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五大批判陈独秀之说由来已久,称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写出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判由此而起。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根据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共五大的首席代表罗易所写的报告,中共五大没有成为对陈的批判大会。作为中共五大批判陈独秀之说中的主要依据——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在其中的一些观点上,陈、瞿没有分歧。当然,在一些问题上两人是存在分歧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共五大是批陈大会。
[关键词]中共五大;瞿秋白;批判;陈独秀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2-0012-03
中共五大批判陈独秀之说由来已久,称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写出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判由此而起。为此说事的也不时出现,但是谜团甚多。中共五大是批陈大会?既然说陈是右倾机会主义,陈又怎能连过三关,先当选为中央委员,又选为常委,再被选为总书记?随着上世纪末联共(布)、共产国际一些档案的解密,揭开了谜团,原来中共五大批陈这重要一节是不正确的。
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谈中共五大没有成为批陈大会
这里,我们先来看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共五大的首席代表罗易是怎样谈这次大会的。
众所周知,罗易曾竭力要免去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中共五大之初,罗易和另一代表多里奥就商议把陈独秀调到莫斯科。他在中共五大期间还在某些老的中央委员中活动,要求他们不要选举陈。就是说,罗易的企图是要“换马”,绝不是亲近陈独秀的人。所以他讲的中共五大过程,绝不会庇护陈独秀。罗易在中共五大刚刚结束的1927年5月12日就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内称:
“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到达汉口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共产党的中心——一个中心在上海(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第二个中心在汉口(以若干中央委员为代表),汉口的中心那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说是存在领导危机,说是非撤换领导不可,他们普遍对中央委员会表示不满。但是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在同个别同志私下谈话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了解到:㈠两个中心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或政治分歧;㈡关于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
在陈独秀同志到达之后,(笔者注:陈独秀是4月5日之后从上海启程赴汉口,抵武汉时间当在8-10日间)情况急剧改变了,不久以前还迫切要求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中国同志的共同愿望是:不要使关系紧张起来,不要重新提出过去争论的问题。在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问题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原来中央委员会曾经通过一个决议,规定在4月25日召开代表大会,没有取消这个旧决议的新规定,当代表们已经开始向代表大会集中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不预先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就开会(尽管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住所隔壁召开的)决定:代表大会延期召开,必须把所有已经向代表大会报到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派到各地去。这个迹象说明,党的领导集团没有准备公开讨论全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个别代表提出的问题。……代表大会是在4月28日开幕的。”[1]
此报告还就大会实际过程作了如下表述:“相当多的同志就会上提出的所有问题发了言,发言水平都相当高,争辩个人琐事的一切尝试均被排除,只讨论主要问题。”[2]
这里明明白白告诉人们:“个别代表提出的问题”没有讨论。过去争论的问题不要重新再提。到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参观,据说瞿秋白把他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印后发给每个代表,但没有迹象说瞿秋白用此来批判陈独秀,中共五大没有成为批判大会。
从《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看,瞿秋白与陈独秀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并没有分歧
随之,我们来看一下中共五大批判陈独秀之说中的主要依据——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究竟说了些什么?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包括《谁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关于“三大”党纲》等。
在《谁能领导革命》中,提出了中国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抑或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都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此观点从何而来?在中共二大时对民权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不清楚的,只感到分两步走是个实事求是的决定。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来自1923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其中第5点称“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3]。由于指示迟到,于是有了结合实际进行阐述的论文。瞿秋白于9月23日发表《自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文,在“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中,称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独立。指出当然不是在某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就算得了领导权;而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4]瞿秋白的这篇文章,并不证明他与陈独秀在领导权上有分歧。恰恰相反,陈独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体现领导权的措施。因为瞿之文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化就是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论国民运动及国民党》中的论述,瞿以引陈独秀文作为结束,称之“现时必定要”按此进行。
陈独秀之文是:“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于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斗争到政治的斗争。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的宣传‘国民运动里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目的’。”
不仅如此,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更总结了中国自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四大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斗争,以《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为题发表于1924年12月的《新青年》季刊上,得出教训就是必须有无产阶级领导。进而陈独秀在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而同年的五卅运动,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所以民主革命需要在无产阶级领导问题上,陈、瞿没有分歧。
