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比较了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异同，指出全球公民社会、信息技术、实力新认知等因素促使公共外交成为一种新的外交实践形式，并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交往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除了从传播学5W的模式认识公共外交外，更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解认知，文章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角度对此进行了评析，进一步探讨了公共外交的内涵。
关键词：公共外交；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6-0058-02
一、公共外交的兴起
现代社会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离不开外交努力，但外交现象古已有之。《辞海》中将外交定义为：“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简而言之，外交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1]。
传统外交曾一度在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和平解决国家间争议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时代的命题会有时代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外交受到了诸多的挑战，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思维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并蓬勃发展至今日，大有与传统外交一道致力于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利益的势头。
英国的专家集团“外交政策中心”的报告书《走向公共外交》（Going Public）中把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做了对比，详见下表[2]60：
日本学者北野充认为，公共外交的兴起有如下因素：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的兴起；信息技术的进步造成的信息空间的变化；冷战结束造成对实力认识的变化；对外国持有否定情绪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凸显出来；信息空间上竞争的激化等[3]3。因此，正如我国国务委员、前外长杨洁篪所言，公共外交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我国的公共外交已有一段历史，“尽管‘公共外交’一词近几年才在中国出现，但类似公共外交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却早已有之。”[3]41当然，那时只是一种本能的外交手段，并未上升到理论研究层面，更没有将之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研究。2009年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至此，公共外交作为我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掀起了一轮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热潮。
纵观国内外对公共外交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尴尬就是对定义的模糊。公共外交的内涵一定程度上与文化相勾连，因而就注定了其定义的复杂性。但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有几个性质是无法避免的，一个是主体的多元性与官方性并举，即施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应该都是有意识的、有官方性质的、或明显或隐含的参与，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公共外交而是文化交流的范畴了；另一个是对象的跨文化性质，即公共外交的作用对象应该是他国的组织单位和公众，如果是面对本国公众的传播行为，那么应当划为公众外交（西方称公共事务）范畴；第三点应当从形式和目的上看，这也与官方性质有一定关系，即公共外交的最终目的是“达成本国的对外利益与目的”；首要目的是“提高本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国际形象，加深对本国的理解”；公共外交实践的方式为“与国外的个人及组织建立联系、保持对话、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等形式”。
因而，不妨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可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民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4]7。
上述的内涵辨析偏向传播学的视角，从传播者、受众、渠道、内容、效果等环节进行了考察，但要更深入理解公共外交，还需要从国际关系的视域进行分析。
二、国际关系视域下的理解
这里不妨以美国对华的网络公共外交为例进行探讨。美国奥巴马政府无疑是致力于“新公共外交”的典型代表，希拉里办公室主任谢里尔·米尔斯说：“在外交新时代，运用新媒体是关键。利用新媒体发挥美国外交‘巧实力’并扩大交流，对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至关重要。”[5]美国驻华大使馆2010年5月21日就在新浪微博开通微博账号，比我国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早了近一年，目前已有近80万粉丝，微博数达7 000条，日均发布5条微博，并且与领事馆微博、使馆工作人员微博形成微博群，网络舆论影响很大。甚至不少学者提出美国的公共外交带有较强的针对性、进攻性等特点[6]。
尽管曾经有学者批评过国际关系领域一些“三大主义式论文”[7]，但这里笔者还是想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上述的现象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分析，也想从国际关系的视域对这一外交现象进行评析。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领域最主流的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和体系。根据米尔斯海默的说法，根据“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将现实主义分为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8]。我们这里想通过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
防御性现实主义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观念，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权力增生的诱因，强调维持权力而不是增加权力；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认为国家的终极目标是霸权[9]。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是大国，坚持现实主义的人们相信国际关系的活动主体是国家，尤其是大国。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之所以永远处于“进攻性”状态，是因为大国受制于“安全困境”的博弈和作为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之中，为了安全和生存，大国之间将进行权力的斗争，以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处境的最安全。这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要义。
由此看来，美国作为一个头号强国也难逃米氏所言称的“大国的悲剧”，这样来解释美国公共外交的“进攻性”倾向似乎就有了根据。而实际上，尽管美国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中美的竞争现实，甚至还称“乐于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我们还是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其相对权力减少了，于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遏制”。如贸易战、汇率战、舆论战、反华内战、军演模拟战、拼凑反华联盟等[10]。
再从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来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析起点不同，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11]。同时，随着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跨国行为体的增加和规模壮大，传统的自由主义分析框架解决不了一些实际问题，所以新自由主义呼之欲出。新自由主义主张“以全球相互依存为中心”的观点，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军事力量不再是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同时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能确保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标。
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行为体的认知与现实主义不同，他们认为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也是国际关系的重要主体，如各类组织、跨国公司，甚至是个人。国家和个人是理性的，在国际合作中，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绝对收益，只考虑在合作中自己是否有所得益，不顾及自己的收益比别人多还是少[12]。
自由主义似乎一直都是美国官方和人民热衷和标榜的一种政治价值和生活精神取向，尽管这与外交战略的制定实施不能完全画等号，但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自由主义的一些要义，美国通过微博账号提升自己国家在他国民众心目中的存在感、美誉度，进而从思想上让人们喜欢上美国，在一些国家间事务上，他国民众的舆论也是美国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砝码。
最后，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强调的是文化和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即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不仅仅是物质性建构，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建构。建构主义的关注焦点在于指引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体的观念和信念，当物质性的事实进入了视野，但相对于观念它们是第二位的——英国的500件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不如朝鲜的5件核武器那么严重，因为英国是美国的朋友而朝鲜却不是。也就是说核弹头数量的物质性事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行为体如何看待对方，即重要的是他们的观念和信念[13]。
美国与中国虽说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上拥有共同的利益，彼此双方也需要更深入地相互协助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但不容否认，两国现阶段依然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和，上文引述的各类“遏制”就是例证之一。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对两国进行交往行为的重构成为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先抛开所谓意识形态之争或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用一种合作共赢的视角来重构两个国家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之间存在许多误读，这是信息的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双方的成见引起的。因此，从“进攻性”这个胡同走出来后，我们期待的是两国以文化做媒，以对话为上，重新构建国家的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在互动中形成新的看法，这对于两国利大于弊。当然，这近乎一种乌托邦的想法了，但是从文化和观念的角度重新认识彼此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中国近年的发展让世界关注，实力的增长另一面是外界对此的质疑甚至是不安，如何通过跨文化的交流与他国进行有效的对话，从而消除误解，消灭分歧、增进理解、增加共识，这是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需要注意的另一重要课题，公共外交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公共外交不仅是一种理论倡导，更应当成为一种外交实践，也唯有以民为亲，以文化为媒，以共识为基础，以共赢为目的，才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赢得主动，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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