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发生在莫斯科图什诺机场摇滚音乐会上的恐怖爆炸事件带给人们的震惊还未消除，8月1日在莫兹多克市一家军医院又发生严重自杀性爆炸袭击。
自去年年底以来，车臣非法武装在俄罗斯境内掀起了新一波恐怖主义袭击狂潮。政治暴力事件特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在俄罗斯社会乃至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至今难以消退。新近发生的一起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规模、手法、烈度等方面不断升级，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销蚀作用。它们就像政治瘟疫，其毒化作用仍在发展。
为什么车臣恐怖分子的气势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嚣张？的确，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车臣反政府恐怖主义活动，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俄罗斯国家发展史中民族关系问题长期积累下来的症结。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衬托近期俄罗斯车臣恐怖活动升级的地区形势和国际政治背景。换句话说，车臣恐怖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当今世界存在着的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一部分反映，也是欧亚地区诸多特有地缘因素在目前国际关系大气候下受到激化的具体体现。——许 涛
历史甩给普京的“包袱”
蒋莉
俄罗斯人与车臣人的历史积怨由来已久，可追溯到18世纪初。当时沙皇俄国向外扩张，派兵南下征服高加索地区，遭高加索穆斯林的强烈抵抗，车臣成为沙俄在北高加索地区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沙俄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才于1859年征服车臣，并将其纳入帝国版图，同时也在被征服为“臣民”的车臣人心中埋下了仇视俄国人的种子。
历史上，苏联政府曾对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使他们的利益长期受损。卫国战争后期，车臣和印古什两个民族甚至被强行放逐到西伯利亚和中亚，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被撤销。直到1957年，苏联才给车臣人“恢复名誉”，允许他们重返家园。
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以及错误的民族政策给车臣等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强化了车臣人的叛逆性格，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敌视和仇恨越积越深。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政权后，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使本已摇摇欲坠的联邦体制遭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苏联各地掀起一股强劲的独立浪潮，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在这场独立运动中，车臣民众也从此告别了平静的生活。
80年代后期，以杜达耶夫为首的分裂势力宣布车臣独立之初，正值苏联上层争权夺利最为激烈之时，社会局势持续动荡。中央政权对各地区的控制能力被大大削弱，根本无暇顾及车臣问题。加之北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民族矛盾最为复杂和敏感的地区，苏联当局不愿面对现实，而是有意回避，任车臣民族分裂势力发展壮大，结果养虎遗患。
叶利钦执政后，提倡所谓民主政治，盲目扩大地方自主权，并对地方领导人许诺：需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走多少主权。这普遍导致地方要求扩大自主权、寻求中央拨款，却不向中央上缴财政。车臣分裂当局几乎把中央的拨款全部用于武装队伍，并强行占有俄军撤走后留下的大批军事装备，既不签署俄联邦各主体1992年3月缔结的《联邦条约》，也不参加1993年12月俄联邦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新宪法全民公决。车臣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
由于俄当局对车臣问题分歧严重，导致政策多变，错过了解决车臣问题的最佳时机。1994年底被迫出兵平叛时，俄军又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时任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曾说，只需一个伞兵团两个小时就可拿下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结果俄军付出惨重代价。第一次车臣战争以俄军失利而告终。
普京当局的车臣政策也存在一定疏漏。普京出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出于政治需要，在车臣问题上立场十分强硬，以“铁腕”树立威信。但当选总统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外交等事务，在车臣问题上却未采取进一步举措，致使车臣问题久拖不决。在去年的总统咨文中，普京再次称车臣战争已经结束，但莫斯科人质事件及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恐怖爆炸案表明，车臣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大有反弹之势。
