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充满多样性的现代国家，国家团结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和重要条件。国家团结需要社会团结，而社会团结须接受政治秩序规制，但又增进政治秩序。社会共同体是国家团结的重要表征，重塑有效的社会共同体是现代国家增进团结的重要路径。在向现代社会过渡和转型进程中，由血缘、地缘联结的传统共同体日渐弱化与分化，现代国家亟须重建基于广泛共识的社会共同体。统一战线调节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关系，追求建设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利益情感价值的复合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存在于国家共同体之中，服务于现代国家团结需要。统一战线促进共同集体意识的塑造、共同社会理想的生成、社会成员的组织团结、社会成员的治理参与，在更大范围内推进社会共同体建设，进而促进现代国家团结。要融合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阐释统一战线与共同体的关联，阐释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为建设社会基础牢固的大团结的现代国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国家团结;社会团结;社会分化;社会共同体;统一战线;政治秩序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1-0022-09
一、问题提出：现代国家团结中的社会共同体
国家团结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和重要条件。在高度多样性的现代国家中，国家团结是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因政党政治极化、经济政策无力、族群宗教冲突、社会分化撕裂等问题面临治理困境，出现席卷全球的“世界之困”景象。在这些国家，社会离心倾向的加重，不仅使团结形态发生改变，而且给国家常态运行带来巨大压力。换言之，国家治理困境加重了国家团结困难，而国家团结的低效又进一步加剧治理困境。而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注重团结制度安排，在国家治理中保持整体团结，展现出“中国之治”的独特风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指出的：“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爱國主义精神，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1]
国家团结需要社会团结，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特定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国家的本质根植于社会[2];国家作为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社会管理机构，其内部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辩证统一[2]168。一方面，国家团结作为国家权力的治理成果，是政治秩序优良的表现，体现鲜明的政治性，社会团结须受政治秩序规制;另一方面，社会团结又能增进政治秩序，维护国家团结。进言之，社会共同体是国家团结的重要表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国家团结才得以建构和维系。近年来，共同体与国家团结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马丁·阿尔布劳认为，中国形成了一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机制都要强大的团结和集体机制[3]。张艳娥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呈现出以“阶级联合”为主到融入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的转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立足于共同体认同的“爱国者”，把阶级视角的“劳动者”与共同体视角的“爱国者”紧密地整合在一起[4]。李建新认为，机械团结社会的控制方式是国家一元化的统治或管理，有机团结社会的控制方式是以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立与合作为基础的多主体治理;现代国家治理立基有机团结的社会，其最佳治理状态是善治[5]。
现有研究关注了国家团结、共同体对“中国之治”的贡献，且主要从政治学角度进行解析。但相关研究尚未对国家团结重要形式的社会共同体进行深入探析，未对国家视角中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进行充分梳理，也未对统一战线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结进行分析。鉴于此，本文以社会共同体为视角，对统一战线在现代国家团结中的出场和作用机制进行论析，为探讨统一战线通过建设社会共同体服务中国国家团结提供理论参考。
二、传统国家团结方式：相互熟悉成员间的社会共同体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源自“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6]。滕尼斯对前现代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共同体生活充满好感，并认为这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典型形式。在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主要围绕农业展开，而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具有的地理位置固定性、不可流动特质，在客观上使劳动者的生活长期稳定。地理上的稳定性与人口繁衍的血缘性相结合，使社会成员间彼此熟悉，形成基于共同生活的共同体。相互熟悉成员间的社会共同体成为传统国家团结的主要方式。
（一）血缘与地缘联结是传统共同体的形成基因
传统乡土社会中，共同体由血缘、地缘联结并自发自然地形成。首先，血缘关系是传统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元;只要具备生产和生活能力，几户家庭可能在乡间世代生存。新生命的出生与家庭紧密相连，血缘的纽带使父母自然地对孩子施以抚育和照顾;同时，在漫长的成长期中，孩子对于父母和家庭也有原始而本能的归属和依恋。血缘家庭对于个体的影响，不仅在于它使婴儿能得到持续生存的必需资源，更重要的是使家庭成员间通过持续的情感投入形成无可比拟的亲密关系。这些因素使血缘家庭天然具有共同体的特质。其次，群体居住的形态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乡土社会中，单户家庭独然而居的情形是罕见的，乡民们选择聚集而居：一是有助于防卫，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生活，需要防范山林猛兽等自然暴力、恶意群体等人为暴力对乡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威胁;二是有助于协作，群体居住为水利、交通等需要团体合作才能有效建设的工程提供了可能性[7]。同时，群体居住对人们生老病死等重大人生事件的运作与处理显然更具优势。