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林放在新民晚报上的《未晚谈》专栏杂文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作品和认真爬梳的基础上，比较确切地概括了《未晚谈》的选题取向，基本上反映了林放在这个时期的关注重点和创作实践，即对“文革”余毒、封建思想诸类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把握时代风云，紧扣改革开放社会现实等。
【关键词】林放 杂文式评论 《未晚谈》 选题取向 深刻反思 紧扣现实
林放（1910—1992），原名赵超构，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杂文专栏作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长达近60年的新闻生涯中，坚韧持久地在他所开辟的《未晚谈》、《今日论语》、《时事随笔》、《随笔》等专栏上，不断发表小言论和杂文。这些专栏文章，讲时效，切时弊，语短意新，独创一格，形成新闻性很强的随笔式杂文，被称为“林放式杂文”。
选题是选择专栏杂文所要论述的事物或问题，它规定专栏杂文的论及对象和论述范围，他主要从整体上回答“写什么”的问题。面对形形色色的事物或问题，如何确定杂谈对象和相应的论述范围，可看出作者在某个时期关注社会的侧重及程度。选题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杂文所产生社会作用的大小。合理的选题取向，需要关注“热点”社会问题，与时代相呼应。“杂文的作者也是时代的候虫鸟。”《未晚谈》的选题取向，基本上反映了林放在这个时期的关注重点和创作实践，一方面深刻反思“文革”余毒、封建思想诸类问题，另一方面把握时代风云，紧扣改革开放社会现实。正因为这些专栏杂文切合时代脉搏，努力替群众发声，才在读者中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
一、深刻反思 发人所未见
林放“文革”期间虽饱受磨难，仍雄风不减当年。尽管深知写杂文是要担当一定风险的，但他还是在古稀之年举起了自己那支不同凡响的笔。
正如真正的杂文家应当是思想家一样，真正的杂文也应当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是做不了杂文家的。因此，独立思考、求异思维是杂文家必备的素质。同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噩梦之后，林放睁开了眼睛，重新开始独立思考，深刻反思，写出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杂文。
“文革”给许多人留下精神创伤，特别是那些久未落实政策的人。但是有人却指责这些人“揪住‘文革’不放”。林放借巴金的话“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给予驳斥。在《噩梦》中谈到朱光潜先生去世前曾经精神恍惚地说“他们在准备开我的批斗会了”，从而指出，这位学问家所表露出来的恐怖感正是那一代人的噩梦。当看到《人民日报》登载某市一个区统一印发的“幼儿园招生登记表”中，在“父母情况”一栏下赫然印着一个项目“有无重大历史问题，结论否”时，林放敏锐地感觉到“文革”虽然过去好些年了，但是“左”的阴魂不散。他在《临表涕泣》中尖锐指出，这是一张“左”气腾腾的登记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年动乱中那种罪及妻孥的手法。
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民族，虽然这不免带来因袭过重的弊病，但也赋予我们民族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林放新时期杂文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感。比如前面论及的新时期对“文革”的反思。而新时期反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对几千年封建余毒的反思。
在《小仙姑不必脸红》、《“灵姑破案”及其他》等文中，不仅反对其中的封建迷信，更关注的是在小仙姑和灵姑背后的昏聩干部和不正社会风气。在《“父子军”与“夫妻店”》中批评那种把家属子女安插在自己所在单位工作的“父子军”、“夫妻店”现象，实质上是“封妻荫子”“封建时代的老规矩”。面对许多人津津乐道包公、伯乐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芝麻官时，他敏感地嗅到其中的封建气息。他在《“为民做主”还是“以民做主”》中说：“崇拜清官，只不过是为了做稳了奴隶，岂有他哉！”
他在《结拜兄弟》中形象地用梅毒比喻封建思想。在《再说“漫画与民主”》中指出为我国政界名人画漫画被视为禁区是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漫画与民主》中，他不无幽默地建议“英雄、劳模、文坛名人、著名演员……可以优先入画。慢慢的大家看惯了，被画对象的修养也提高了，那就可以扩大范围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林放在新时期对封建思想的反思及其流毒的剖析，贯穿的是这种为前瞻而回顾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并非时下某些杂文流行的引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经典。它一方面是苦苦追寻内心深处、思维底层的历史根源的自省力；另一方面是不断探求、测定自己所处时空位置的外察力。这种历史感绝非简单地回顾历史并与现在相比较，它更执著地探求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它还带有前瞻性质，不把自己放在历史的终结上，而把自己看作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
