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很多文化制度都面临着新旧交替，旧的制度正在转型，新的尚未定型，导致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同样，婚姻家庭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种，也出现失范的现象。本文以S村作为田野点，对该村婚姻伦理失范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对婚姻失范类型分析，探析其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婚姻伦理失范；社会环境；贵州黄平
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1-0035-06
前言
失范（anomie）作为社会学研究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并引用到社会研究领域中[1]。该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环境有着不同的含义。迪奥（Jean Marie Guyau）指出，“把失范理解为是一种有创作力的新生事物，是对僵死的观念的一种挑战。他认为anomie不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也不是当代社会中的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非常好的性质。在宗教领域，理想的宗教应该是一种失范状态，也就是个人的自由解放。”[2]他强调失范的作用是一个正向功能。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失范概念与迪奥是相反的，他指出失范是道德的对立，他在《社会分工论》中强调“现代经济生活存在着法律和道德的失范状态，这些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涂尔干认为无政府状态明显是一种病态现象，因为它是与社会的整个目标反向而行”。[3]涂尔干给出自己对失范的理解，失范并不是正功能的表现，而是对社会秩序起到负作用的一种力量，规范是对个人行为约束尺度，并不是无线放大对自由的追求。
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文化目标——制度手段”的行为失范形式，在他看来，研究失范的目的，就是要将具有偏离正常轨道的社会行为以及其失范的文化根源揭露展示。其失范的根源是由文化、社会结构的作用功能失调，使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处于不平衡形式，使得社会成员在具体行动中无法使目标和手段和谐调整，促使各种行为的偏差出现。当我们按照文化目标的成功标准来行动时就会出现失范现象。
我国正是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都面临着转变，处于这样一种新旧文化制度更替空档期，很多的文化问题凸显出来。贵州黄平S村的婚姻文化也同样出现新的问题，呈现出来的特征十分明显。
从相关学术论文来看，从失范角度来研究婚姻的成果甚少。闫玉、姚玉香指出婚姻越轨内容像家庭暴力、违法婚姻、早婚现象、重婚现象日益攀升。对婚姻失范现象从性别文化因素来分析，性解放的思想泛滥引诱、妇女解放的误读以及女性依附心理的残余、男权主义思想残余等思想影响着现代婚姻之稳定性[4]。王羽薇指出南疆维吾尔族婚姻道德失范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婚姻伦理演变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早期封建父权制、宗教以及国家婚姻法的调适等因素是造成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婚姻状况，作者提出重构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观，从原则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相统一，坚持男女平等及一夫一妻制度。通过教育、新型婚姻伦理塑造来引导人们的婚姻观[5]。
吴芳给出婚姻越轨的概念，把婚姻越轨分为三大类：纯粹利益交易型、真情感类型、性欲满足型。婚姻道德市场化是其激增的根本原因；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是重要因素；非道德主义思潮是婚姻越轨的诱因。对婚姻越轨行为提出一些道德原则，忠实、尊重与责任、性权利原则等[6]。周葵认为婚姻越轨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并提出处理婚姻越轨中出现的冲突行为道德是无力状态。一般出现婚姻冲突后，夫妻关系的调适不会出现双赢局面，婚姻终止后使得双方感情都受到破坏[7]。
一、婚姻伦理失范的表现
