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沙走马楼吴简牍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吴简牍分类和内容中，发掘新的历史痕迹意义重大。该文总结了长沙走马楼吴简诸多的文献价值，并探究了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长沙走马楼;吴简牍；文献价值；书法艺术
1996年7月至12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走马楼西街进行考古挖掘编号22号古井窑中，发现了一批三国时吴国的纪年简牍，数量在10万枚以上。
长沙走马楼吴简牍大致分为木牍、木简、竹简等三大类。如记载户籍类的竹简和木牍，其中木牍所记均为经官吏调查核实后某户家庭成员的概况，而竹简所记则为家庭中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具体情况，其内容可分为居址、姓名、年龄、体貌特征、所患疾病等项，项目的填写也视其在家中地位的主从、年龄长少而取舍。丰富的户籍内容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吴承汉制的轨迹，如丁中制、奴婢制度和黄籍之制等，还可看到后来西晋九品中正制、户调之式的来源所在。官文书木简主要为州、郡、县（国）各级官府及各部门之间往来文书，涉及到征讨平息武陵蛮叛乱、军粮督运、借贷还粮、司法审讯等诸多方面，甚至还提到如步骘、吕岱、顾雍、潘浚等三国早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总的来说简牍内容包括赋税、户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司法文书、君臣屯田、往来书信及公文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各个方面，是吴国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官方文字。它是反映吴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文献，具有重大的历史、学术价值。这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历史宝库，向我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对于研究三国许多重大问题，具有依据与凭证作用，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说：“三国吴简的发现将会有力地推动三国时期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经济关系、赋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预示着沉寂相当一段时日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这些吴简主要是记载当时长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向我们展示出平民百姓的生活画面，在世界史的目光从朝廷转向普通民众，从军国大事转向日常生活的今天，这批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为新世纪的简牍学、档案学、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文献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弥补三国时期文献史料不足
三国之时，战事频仍，史料多毁于兵燹，是以出土简牍之中，三国之物寥寥，仅见者不过数十，且内容甚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书法艺术等，提供了史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著名史学家田馀庆先生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据整理的简牍，墨书纪年为黄龙元年至嘉禾六年（公元229至238年）。这是公元三世纪上半叶吴国长沙郡的一批极为珍贵的档案文书。嘉禾年间正是东吴孙权政权最为兴盛的时期，这批档案真实的而详细的记录当时人民的现实生活、经济关系和社会交往、风俗习惯，为研究东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税赋、户籍、司法、职官等方面的制度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黎石生《长沙走马楼简牍所见户籍检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从走马楼简牍中两枚关于户籍检核制度的木牍内容，分析了孙吴政权检核户籍的四道程序：即经过官吏被书、隐核户口、登记为籍和破莂保据，可见当时对户籍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很严密。文章还讨论了孙吴政权发布检核户籍令的时间和完成工作的期限以及导致户籍“遗脱”的两种情况，上级官员查证户籍检核工作有无讹误的两条途径等问题。
2.走马楼吴简中有许多法制文书，涉及现代法律分类中刑法、民法、经济管理法、行政管理法和诉讼法等门类，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徐世虹《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所见刑事制裁记录》（《简帛研究》第四辑）一文，通过对走马楼简文的考释与解读，指出刑事制裁记录是户籍登记的要件之一，同时也使我们认识了除肉刑之外的新刑种。她的另一篇文章《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法制述略》，探讨了简文中所见的法制状况，（一）自从汉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废除肉刑以来，肉刑虽没有作为国家正式刑法得以恢复，但从吴简民籍登记中所见来看，普遍存在着肉刑，可见成文法在制定与执行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二）吏民田家莂虽不是严格意义是的民法契约，但从记录事项推测，纳税人与国家形成了契约关系，同时明确了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三）许迪盗卖官盐案反映了管辖中的犯罪地原则，县对此类案件只有审讯权而无判决权。这份考实文书说明了上一审级（郡）要求下一审级（县）行使审讯权而将真实结果上报，在结罪的基础上行使判决权，审讯的过程为考问——辞服——结罪。王子今、高大伦《走马楼许迪割米案文牍试解读》一文，对涉及吏许迪挪用仓米案木简作了分析，参考众家意见，提出自己的新释文，并就该文书的性质、潘琬的身份职任、盐米的价格比例、“割用”的真正涵义、“五毒”的合理解释等经济生活、吏治状况及刑讯方式诸方面问题，也有精辟的论述，颇为新颖。
3.为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走马楼吴简中经济、司法类文书占了相当一部分，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为研究孙权时代吴国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政治制度方面，根据走马楼简牍记载而推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和地方职官属吏的名称。当时长沙郡上有州，下有县、乡、里，反映了孙权时代的行政体制。其管理的设置，除了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已经很全备，有公曹、田户曹、船曹等，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每一件赋税文书上都有仓吏、库吏和田户曹吏的签押署名，而字迹不同，格式统一，说明三国时期我国已有严密的赋税制度。有关经济方面包括土地赋税、财政开支、钱物供奉调拨、职官俸禄等方面的制度及其实施，在简牍记载中最为丰富，也最有价值。《历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刊出“走马楼吴简研究”专题，发表了六篇研究文章，其中王素《吴简所见“调”应是“户调”》一文，认为户调取代口钱、算赋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而吴国恰处于这一转变之中，因此三者一起征收。孟彦弘《释“还民”》一文，认为所谓还民是指归附之民，即过去曾一度脱籍者。韩树峰《吴简中的口算钱》一文，指出吴简中的口算钱有两类：一为正常情况，即当年就缴者；一为以前拖欠补缴者，吴缴纳的口算钱少于120钱。侯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一文，对两件文书释文作了考释，认为文书揭示了孙吴政权对“吏”及其家人的严格控制，有助于把握汉末以降人口分割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汪小烜《吴简所见“肿足”解》一文，指出“肿足”是一种足病，即现代医学中血丝虫病，患病之人无法服役，因此可以复除。刘聪《吴简中所见“关邸阁”试释》一文，认为关邸阁负责储存粮食，政府所收粮米经由仓吏转手，交至关邸阁，也可能与关税有联系。
4.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也有重大意义，简文书写者多为社会下层小吏及普通百姓，随心信手，无拘无牵，主要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但结体和用笔也旁杂了行草等其他书体，绚丽多姿，点画之间或断或连，自由奔放，天然成趣，毫无造作之感，与汉魏碑刻之严谨庄重迥然有别。
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一文，利用十几枚清晰的楷体简牍，指出三国吴简文字结体和笔法都极近钟繇《荐季直表》及《宣示表》，毫无疑问受钟繇的影响。我们不仅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提供了信实的证据。“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洪鹃《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书体举隅》一文，以偏旁分析法探究了走马楼吴简的分属，通过对各简字例所作的偏旁分析，指出吴简书体基本上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显示了三国时期为我国书法史上新书体的楷、今草与旧书体的篆、隶交替重叠的时期。作者探讨了吴简书体纷陈并揉的原因，认为两汉、三国正是新旧书体交替时期，书家不限于一体，而是兼通各体，在运笔时往往掺杂其他笔法。吴简书写者在文字构形结体上多使用连笔，因此相对于汉碑刻的异体，吴简所呈现的稳定性较高，这也是隶书向楷书迈进的标志。
另外，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三国时期长沙州、郡所辖地域的历史沿革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它对研究中国古代简牍制度，特别是纸张发明后，对行将消亡的简牍制度具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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