普京出于稳定政局和竞选的需要，今年年初以来再度调整车臣政策，促进车臣举行全民公决，签署大赦令，实际上是向选民传递车臣即将实现和平的信息，以使自己在车臣问题上变被动为主动。但车臣极端分子并不买账，他们拒绝承认全民公决结果，对大赦令更是不屑一顾，反而变本加厉地实施恐怖活动，普京对此尚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根治办法。目前，车臣处于一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加之俄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自普京对车臣开战以来，俄军死亡人数已达4500人，伤1.5万)，士气严重受挫，俄国内反战情绪不断上升，有41%的俄罗斯民众对当局解决车臣问题的前景感到悲观。
堵死了自己的路，也把俄罗斯逼上绝路
孙渤
历史似乎对于车臣民族过于苛刻，使他们多次失去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民族的机遇。然而历史还告诉人们，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在车臣丧失的机遇中，既有别人褫夺的，也有自己丧失的。这也只能从车臣民族自身寻找原因了。
距车臣东部不远，隔着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有一个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这里居住着欧洲惟一的佛教民族。其祖先是土尔扈特蒙古人。17世纪初叶，因受到准噶尔人的排挤，土尔扈特部远迁高加索。1771年，因不堪忍受沙俄欺压，又听说准噶尔部已被剿灭，土尔扈特大部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历时近一年、行程近万里，重归故土。而留在北高加索的那部分人，则自称“卡尔梅克”，即“留下”之意。他们对俄罗斯人同样没有好感，但是，他们选择了留在俄罗斯帝国内，毕竟帝国有庞大的资源可以利用。
如果说，卡尔梅克人信仰佛教，比车臣人相对温和，那么另一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鞑靼人也信奉伊斯兰教，要说与俄罗斯人打仗的资格，哪一个民族都比不上鞑靼人。他们从10世纪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开始，就一直是俄罗斯人的死对头。卫国战争中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流放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苏联解体后，原21个自治共和国中，只有两个拒绝签署加入俄罗斯《联邦条约》，一个是车臣，另一个就是鞑靼。一直拖到1994年，鞑靼才在2月15日——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前签署了这项条约。同时他们争得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税收基本上不用上缴，而联邦政府还要保障他们的外部安全。这种俄式的“一国两制”形式，是一种双赢，是俄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巨大进步。
曾有人劝车臣首领杜达耶夫仿效鞑靼人，但他一口拒绝：“宁可吃草，也要独立。”这是车臣民族性格的活生生的写照，也从根本上堵塞了车臣人利用和平手段争取民族权益的路，同时也把俄罗斯逼上了绝路。这样做是否就符合车臣民族的根本利益呢？
高加索的崇山峻岭蕴育了车臣人的剽悍性格，广阔的大地培养了俄罗斯人的尚武精神。车臣问题使这两个性格最强的民族碰撞出火花，谁都不服软，谁都要占上风。第一次车臣战争车臣人占了上风，叶利钦不得不与车臣和谈，但俄罗斯人心中不是滋味，于是有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等普京占了上风要传递和平信息时，轮到车臣人不干了，于是有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怖活动。车臣问题陷入了一个怪圈。
地区环境“助纣为虐”
许涛
遏制恐怖主义瘟疫的非军事化因素
作为与传统的国际安全威胁因素有重大区别的国际恐怖主义现象，从其生成条件、实施过程到影响途径，都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从冷战结束到目前为止，国际恐怖主义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恐怖活动主体与客体的普遍非政府化和非军事化。这一方面体现了国际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泛”化和非常规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国际社会主要力量不对称前提下极端主义因素积累的临界状态。
包括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各国在内的欧亚地区在承受了苏联解体等重大地缘裂变的冲击后，尽管经过了10多年的恢复，各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却仍然十分脆弱，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化地区(如俄罗斯的车臣、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等地区)居民的贫困、失业状况严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恰恰利用了这些地区不断上升的极端主义情绪和民众复杂的民族、宗教心理，企图制造针对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动荡，以期达到明确的政治目的。