笔者调查点位于黄平县东南部，笔者称之为“S村”[8]。S村隶属谷陇镇，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自然村落，村里共有56户，267人。该村属于同一支系的苗族就有龙、雷、潘三种姓氏，潘姓和雷姓人口较少，主要是龙姓，因此，也称之为龙家寨。该村交通十分便利，村寨后方是火车站，湘黔铁路穿村而过，村前还有一条县道通往镇上。当地村民生计方式主要是打工和务农，受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影响，很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或是自己做生意，村里只剩下少许的老人和儿童。从访谈中了解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有火车站的缘故，S村成了当地唯一通电的村落，在当时也算风光一时，受电影、电视传媒影响使得村民思想、眼界很不一样，没有传统社会那种保守，社會风气透露一股时尚潮流。
据村民反映，老一辈把婚姻看得很神圣，不敢怠慢。无论嫁娶什么样对象，只要结婚，注定这辈子无论贫穷还是生死都是对方的人。出现婚姻不忠或是失范行为更是遭人唾弃。因为村寨文化就是无形的制度，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外在舆论监督着你的行为标准。正如75岁LML说：
我们那时没有现在（人）聪明，嫁给了无论是瘸子还是瞎子，从你嫁给他那天起，这辈子就只能是他的人。除非有意外死了，但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孤儿寡母也是自己生活。因为别人也嫌弃你把自己另一半克死了。一般妇女很少单独和男性呆在一起，别人会议论你不守妇道。死去丈夫那些女的以前去镇上赶场不敢和男人一起走路，会被别人骂。男性也是一样，要避嫌。[9]
现在中、青年人的婚姻观就没有老一辈那样保守，这年纪的人大部分接受过小学或是初中的教育，相对于老一辈不识字人来说，他们思想更加的开放。但也会因受教育程度低而无法判断现今社会上过多的迷惑，部分人在婚姻上难免会迷失方向。青少年更是乘上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这趟列车，思想过于开放，部分人甚至对婚姻持无所谓态度。他们追求自我感受，缺少了社会责任感及应尽的家庭义务。
小孩一点不让大人省心，说好（结婚）也是他俩，说不好（离婚）也是他们，把两家大人弄得跟他俩转。女孩子喜欢就非跟男孩跑了，自己还这么小（19岁），跑去几年生了个孩子不想过，又跑了，都没有责任。[10]
据反映，从2014年开始，村寨里平静的婚姻模式被打破，时不时就出现这家要离婚，那家又出事。村里有失范行为的主体是妇女。在当地人看来，导致这种婚姻问题的原因来源于手机（微信）通讯。通过手机聊天，在各个群里认识新的朋友，将生活重心、注意力放于此，结果导致自制力不够的人就会迷失自己。
S村婚姻伦理失范主要表现为早婚、家庭暴力、婚外恋三个方面。离婚率上升也是衡量该村婚姻伦理失范的指标之一，已婚男女两性行为失范是导致婚姻解体的主要原因。
（一）早婚
以往早婚现象在S村属于普遍现象，现在受教育影响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早婚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读完初中不再往上升学的青少年，他们还处于年少懵懂期，对校园外的生活没有太多的经验可言。结交对象后很快就选择同居，父母一般会极力反对他们的结合，结果就是两人跑去外省打工，回来后有些怀孕，逼得父母不得不给他们办婚宴酒。现在的S村是处于男性找媳妇难的状况。因此，很多刚出校门的初中女孩容易“逃婚”（Juk khat），因为涉世未深，很容易被年纪稍长的男性示好，并陷入爱河，迅速与其结婚，过个一年半载就生儿育女。自己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还需要靠父母养活的状态，自己又有孩子，养育孩子的负担落到父母身上。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根本没有责任心，他们不会思考自己孩子该如何养育、教育。基于这样的现状，当地隔代教育非常普遍。再过几年，女孩稍长，见过世面后，她又不安于现状，想跟这男的离婚，父母劝说无果。
一位男性长辈说：“现在有些媳妇真不是省油灯，来了几年后有了小孩后又跑了，把小孩扔给公公婆婆。一点道德没有，这一代人思想复杂的很，没有责任心。”[11]
一位年轻女性说：“我十八岁跟他的，刚跟他时感觉好玩，那时还小不知道要什么，有个人对你好就傻得跟他跑，但是大一点就感觉没意思了，他玩他的，也找不到钱，一天还不准我干这干那，有时跟他要30块钱交话费也不给，我俩天天吵架，感觉不好过就各走各的了。”[12]
从早婚现象来看，青少年不懂什么是家庭负担。这年纪的孩子父母大多40多岁，正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也就导致年轻人没有太多经济压力，把一切负担留给了自己的父母，让父母来承担他们犯下错误的后果。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在当地形成一股不好风气。起初，当事人做这事会感觉难堪，相似情况发生多了也就释怀，感觉无所谓。早婚现象不仅给当事人健康带来风险，也不利于婚姻质量的提高。
（二）家庭暴力
从访谈中了解S村家庭暴力情况甚少。当地有一句话说“你对她好，她都想要走，你再打那不就走得更快了”。
女性在婚姻中失节，也产生家庭暴力。“那女的被打是因为自己原因，她（妻子）经常在外面和其他男的玩，被人看到后，村里人都知道这个女的不靠谱。丈夫忍无可忍后，有次丈夫在街上看到她和一男很亲密，回家喝了点酒后，关上门，把女的打一顿，也因此，他俩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一直争吵要离婚的事。”[13]