从《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可以看出,瞿秋白与陈独秀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不同看法
瞿秋白与陈独秀在一些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共五大是批陈大会。这些分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瞿秋白认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就牵涉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战线就会抑低工人、手工业者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就失去领导权。所以“革命现在的职任,非仅反对买办,而是要推翻买办,同时已进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阶段”。“要不断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5]瞿秋白忽然主张中国的革命不能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之说,也是源于共产国际的布哈林。那是1926年12月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提出中国现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成为革命中的盟友。可是中国的革命恰恰需要重视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民族资产阶级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少了这个法宝,革命就会挫折。在那个年代,统一战线属初创时期,得得失失在所难免。
二是关于对陈独秀提出的“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的“死公式”的认识上,瞿秋白曾经几次提出指责。从陈独秀提倡、推动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点就是要警醒中国人民。辛亥革命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在人民中间开展思想工作。要使人们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说革命中实现党的领导,也离不开宣传。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个基本程序是应该遵守的。而瞿秋白从武汉时期到他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行动就是一切,罢工、暴动就是目的,为罢工而罢工,为暴动而暴动,不必问为什么,不管实际,于是一手是命令主义,一手是惩办主义,被归类为盲动主义。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时间短,随即检讨,所以第一次“左”倾路线瞬间即逝,不过他反对“先宣传、后组织”的观点一直继续到1929年,他在莫斯科对陈独秀缺席批判时又重提此论;直至那次会上,鲍罗廷发言后被主席当场点名,批判转向鲍,从此以后再未见瞿秋白重提此论。“先宣传、后组织、再行动”被说成机会主义,当然不能作为经典之论。
三是关于“孟塞维克独立观”。孟塞维克者,机会主义是也。这里是说共产党采取参加到国民党内进行党内合作时,中共党内同志大多持有异议。陈独秀、李大钊等专门致函共产国际东方部,反对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后因共产国际以命令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但是,共产党内大部分同志思想上仍有保留。而瞿秋白是当时党的领导干部中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决定的一位,因此借彭述之主义之名直指陈独秀。瞿说:共产党内“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教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进而自己只要独立政治主张,给别人看看我们比国民党好些。只要批评国民党,只要分辨我们不是只做国民革命,还在准备第二次革命;进而主张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资产阶级可以独立,我们也可以独立,两相方便最好……
对军事行动,索性说:你会军事行动,我也会军事行动。广东国民党会做革命中心,我们北京共产党也会做中心。何苦如此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是独立的呵!阶级应当和中国民族对立的呵!
1925年五卅运动过程中,陈独秀重视军事工作,设立军事机构,至1926年10月,更明确地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而瞿秋白则认为有了国民党的军队何苦再去抓军事行动。所以,瞿秋白虽然也说要武装力量,但主要是国民党的武装,而不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这是斯大林说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就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就是指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所以瞿秋白不赞成共产党也要抓军事。他把共产党抓军事视为是孟塞维克独立观。这一批,只是告诉人们瞿秋白与八一起义的准备无关。
四是关于组织纪律问题。瞿秋白称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这是攻击,以致谩骂了。斯文的瞿秋白为何取这个态度?由于1924年中共中央执委会有一个《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信的决议》,内称“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同志在广州在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重点是对俄共代表鲍罗廷,称他过高估计了国民党中派的作用而达成妥协……以及鲍罗廷不与中共中央讨论和对国民党的态度,单独行事,即使不犯错误,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
瞿秋白对此决议很反感,他说:那种区归区,地方归地方,农委归农委的一套公式,按公式,一切服从党,党即区委,区委即书记,按公式,某机关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归某级党部管理。他比喻说工会派到杭州工作,有重要的活的作用,应加入杭州总工会,然而组织系统应属于江浙区委,那末怎么办呢?自然是服从江浙区委,否则“破坏组织系统”或“违背党”。这里意指他和鲍罗廷在广州工作,就应归广东党组织领导,而现在就是用破坏组织系统,违背党来对待瞿秋白和鲍罗廷,是书生主义,不知道活用。他确实与广东党组织联系,由鲍罗廷向广东支部作了一次关于国民党工作的报告。中共广东支部全体会议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了决议,决议称:“听了鲍罗廷的报告后支部认为鲍罗廷对中国南方政治局势的估计和他拟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会议还确认鲍罗廷同志就我们中国党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工作问题作出了实际结论是正确的。”从这个决议看那个年代,只能说在组织原则上是含糊不清的。涉及两党关系,涉及中央与俄共代表对当前国民党各派力量的分析、判断,对问题的处理原则,一个地方支部怎么可以横插一杠凌驾于中央之上自作决议?这种以听报告来作决议,除了捧场、恭维,很难有其他选择。这种设计者与执行者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是不及格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党的组织纪律已经比过去严密得多。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只能说明党纪有着它的历史进程。从创建党开始,组织纪律问题始终萦绕着一部分党员,因为纪律限制了自由而退党的自有人在。这里的愤慨、不平,只是说明组织纪律的建设过程留下的印记。至于说因为讨论某种事务,忽略了某一手续,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出辕门斩首”,这个比喻夸大失当,陈独秀并未因对瞿的决议而压制他发挥才能,而在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上谈中共四大,体现出陈独秀对瞿秋白的尊重,出乎瞿的意料。中共四大时提名推荐瞿秋白为中央委员。瞿秋白高兴地致函鲍罗廷,他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参考文献: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21—422.426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56.
[4][5]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1.328—329.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