所以，各国政治家们均认识到，军事打击对于反恐斗争来说只是暂时有效的一种手段。全面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瘟疫，除了有力的军事打击和震慑外，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打击与恐怖势力有关的其他犯罪活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各国政治稳定水平等，才是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深层面措施。
大国利益角逐下的“盲点”
9.11事件后，反恐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生活的主题，同时也成为各国际政治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实用的借口。美国在2001年国际联合反恐军事行动中实现了在阿富汗和中亚各国驻扎军队的计划，北约随后跟进。目前，西方国家的驻军已达到了数千人，冷战后勉强维持的欧亚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原有的各种地缘政治因素被进一步激活。
俄罗斯担心失去对最后安全缓冲地带的控制力，充分运用自己特有的地缘优势，力保经过冷战大退却后仍在欧亚地区仅存的政治、军事利益。去年10月，俄罗斯空军抢占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附近的坎特机场，与近在咫尺的美国驻军形成“零距离”对峙。接着，俄罗斯推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升级为正式的军事联盟；今年5月，又决定成立这个军事组织的联合司令部，并通过中亚各国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对俄罗斯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的依赖，继续维持对欧亚地区安全事务的发言权。
然而，北约军事集团当然不愿就此失去在欧亚地区已花费高昂代价开辟的战略空间。就在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前的7月8日，北约空军司令约翰·多拉中将访问了格鲁吉亚，与格商讨了利用格空军基地建立“阿瓦克斯”空中电子侦察系统的事宜。据俄罗斯军事专家介绍和分析，这一系统一旦投入使用，将使北约的空中侦察范围由里海南岸、土耳其周边推进至高加索山脉以北200公里纵深。如果与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即将建成的防御性军事设施连接成一体，北约的空中侦察能力将覆盖大部分中亚地区及黑海和里海地区。明眼人不难看出，在一阵反恐的开场锣鼓之后，欧亚国际政治舞台上却演绎起了新的一场“大角逐”。在大国势力实用的地区战略目的面前，欧亚各国所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因素自然就退居到第二甚至第三位了。
正是由于这种大国集团与地区国家之间利益上的差异，加之地区力量对比一再变化引起的安全格局失衡，在以大国势力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板块之间存在缝隙，欧亚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得以继续生存和繁衍，并伺机通过一系列新的恐怖活动以示存在和扩大影响。
今年以来，塔利班残余势力趁着阿富汗临时政府尚未对全国实行有效控制，在边远省份又形成了有组织的秘密活动，并扬言要在4月初发起“春季攻势”；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被击溃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又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聚集起来，叫嚣要重返乌兹别克斯坦，解放在政府监狱中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期间，一些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利用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在俄罗斯、中亚各地煽动反美情绪，并鼓动签名活动，声称要组织“志愿军”，参加反美“圣战”；活动诡秘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势力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蔓延，今年五六月甚至出现在莫斯科，并且已明显地表现出准备从事恐怖活动的迹象。面对整个欧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我们不能不看到其对俄罗斯车臣恐怖主义活动所构成的总体环境氛围和影响作用。
国际因素推波助澜
蒋 莉
今年3月29日，欧洲委员会宣布将派遣调查小组了解车臣居民的生活状况和人权问题，并警告俄当局，如果车臣的人权状况不改善，该组织将替车臣向国际战争罪行法庭提出控诉。4月，欧盟在联合国第59届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俄侵犯车臣人权的提案，这是欧盟连续两年在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对俄罗斯的谴责提案，后遭否决。北约、欧安组织等也以“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俄施压，有的甚至威胁对俄实施制裁。西方的种种干预使车臣问题更加复杂化，给俄解决车臣危机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近年来，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调整了策略，加紧向北高加索地区渗透。来自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圣战”、“穆斯林兄弟会”等原教旨主义组织成员多次通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潜入北高加索地区。在车臣非法武装中“有来自所有穆斯林国家各教派”的极端分子，也有国际恐怖大亨拉登的狂热信徒。