一位老苗族女性称：“他以前一喝醉酒就打我，那时家里四个小孩，都在上学，所以压力很大，那时又不像现在这样好找（挣钱）钱，大家都靠种田生活，没有钱。天天忙于农田，干活从早到晚，很累。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他脾气很暴躁，喝酒后你不能说点他不爱听的话，他心情不好就拿你出气。”[14]
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家庭暴力中施暴者主要是男性，女性处于弱势。大多家庭暴力是在男性酒后发生，现今该村家庭暴力危机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婚外恋、已婚两性暧昧不清关系引起的。而传统家庭暴力原因主要是男性社会地位高，女性社会较为低下，家庭父权观念至上，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等造成。一旦妇女观点、行为与自己不符时就会拳打脚踢，用暴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S村传统婚姻观与家庭暴力的发生有了微妙变化，受害者无论是从心理还是身体上都会受到伤害。
（三）婚外恋
近五年婚外情这一现象在S村悄然临场，以往平静的村寨出现了暗流涌动的一股不正之风，以往那种隐蔽的婚外恋开始浮出了水面，暴露于公众视野。这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生活方式改变使得已婚人士朋友圈扩大，接触面变广，这都影响着人们的传统的认知与生活方式。
YCX说：“以前在外面找人这种事在村寨里基本没有，很少。但是从2014年左右，村里开始出现一些不好风气。好多妇女出现这种问题，开始在镇上带娃读书，小孩也大了，整天没事做，出去吃吃喝喝，时间久就会出現问题。还拉帮结派的，就她们那一伙。”[15]
PS也说：“这几年村里这事多了，有些自己男人在外省打工，她在镇上带小孩读书，后面说是怀了个HN老板的孩子，过年时这女的就不回过年，说要离婚。后面没有离成，还是他老公带她去把孩子打掉了，他两个在家人劝说下又好了。”[16]
从调研中发现，该村的婚外恋群体发生变化大多是妇女，一般是25岁到38岁之间，主要是以年纪稍大这一妇女群体为主，她们内部形成一个小团体，出去聚会玩耍时会一同出现。孩子大多十三四岁左右，在城镇里租房子带孩子上学，男性则在打工，与她们处于分居状态。她们平时没有事情做，好玩、好打扮，孩子从某种程度上很少得到照顾。这种生活现状久后就会迷失自我，离婚姻道德的伦理标准渐行渐远，最终出现婚姻伦理失范。这一群体女性在婚姻中的行为失范（出轨），大多还是能得到原谅的（不离婚）。20多岁的女性有了婚外情后，其结果往往是以离婚来终结这段婚姻。
婚外情的发生，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婚姻的破裂，或是直接离婚。婚外情违背了婚姻伦理道德，从小的方面来说，是破坏稳定的家庭，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家庭教育方面，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也破坏家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对于一个社区来说，不利于社区稳定和谐，也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
二、婚姻伦理失范的原因
（一）性解放思想的影响
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给道德婚姻带来不良的影响。其思想理论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人类的性欲是一种自然的本能欲望，应该去满足它，而不是压抑；第二是婚姻是满足人们对性的需要，当事人感觉婚姻符合自己的意愿时，则可使之延续，反之，其可以随时变更；第三是要求爱情的对象可以不断的更换，婚外爱情不仅是“合法”，并且“合理”；第四是性生活不应受任何约束[17]。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有些人开始出现误解与偏激，一味追求个人生活的自由，认为婚姻结合纯属个人之事，不宜受到任何观念的影响。这些人对性自由的解读是，他们不需要对家庭、孩子以及婚姻负任何责任，可以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行为活动不应该受到社会指责以及伦理道德的制约。
由于受到这一思想的侵蚀，极度的追求个人性欲满足，而忽视了两性之间的爱情、责任。对性自由偏激的理解，从本质上只看见两性生理上的需求，而否定了人的社会化，对婚姻伦理、社会道德、社会责任抛之脑后，视而不见。随着我国更加开放自由，新一代年轻人思想受到西方个性思想冲击，对某些文化的理解过于偏激，这也导致婚姻伦理上的失范。从调研来看，当地年轻人对婚姻态度还没有达到这种糟糕状态，但受其刺激，对年轻人婚姻观念来说是极大的冲击，有些婚姻处于“失范边缘”。
