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统战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四个主要城市通过文化手段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统战工作的开展。其在运用宣传媒介，组织干部培训，以及调动文化界力量，开展民主运动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文化统战；解放战争；广西；特色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3-0015-03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也一直善于利用这个法宝，以达到最终战胜敌人的目的。它作为一个政治联盟，其活动的手段和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文化这一特殊的途径，团结一切可靠力量就是其主要手段之一，也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统战。其具体含义就是指“以文化为手段，引领和感召广大群众组成广泛的政治联盟，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地下党广泛组建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广西各阶层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和地下斗争，为配合广西的最后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桂林、柳州、邕宁（现在的南宁）和梧州等四个中心城市的地党下斗争史料，以揭示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城市文化统战工作的特色，为今后广西城市文化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特色之一：即充分利用宣传媒介，传播革命思想
这个时期，广西各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委员会比较“大胆放手展开宣传攻势，揭穿敌人的一切阴谋，向人民指出‘反动政府即将崩溃，人民民主政权即将建立’的前途”。而且随着解放的临近，不断扩大宣传政策，尤其是工商业政策，以及对新解放城市的管理政策。
当时，广西各主要城市地下党采用的宣传途径多种多样，主要有柳州的《少年音乐》、《广西日报》（柳州版）；桂林的《民主生活》、《少年生活》、《广西画报》，《广西日报》（桂林版），《桂林工商报》、《收获》以及《民主星期刊》。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广西日报》（柳州版）、《广西日报》（桂林版）和《民主星期刊》。《广西日报》（柳州版）其社长是共产党员罗培元，《广西日报》（桂林版）社长则由民主人士石兆棠充任，两个报刊均由党员或民主进步人士掌控，都“坚持进步立场，以国共《双十协定》为依据，宣传和平、民主，支持各地的爱国学生运动和人民群众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1］(P5)《民主星期刊》是民盟广西支部于1946年1月12日创办的机关刊物。该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民盟和中共的政治主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在广西进步人士中有很大影响”。［1］(P5)
“有方向、有重点地散发大批油印传单”也是广西各城市地下工委加强政治宣传攻势的重要手段。如1949年11月，随着解放攻势的加大，为配合解放进程，南宁市工委分别在二十五日和三十日分两次进行大规模散发传单。传单内容包括“约法八章、告国民党官兵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告南宁人民书、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散发方式除了采用“邮寄、张贴”外，还“创造了用小孩玩的弹弓射入邻家，及在黄昏街市最热闹时，由最高的楼上投大批的文件下来，恰似飞机散传单一般”。一时间，“商店、机关、团体、学校、住户、街头巷尾、公共场所、汽车、厕所到处布满了传单”。此外，他们还在广西大学通过“壁联新闻、大时代两个壁报，及收录广播去进行对我党政策的宣传，并揭穿敌人的阴谋，使西大的员、生、工、警都能了解我党的政策”。［1］(P197)广西大学进步学生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沦陷区见闻”等谣言，举办了“壁联新闻”来反驳敌人的谬论。总之，这些宣传攻势对于“稳定民心和瓦解敌人都起了很大作用”，以至于“各市都有一批军警起义投诚”。［1］(P268)
除了以上两条途径以外，一些地下党工作者还和民主人士联合，在四个市区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印刷和发行机构，直接发售进步书刊。其中最突出的是桂林的文化供应社。该社的主要管理者和编辑均为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实际上是抗战争时期中共桂林地下党的一个文化出版机构，刊发书籍有《窃国大盗袁世凯》、《论联合政府》、《新华日报》、《民主》、《新道理》等。这些书刊的发行量多、影响大。［2］八桂书店是由共产党员黄经柱在1946年三、四月期间创办的。该社先后出售的进步书籍有《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毛泽东传》、《列宁文选》等。这些进步书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
特色之二:即注重培训青年骨干,提升干部素质
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表明，青年学生一直是革命的主力军。如在五四、五卅、一二.九等运动中，运动的主力均为青年学生。他们“特别富有政治的敏感性，比较一般的目不识丁的人们能更早地觉悟起来，进行反抗，并在革命中起先锋作用”。［3］但由于广西属于中国西部山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广西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不少缺点，如“懦弱”、“保守”、“眼界不远，且胸怀狭隘”。当然，由于多出身农村，他们也“多能养成刻苦耐劳的朴直风气”，并且由于广西开化较迟，他们也受封建习气影响少，“一经启蒙，则进步快”。［3］