在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撑腰下，车臣恐怖分子首领巴萨耶夫不但自诩为车臣最高宗教领袖，而且还宣称要建立“北高加索伊斯兰共和国”，妄图使该地区成为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基地和活动中心。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分子与当地极端势力相勾结，为其提供资金、装备，帮助其培训人员，甚至提供雇佣兵。据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透露，车臣目前有70多个非法武装团伙，非法武装人员总人数约1200人，其中外国雇佣兵约有300人。仅拉登的“基地”组织就曾为车臣非法武装提供资金2500余万美元，并帮助其建立营地、培训人员、提供大量武器装备。
在国际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支持和鼓动下，车臣非法武装更加有恃无恐，“自杀性爆炸”已成为恐怖分子向俄当局示威的首选袭击手段。去年10月莫斯科人质事件以来，人员伤亡最大的五次恐怖活动均为“自杀性爆炸”形式，造成90人死亡，540多人受伤。随着车臣总统选举、俄议会和总统大选的日益临近，车臣极端分子的恐怖行动可能会更加活跃和频繁，目的是破坏普京主导的车臣和平进程和俄国内局势的稳定。
美俄同反恐境遇各不同
王郦久
美国与俄罗斯近年来针对不同对象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恐战争。1999年10月，俄罗斯开始第二次车臣战争，意在铲除车臣非法武装，巩固俄罗斯的领土完整。2001年10月，美国为报复9.11恐怖袭击，发动了针对藏身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拉登和塔利班及其首领奥马尔的反恐战争。2003年3月，美国又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比较美俄两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可以看出，同样是反恐战，除类似之处外，更有两者间的差异。
“貌似”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与俄罗斯的车臣战争相似之处在于通过战争推翻了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当地政权，并按照战争发动者的意图，建立了新的政权体系，推举了新领导人。美国通过对阿富汗动武，打垮了塔利班政权，代之以卡尔扎伊为首的阿富汗过渡时期临时政府。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找被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如说就是为了推翻萨达姆的统治。现在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萨达姆的党羽纷纷落网，围剿萨达姆的行动在伊拉克全境展开，临时管理委员会也接管了政权。尽管如此，伊拉克的国家秩序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车臣过去的“领导人”马斯哈多夫早已被推翻，车臣的行政事务由普京总统委任的临时领导人、车臣宗教领袖之一卡德罗夫负责，并拟在今年10月5日举行车臣总统选举，但俄罗斯在车臣剿灭非法武装的行动至今没有结束。
除上述类似之处外，美国与俄罗斯展开的反恐战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未抓到想抓之人，这令两国当局感到沮丧。美军与奥马尔和拉登、俄军与马斯哈多夫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玩”完。
“神异”
实际上，美国与俄罗斯开展的反恐战，不同之处远多于相似或共同之处。
首先，双方开展反恐的地点不同。美国的这两场反恐战都是在境外完成的，而俄罗斯则是在其境内的车臣及周围地区作战。
其次，反恐对象不同。美国面对的是两个国家及其统治者，俄罗斯面对的则是地方政权和人数不多的非法武装。
第三，使用战术不同。美国采取速战速决，力图以优势兵力、先进武器和精确打击，达到在短时间内摧毁敌军力量及推翻敌对政权的目的；而俄罗斯只能先空袭主要军事目标，后与武装分子打长期的游击战，根本无法指望迅速取胜。
第四，使用武器的烈度不同。在境外作战的环境条件和谋求速战速决的战术，促使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使用了最强大的火力和最先进的武器，甚至使用贫铀弹等准核武器；而俄因在境内作战，只能使用常规武器，避免使用任何可能造成严重生态后果的武器，甚至也尽可能减少对城市建筑物的轰炸。
第五，伤亡人数不同。由于美军主要依靠先进武器和大杀伤力武器，地面部队直接参与作战的时间短，因此美军伤亡人数较少，而造成的平民损失却十分惨重。战争期间，美军在阿富汗死亡仅数10人，在伊拉克死亡130多人，然而却给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分别造成数千上万人的死亡。相比之下，俄军由于主要是通过地面战和游击战清剿非法武装，自身伤亡惨重。自1999年8月至今总共有约4500名俄军人、警察和安全局人员在车臣战争中丧生。
殊途能同归吗？