（二）西方女权主义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对我国妇女婚姻观也有一定影响，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要求“男女平等”思想更加强烈。妇女们享受平等教育、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以及婚姻选择自主权等。他们从以往依附男性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权利。从劳动力自身解放角度来讲，妇女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有利于妇女自身的发展。通过同等劳动获得经济收入，经济独立也促使妇女们在人格上得以独立，从以往依附男性生活的枷锁里解放出来，对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生活状态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上个世纪，S村妇女在择偶、婚姻时处于劣势一方，源于当时男女比例失调，女性的人数比男性多。从择偶上来说，男性处于优势地位，妇女处于被选择的一方。如今，男女比例恰好相反，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反转”了。S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受新思想及妇女在婚姻中优势地位转变的影响，再加上在生活中从受束缚于男性生活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得到了“自由、独立”，有些妇女开始迷失自己，忽视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在错误的婚姻观念诱导下便出现了越界行为。
（三）社会流动与大众媒体影响
社會流动指的是人们所拥有的财富、权力、职业、社会声望等位置的动态变化的过程[18]。社会流动是一个开放性社会主要特征，也是一个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现象。在传统社会里，受到交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生活、社交活动圈较小，因此，择偶的范围也较小，人们还能够安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现状。随着打工热潮兴起，人口流动频繁，人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社交圈拓宽，加上外出务工使得S村民众有机会接触了外面的世界，视野变得开阔，人际关系得到了更新，人们在婚姻中失范行为也逐渐增多。婚姻伦理意识淡薄的已婚人士失去了自我，为了财富、职业等做出越轨行为。追求个人自由生活的刺激、并在上述错误观念误导下，常做出失范行为或违法的事。
现今，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和媒体也影响着人们的婚姻观。通过电影、电视剧，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对婚姻观的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婚恋观。从调研中发现，特别是现在的微信聊天软件，老少人手一部手机里基本都有社交聊天软件。而微信的视频功能、语音功能等能满足人们日常交流应用。无论是否认识字都不影响应用操作，在一个群里只要你会说话都能参与。群里是来自于不同地区、民族、类型的网友，有些人迷恋其中，整天陷于聊天娱乐的生活而不能自拔，有些甚至与网友出现一些不正常关系，乃至失范行为这样的行文也屡见不鲜。
（四）环境影响
环境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则是家庭环境影响，二则是社会环境影响。婚姻中小环境和大环境对人们思想、行为有着很大的规谏性。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一个良好的村舍环境会给人健康生活气息，人们从不同程度受到熏陶和影响。
家庭环境与家庭教育、家风有着密不可分关系。一个好家风就像一个方向标，引导着家庭或家族向上发展。当婚姻出现越轨行为时，良好的家庭教育就会规范他的行为。就算处于婚姻危险状态，父母或亲属会及时教育，让行为失范的当事人能及时得以悔悟。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积极正能量的人生观的养成是从小在良好的家风中就“潜移默化”的结果。因此，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家庭或者父母，当家庭成员出现不符合婚姻道德行为的问题时，与缺少早期教育不无关系。父母对婚姻不负责的状态也影响着孩子对婚姻态度。
现今，社会的开放性、信息的丰富性，使得社会环境对婚姻稳定性影响越来越大。信息化时代，通讯信息的发达，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状态。当一个群体的社会环境出现多数的婚姻越轨行为时，就会有不良的社会涟漪效应，少数人行为失范会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社会舆论会制约他们的行为，社区文化会影响他们行为。而当整个社区出现越来越多的婚姻伦理失范现象时，人们对其态度见怪不怪，也是对其不良风气的纵容，助长了不良社会风气的扩散。因此，一个不好社会风气会影响人们的婚姻态度，以及婚姻的稳定性。
三、总结与思考