1949年1月，广西根据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在桂林召开了全省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一项议题就是要求加强青年革命干部的培训工作，并提出举办定期的学习班和组建学习小组等两种主要培训方式。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桂林、柳州、邕宁和梧州四大城市的地下工委负责人，以及广西大学和南宁师范学院两所高校的地下党负责人，共计十二人。根据会议精神，这些负责人回去后，立即着手开展干部培训工作。［1］(P211)
柳州干部训练班于当年的2月初开办，负责人便是上面参加城市工作会议的负责人梁山和胡习恒二人。该训练班调集各单位党员干部16人参加。主要内容是传达和学习一月会议决议，结合检查工作，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党性和纪律教育，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观念，并根据柳州具体情况布置工作”。［1］(P211)同年，桂林也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培训内容主要是“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党中央关于‘再有一年的时间，便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估计’，和省城工委在桂林召开的一月会议决议”。由此可见，组建学习小组的培训方式达到了“改造干部，提高干部”的目的［1］(P97)。
特色之三:即调动文化界力量，广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深刻分析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之后，于8月25日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坚持和平、团结、民主，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4］(P258)。同时，广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开辟反蒋独裁的第二条民主路线。广西也将几大城市列入民主运动的重点领域。截止1946年，广西四城市工委在主要城市共建立了36个支部，其中34个支部是属于文化与教育界。可见，调动文化界，特别是学生的力量，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是当时最关键的因素。根据资料统计，1945年8月—1949年10月间广西各城市文化界的爱国民主运动情况大致如下：
从上来看，以上的文艺界以及学生运动具有以下特点：
1能结合形势发展需要开展斗争
学生运动往往是根据党的政策以及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运动的中心。如上面桂林文艺界联合等组织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平乐中学的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示威游行等都是围绕这个主题。1947年秋冬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中央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广西城市工委也作出了《加紧努力，迎接新形势》的决议，要求学生运动“大胆放手发动斗争”［1］(P17)。桂林汉民中学、桂林师范学校、柳州高中反对校长侵犯民主权利的运动等都是不再是反内战的主题，而是争取更大的民主权利的斗争。
2斗争中注意斗争策略地灵活运用
广西城市工委领导学生运动时候，善于“把握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发动斗争前，要求“需有充分的理由”，并“经过酝酿”，而且“尽量减少政治色彩”［1］(P111)；斗争中做到“不张扬，但又不保守害怕”。［1］(P114)如中共南宁师范学院支部在总结他们的“护院”运动时提到：开始他们的运动是以反对将桂林师范学院改为南宁师范学院的名称，后来由于名称改动后，由于将原来属于第三区的桂林管辖，变动为属于第四区的南宁，这样，教师的待遇就要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将保护院名的斗争和争取提高待遇的斗争工作结合起来，而且以后者为主”。因此，他们的“护院”口号也就与“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一起提出［1］(P149-150)。
3斗争的成效比较大，但是也有部分运动中存在斗争技巧粗糙的现象
从上面表格来看，学生运动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参加运动的多是在校学生，年龄较小，大多“缺乏社会经验与工作经验，特别缺乏执政工作经验”［1］(P187)。因此，部分学生在运动高涨时，不容易控制自己情绪，易冲动，而产生过激后果；而在运动低潮时，又容易情绪低落，有懦弱表现。
［参考文献］
［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西党史从刊—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2］覃展.抗战胜利后与召老相处的日子［N］.桂北日报，1951-1-14.
［3］陈枫.中共柳州地下党简史(第161卷)［Z］.柳州档案馆藏.
［4］黑龙江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史资料资料选篇(第5辑)［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杨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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