目前，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清剿拉登、奥马尔和萨达姆的行动还在继续，反恐的后续行动一直未停止过。在不断有恐怖分子落网的同时，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也不时受到当地平民和武装的袭击，在伊拉克的美军死亡人数上升之快超出美国行政当局的想像。针对美国人的袭击还在世界许多地方频频发生，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袭击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民意调查显示，近期美国人的安全感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这不禁让人发问，美国式的反恐究竟能否制止或减少恐怖活动？
同样，俄罗斯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行动也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据俄官方透露，车臣非法武装的人数也由最初的4000人~5000人减少到现在最多不超过1200人。但俄军的伤亡人数还在不断增长，恐怖分子通过“人体炸弹”使俄首都和车臣邻近地区不得安宁，人们被恐怖气氛所困扰。
恐怖活动应当受到预防和遏制，但各国在各地面临的任务不同。同样是反恐行动，因其任务、对象、地点、方式等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因此各国在反恐斗争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仔细分析，谨慎决策，以避免酿成更大和无休止的恐怖灾难发生，从而陷入反恐—报复—再打击—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
反恐实际上不是一场战争
李伟
俄罗斯在车臣进行了两次战争，对车臣非法武装形成了重创。尽管如此，9.11事件以后，车臣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俄罗斯对此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俄罗斯同车臣恐怖分子做斗争的同时，还要同国际上与俄罗斯持不同观点的西方国家做斗争。9.11之前，有些西方国家认为发生在俄罗斯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不属于恐怖主义活动。后来，由于车臣的恐怖活动不断加剧，车臣有三个组织被美国定为恐怖组织。因此，目前俄罗斯反恐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过去有人说车臣问题是民族或种族问题，那么现在大家都认为车臣非法组织的暴力事件是恐怖主义事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另外，要清醒地认识到车臣问题不仅仅是车臣本身的问题。车臣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的每一次恐怖活动都有国际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和人员帮助。这也是俄罗斯不断加强反恐但又效果不佳的一个原因。
其实，俄罗斯在漫长的反恐过程中也有了一个转变，即把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转变为对车臣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的打击。这个转变实际上不仅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这就是说，车臣恐怖组织失去了作为一种非法武装与俄罗斯对抗的能力，而是作为一种恐怖组织转入地下活动。这意味着反恐的难度非常大。
首先，恐怖分子隐藏在暗处，且与平民百姓混在一起，这造成了对他们的打击难度。其二，在情报的搜集和对情报的判断上也有难度。从近期的几次恐怖活动来看，俄罗斯当局虽然事先也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但仍难以制止恐怖活动的发生。加之恐怖组织事先可能制造了许多虚假情报，这就使人们对情报的判断存在很大困难。第三，防范恐怖袭击也是一个难点。防范相当严密的军事目标、政府建筑等“硬”目标都难免出现疏漏，被恐怖分子钻了空子；一些流动的目标就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软”目标。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恐怖分子就有可能发动袭击，很难防范。
鉴于上述难点，在反恐问题上应有一些新思维。其实，反恐实际上并不是一场战争。首先，恐怖活动没有任何战争特征。法律上对于战争的种种约束，在恐怖活动中都是不存在的。其次，从恐怖活动的整个行为来看，它也不是战争，因为军队实际上打不到这个目标。第三，恐怖分子不是同国家强力机构作战，而是针对平民百姓。
另外，应该把俄罗斯的反恐斗争纳入到国际反恐的全局中加以审视。我们应该看到，恐怖活动现在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国际上恐怖势力相互支持，并且利用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矛盾。这样它们就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由此看来，反恐是长期而持久的任务，它的最终铲除必须随着社会矛盾的缓解而得到最终解决。
近来频频发生的恐怖事件似乎让世人觉得，恐怖分子在俄罗斯无处不在，整个车臣都在搞恐怖活动。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假象的产生得益于新闻媒体的作用。从恐怖活动的自身规律来看，恐怖分子之所以要制造暴力事件，就是要造成尽可能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俄罗斯，还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既让人们关注人员伤亡的情况，也关注人员伤亡背后事件制造者的诉求、主张和实力。但是，这种血的代价实际上伤害了民众，也使民众更加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战争的负面效应
孙 渤