二、紧扣现实 富有时代感
林放文章中充满“文人论政”色彩。他满腔热情，积极参政议政，坦诚进言，以他独有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言献策。他在《“老家伙”应当多说话》一文中表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多献诤言，多出谋献策，对官僚主义要敢于抨击，对不公平的事情要仗义执言，对青年子弟要多讲一点新旧社会本质的区别，直到盖棺为止。”几十年来他都是这么做的，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仍杂说不休，笔耕不辍。
改革开放是中国新时期发展的主流。有关改革开放的议论在林放新时期杂文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谈到改革，他主张改革应该允许试验（《允许试验》）；追究“红眼病”的根源，认为仍然是“左”，是改革中的障碍（《红眼三病》）。在谈到改革人才，他赞扬那些敢于创新的改革者是不墨守清规戒律却能得成正果的鲁智深（《吃狗肉的和尚》），而不是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参也鲁》）。
他鲜明地坚持对外开放的立场。当有人提出“洋化会带来奴化”时，他的《“洋”未必“奴”》举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加以驳斥：“我们每天使用的钢笔，这本来是洋货，但是现在已经普及到小学生了。能说使用钢笔也跟奴化有关吗？”但是他诅咒那些“我们在悉索敝贱，绞尽脑汁，动用那么可怜的家当搞四化，他却在那里徙倚华洋之间，乘机捞一票”的西崽（《西崽相》）。当他再次见到报上披露出卖国家利益的西崽时，他又拍案而起，“我还要诅咒”（《我还要诅咒》）。他在《“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中为“海外关系”正名，使千千万万因海外关系受到迫害的人感到温暖。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必定纷至沓来，却也难免夹带着许多有害于社会主义社会肌体健康的病菌、病毒。他敏锐地提醒人们：“不该捞到篮子里就是菜”（《也谈拿来》）。他鄙薄那种“钞票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新观念”，认为以金钱为基础和以权势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同样是扭曲人性的，一针见血地指出“钱与权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新观念”》）。当闭关自守的政策为改革开放所代替时，有些人突然从夜郎自大而变为崇洋媚外。他以锐利的笔锋，分析抨击了诸如此类的现象：“谁有港币，谁就是他的重生父母”（《有券便是娘》）；“一个人、一件事、一本书、一篇论文一经洋人品题，就好象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似的”（《说捧场》）。
思想的敏锐、观察的深刻，使他能够对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作独到的分析并给予无情的鞭笞。当别人还在因高干子弟在深圳吃不开而欢呼封建门第观念倒塌时，他敏锐地指出高干子弟也能利用他们老子的权力开公司搞外汇，照样可以在任何洋化生活中吃得开了。“要知道官气和洋气是可以合流的。”（《官气碰上洋气》）。在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刹一刹保护不正之风的不正之风》之后，他深刻剖析了不正之风的根源，“有大猫以至老虎撑腰保护，于是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了”。（《小猫的屁股可以摸一摸了》）
他始终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关心，眼光锐利深邃，往往能从一件小事生发出一番切实而又发人深思的议论来，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上海的食品市场供应不够丰富，一到夏令就是冷面，一到秋令就是月饼……一定要吃得人发腻而后止。他尖锐指出这是“官商”作风，是体制弊病（《“官商”一例》）。当听到一个公社文书，将红头文件当作废纸出售，换酒吃掉，他觉得“虽然荒唐可笑，也颇可同情的。”因为他不仅看到了文书“吃文件”是玩忽职守，还看到“文件和资料发的太滥了。”（《吃文件》）
随着时代的不同，连骗子也花样翻新。他简要总结了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来骗子的演变。解放初期是扮做共产党员，“文革”后是冒充高干子弟，而最近是公司、中心的经理，再向前看土经理又不如扮港商、华侨、洋老板。“从这些骗术上也可以反映社会角落的一些问题。” （《骗子的演变》）。当那些被骗的人大呼“受骗上当”时，林放戳穿“他们其实是骗子的共犯”，“他们跟骗子进行了一场‘权’与‘钱’的交易”（《愿者上钩》）。
《未晚谈》在思想内容上多论时事，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新闻性，题材十之八九不离报端，针对社会生活中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发表见解，所以他说他的专栏性质“主要是社会批评”，是以“多研究社会问题，宣传好社会主义”为主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