综合所述，S村年轻人对婚姻伦理失范的态度就像埃德蒙·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提出的“钟摆理论”。把变迁理论融到社会结构中来探讨，社会发展不是一个静态，而是一个动态流变过程。他们对婚姻伦理失范的态度就像“钟摆”来回摇动。受到父母或外界力量从道德标准来教育或评审时，他们心里、行为会暂时“洗心革面”，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来。当一段生活过于安稳平淡时，或遇到家庭矛盾爆发时，他们又开始起伏波澜，又会主动加入到那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圈子里。他们（女性）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经济依靠外在打工的对象。对于家暴行为，当事人会保证承诺下次不会再犯，可一旦有矛盾冲突时又会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大多婚姻越轨行为、家暴等，都像一个钟摆来回摇摆。如此婚姻伦理失范状态会给家庭生活带来极大的伤害。从长远角度来说，这不利于S村社会稳定发展，给社区稳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
过去，妇女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家庭后台，照顾家里一切。相对于女性的生活区域，男性主要负责家庭的前台，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状态。正如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之“拟剧互动理论”中所说，每个人的生存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并作为扮演者的角色，也就是剧情表演者。人们的社会行为会受到社会体系预先写好“剧本”的限定。“剧本期望”是指社会规范对各种社会位置上的角色的限定[19]。人们按照社会文化体系把男性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职责加以分工，当然也有交叉区域。这都是文化的限定，女性很少“抛头露面”。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结构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多女性角色由以往在家庭后台走到了前台，现在的角色与传统社会时的角色有了颠覆性的逆转，她们和男性做着同样的工作，经济上得到独立，视野也扩大了，有了更多的选择，丰富多彩的生活，使得他们愿意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同样也产生更多的迷惑。社会文化改变使得女性在婚姻中行为失范几率加大，两性之间婚姻的稳定性更差。
注 释：
[1] 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朱力：《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4] 闫玉、姚玉香：《社会性别视角下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失范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 王羽薇：《社会性别视角下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失范问题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6] 吴芳：《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婚姻越轨问题的伦理审视》，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7] 周葵：《论婚姻越轨中的道德张力》，《法制与经济》，2017年第13期。
[8] 遵照专业惯例，对该地名进行处理，笔者称为“S村”。
[9] 访谈对象：LML，女，75岁，苗族，2019年7月于她家中访谈。按照专业伦理要求，以下出现的访谈对象的姓名以字母代替。
[10] 访谈对象：PBW，女，48岁，苗族，2019年7月于该村河边访谈。
[11] 访谈对象：LJF，男，54岁，苗族，2019年7月于他家中访谈。
[12] 访谈对象：PLF，女，20岁，苗族，2019年7月于谷陇镇上访谈。
[13] 访谈对象：LSW，女，53岁，苗族，2019年7月于她家中访谈。
[14] 访谈对象：PJD，女，64岁，苗族，2019年7月于她家中访谈。
[15] 访谈对象：YCX，女，48岁，苗族，2019年7月于她家中访谈。
[16] 访谈对象：PS，女，45岁，苗族，2019年7月于她家中访谈。
[17] 周晓燕：《对当代青年几种婚恋观的思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18] 陈成文：《社会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黎民、张小山：《西方社会学理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2019年研究生创新项目“贵州龙岩英村苗族婚姻2017级文化失范研究”（YCX19020）。
作者简介：龙寸英（1990-），女，贵州黄平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李军（1974-），男，甘肃武威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与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