民族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感情有时甚至超越了理智。正因为如此，非理性的东西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使战争也越发变得没有理性。如果说，车臣的“独立战争”最初曾得到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同情的话，那么随着车臣叛军一次次地把屠刀举向无辜的平民，随着他们一次次地与国际恐怖分子合作，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这种同情心早已被打得粉碎。为独立而战的车臣军人早已沦为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
制造恐怖事件成了谋生手段
长期的战争严重地毒化了车臣及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民的赤贫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长期紊乱。现在，在人均收入只有几美元的车臣及周边地区，从事与恐怖有关的活动已经是当地人谋生的手段。有关资料显示，一名“杀身成仁”的“烈士”可以获得2.5万美元的抚恤金；一名为恐怖分子“站岗放哨”的妇女一次可赚得五美元；如果恐怖分子雇佣一名小孩儿，则两美元足矣。
长期的赤贫催生了腐败，有情报显示，只要花费数十美元就可以搞到在格罗兹尼的通行证。其直接后果就是恐怖分子在俄军眼皮底下从容地运送炸药，然后给车臣政府大楼致命的一击。
腐败侵蚀了军队。有报道称，两名入伍新兵，竟然稀里糊涂地被长官卖给了叛匪，可怜他们的老母们不得不带着赎金，向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们讨回儿子。
腐败甚至还打垮了“反恐精英”。一名“艺高人胆大”的车臣恐怖分子，竟然突发奇想，做起了“与虎谋皮”的买卖。他从一名俄北高加索内务部的特工手里买了一辆内务部的“卡马斯”牌重型卡车，然后驾驶着它毫不留情地撞向了俄军的医院。这座救治与恐怖分子浴血奋战而负伤的俄军将士的“功勋医院”顷刻间被炸成一片瓦砾。
“黑寡妇”原是良家妇女
妇女和儿童历来都是无政府状态的最大牺牲品。一段时期，被恐怖分子吹上了天的“黑寡妇”敢死队，就是他们手中的玩物与工具。尽管她们被人称做“黑寡妇”，但深入的调查却表明，许多人的情况根本与此不符，她们甚至没有任何家人在与俄军冲突中死亡。
据普京总统的车臣问题高级顾问谢尔盖·亚斯特泽姆斯基说，这些女性充当自杀炸弹完全是受人威逼。他指控车臣武装分子违背这些“黑寡妇”本人的意愿，强行逼迫她们做自杀炸弹。他说“车臣武装分子用毒品将这些年轻的女孩变成了狠毒的女人。我还听说这些女孩被残忍地强奸，强奸过程还录了像，从而使她们再也无法作为正常人在车臣生活，她们剩下的选择，就是用装满钉子和滚珠的炸弹将自己引爆身亡。”
一名被捕的“黑寡妇”详细地讲述了她充当人弹的全过程。穆日霍耶娃的丈夫和父亲在车臣战争中双双阵亡。恐怖分子将她和孩子接到了山里，每日向她灌输俄军的“罪恶”。今年7月1日，恐怖分子告诉她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了，她想不去也不行，因为孩子还在恐怖分子的手里。
在音乐会上引爆炸弹的少女
美国一名女记者不久前亲往车臣调查，以事实戳穿了恐怖分子的谎言。今年7月5日，在莫斯科图什诺机场举行的音乐会上引爆炸弹的叶莉卡兹耶娃就是这样一个无辜的少女。20岁的她居住在车臣境内一个叫库查洛伊的小村庄里。该村位置相当偏僻，很少被战火波及。据叶莉卡兹耶娃63岁的祖母讲，她的孙女一直与父亲、母亲和一对弟弟妹妹住在一起，他们一家从未卷入过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与俄军的冲突。可是今年2月，叶莉卡兹耶娃突然失踪了。祖母称，叶莉卡兹耶娃很可能是被她21岁的同父异母哥哥绑架走的。一名叫克希达的邻居对记者称，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叶莉卡兹耶娃会被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收买或洗脑而充当自杀炸弹的。她对记者说∶“我永远不信她会自愿地去做自杀炸弹，因为她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一个思想非常现代的姑娘。她爱学习，她的头脑中绝不可能存在这种恐怖的念头。”祖母和邻居们说，叶莉卡兹耶娃对这些武装组织和极端思想根本就不感兴趣，她只想继续学习医学。在曾与孙女一起住过的那个房间里，祖母一边流泪一边对记者说：“我们曾经拥有一个那么好的家庭，在我们眼中，善良的她就像一个天使。”20岁的叶莉卡兹耶娃为何充当自杀炸弹，在亲人和邻居们眼中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俄罗斯人怎样看车臣战争
丁晓星
车臣问题已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痼疾，它对俄罗斯社会的现实和发展将有怎样的影响？俄罗斯人又是如何看待发生在车臣的冲突？对此，俄罗斯学者出版了《南方时代：俄罗斯在车臣，车臣在俄罗斯》一书，汇集了社会学家就车臣问题进行的广泛调查结果，反映了俄罗斯各界民众和学者对这场持续了多年的国内冲突的认识。
问题一：解决车臣问题的方式
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的意见随着车臣事态的发展和国内总体局势的变化而改变。1995年末，当联邦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受阻时，只有3.2%的被调查者支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而51.1%的人主张撤军；1999年11月，当联邦军队以较小的代价在车臣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时，62.5%的被调查者支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主张撤出联邦军队的只有13.2%。俄罗斯学者认为，这一结果说明了不同时期俄罗斯国内局势变化对大众心理的影响力。1995年，人们对经济、社会改革极度失望，对叶利钦的不满情绪高涨，人们将联邦军队在车臣的失利视为政府的无能。而1999年，国家出现了一位敢于负责、行事果断的新领袖，人们希望他能解决车臣问题，而联邦军队的胜利也加强了人们的这种期待。
