是客观而明智的，对确保档案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特定形势下，朱德也指示中央秘书处：“在战争期间，保管档案安全第一，在危险时宁肯烧光，决不能让敌人得到片纸只字。”周恩来也专门询问档案的转移和保护情况，并叮嘱中央秘书处处长曾三：“你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档案。”
在中央领导的指导和关怀下，中央秘书处材料科的同志们誓与党的档案共存亡。他们在一个警卫班的配合下，舍生忘死地保护着核心机密档案。他们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先把这些档案转移至晋西北兴县的一个红色堡垒村里，到1948年5月，又将这些档案全部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保存在中共中央新驻地。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档案的转移任务。这批经历战争硝烟的“红色档案”，最终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