问题二：车臣问题对俄罗斯有什么影响
有些人认为，车臣战争是俄20世纪末最关键的事件之一，许多人提出“俄罗斯将从车臣开始崩溃”的警告，认为车臣战争引起北高加索、俄南部乃至整个俄罗斯的混乱。俄前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曾经说过，“如果俄罗斯不能成功地解决车臣问题，那么它的前途将是黯淡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车臣战争无关紧要，它并不能对大多数整天为生计奔波的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带来什么现实的影响。
另外，俄罗斯人对车臣战争的态度还因为地理因素而有所差异：离车臣越远的地区，对此问题的关心程度就越低；邻近车臣的周边地区，如罗斯托夫、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格勒、克拉斯诺达尔等地区，由于饱受车臣动乱的影响，人们比较关心这一问题。
车臣战争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它导致了俄罗斯人与车臣人、高加索人乃至与穆斯林之间相互敌对和排斥的情绪。那些“带有高加索人特征”的人成为警察重点盘查的对象。2000年~2001年，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的市场都发生殴打高加索人的事件，甚至在小孩子们玩的打仗游戏中，敌对双方常常都是俄罗斯和车臣。两个民族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社会的和睦与稳定。
车臣战争的国际影响
丁晓星
首先是车臣战争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影响。
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后，西方谴责俄罗斯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要求俄罗斯政府停止战争，与分裂分子进行谈判。叶利钦强调，任何人“都无权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指手画脚”。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后，在欧安合作组织的伊斯坦布尔大会上，俄罗斯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孤立。直至俄军在车臣取得军事胜利，孤立状况才有所缓解。9.11事件后，尤其是2002年车臣非法武装制造了莫斯科人质事件和其他一些恐怖活动后，国际社会都对俄罗斯打击车臣恐怖分子纷纷表示支持，美国目前已承认在车臣的一些极端组织为恐怖组织，俄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一定的修复。
其次是车臣战争对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影响。
第一次车臣战争削弱了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影响力，独联体的离心力不断加强。第二次车臣战争和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加强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普京上台后始终强调独联体是俄罗斯传统的“战略利益区”，改变了叶利钦时代的独联体一体化政策，针对具体的国家采取不同手段来施加影响。2000年，独联体决定建立反恐中心；2002年，在俄罗斯的主导下，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提升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加强独联体内军事合作，应对新的地区安全形势。
第三是车臣战争对俄罗斯与周边伊斯兰及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
车臣战争对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土耳其与车臣分子关系密切，在其境内存在车臣恐怖分子的培训基地，恐怖分子利用土耳其作为向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的基地，而且土耳其还发生了许多次针对俄罗斯的恐怖事件，这些因素无疑都影响了俄土关系的正常发展。
但与此同时，车臣战争却加强了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车臣战争开始后，伊朗声明支持俄罗斯对车臣的政策，表示无意介入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伊朗还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对俄表示支持。俄罗斯看重伊朗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车臣战争总体上没有使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恶化，尽管阿拉伯国家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各有不同。但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车臣的独立。
第四是车臣战争对俄中关系有什么影响。
中国是在两次车臣战争中都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惟一大国。中国坚定支持俄对车臣的政策，在中亚地区，中俄也形成了准联盟的关系。中俄两国都坚持国家拥有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不允许外国干涉其内政。在中亚地区，中国为保持新疆的稳定，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密切合作，共同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势力。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作用日益加强，中国积极参加该组织框架内的各种反恐演习和行动，其在中亚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俄罗斯作家笔下的高加索
万海松
高加索地区是指高加索山脉所在的广阔地区，它包括现在的俄罗斯的西南部，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北部地带。自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因为盗天火给人类，触怒宙斯而被缚高加索之后，高加索这个名字在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中就越来越常见。似乎从那个时候起，它就代表了人类生活中遭受压制与追求自由的永恒主题。
“高加索的俘虏”
——“高加索即东方”
由于高加索地处里海和黑海之间，属于温带和亚热带之间的气候，所以崇山峻岭上植被丰富，原始风景瑰丽异常。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对高加索风景的赞美，早已有之。
与寒冷的、一马平川的北方相比，位于俄罗斯南端的气候宜人的高加索山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们向往的具有“异域情调”的地区，高加索是他们眼中的“俄罗斯的东方”。
美丽的自然孕育了美丽的人民。在诗人们的笔下，高加索不仅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那里的人也异常美丽，尤其是女人。诗人赞美她是“妩媚的化身，/像霞光灿烂又像黄昏朦胧，/活脱脱一个东方标致美人”(莱蒙托夫《巴斯顿支山村》)。她们的装束一般都是穆斯林的装扮。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唱着“东方情调的曲子”(莱蒙托夫《高加索的俘虏》)，而且还敢爱敢恨，就像莱蒙托夫笔下那个具有恶魔气质的“女皇”塔玛拉(《塔玛拉》)。
对高加索地区男人的描写基本上是离不开战争的。仿佛他们就是为战争而生、为自由而战的山民。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剽悍，从小就在尘土上玩耍、争斗，与土地和自然融为一体，就像被列夫·托尔斯泰比做牛蒡花的高加索地区首领哈吉穆拉特。但他们性格中的暴虐也是出了名的，列夫·托尔斯泰就提到：高加索山民们甚至对敌方俘虏施以开膛破肚的暴行。
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们为高加索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所吸引，甘愿在心灵上成为“高加索的俘虏”。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各有一首长诗、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短篇小说、当代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一部长篇小说(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题目都叫《高加索的俘虏》。这四部作品都叙述了俄罗斯人成为高加索人的俘虏的经历，描写了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在文明等理念上的差异和冲突。
谴责与歌颂
——对高加索战争的两种态度
历史上，俄罗斯军队与高加索各个少数民族山民的战争此起彼伏。《伊斯梅尔—贝》、《瓦列里克》、《契尔克斯人》《哥萨克》、《哈吉穆拉特》等作品里都提到了俄罗斯军队与契尔克斯或车臣“山匪”的战斗。对于高加索地区人民因战争遭受的苦难，绝大多数作家表示同情；但对于俄罗斯对高加索保持武力压制还是寻求和平共处的问题，俄罗斯作家们的观点则不尽一致。
1830年初，沙皇政府出兵高加索，对那里许多少数民族的起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把自由看得和高加索人一样重的莱蒙托夫，对高加索人的不幸境遇非常同情，对俄罗斯军队远征高加索持批评态度：“俄罗斯士兵……/处处留下善战的美名，/是他们给契尔克斯人/带来死亡也带来惊恐”(《契尔克斯人》)。可是，像莱蒙托夫这样的声音，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相反，像格利鲍耶陀夫、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歌颂的声音占多数：“战争狂暴的呐喊平息了，/一切俯首于俄罗斯刀下。/高加索骄傲的子孙，你们/曾战斗过，死得多么可怕；/但我们的鲜血不能拯救/你们……”(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在他们看来，通过战争可以征服高加索，而高加索必然会臣服于俄罗斯。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中对高加索战争的描写，几乎没有涉及爆发战争的深层次原因，只是简单地描述风景、战争和人的内心活动。而当代文学则在这方面有所突破。1997年~1998年间，当代作家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完成了以车臣战争为描写对象的小说《车臣布鲁斯》，他从宗教的角度谴责了俄罗斯的一帮金融寡头们是“恶魔”，车臣战争是他们为了获取高加索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挑唆政府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